不一样的科学？不一样的植物学？——反思科学的性别色彩

1.不一样的科学？

女人做科学和男人做科学不一样吗？是否存在专属女性的科学，或者所谓的“女性气质的科学”、“女性主义科学”等？在讨论这类问题前，先澄清几个概念。

“科学的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science）所涉及的问题是“谁”在做科学，强调的是科学实践者的生理性别，表达的是科学中女性的比例越来越高的变化过程。科学的女性化结果是“女性科学”（female science），在现代只有少数的女性主义者会持这种看法，认为女人在生理上有优于男人的一些特质，类似的提法还有“女人的科学”（women’s science）。例如说“植物学的女性化”，表明参与植物学的女人多，所以也被说“女性植物学”。女性化的另一个结果是让科学变得有“女性气质”（见下文），或者说叫“女人味儿”。“女性化”也是随着社会历史变迁科学发生的一种变化：当女性和男性享受更平等的教育机会时，进入科学共同体和在科学上有所成就的女性也越来越多，而且在某些领域的人数比例相对更高，如生命科学和行为科学、社会科学等“软科学”领域。

“女性气质的科学”（feminine science）与“男子气概的科学”（masculine science）相对，后者常常是女性主义研究经常批判的对象。不管是“女性气质”还是“男性气质”都是基于社会性别（gender），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都存在于一定历史语境中，没有一成不变的含义，社会文化“规定”了女人的行为方式和社会角色。因此，这两种气质并不与生理性别直接对应，而是强调做科学的方式和对科学的态度，如歌德的植物学就被称为“女性气质的植物学”；也并非女科学家就有女性气质，如居里夫人，孤独而内敛，穿着朴素的黑裙子，头发乱蓬蓬绑在后脑勺，无暇顾及日常生活，也不会做家务，并不符合传统的女性气质标准。

“女性主义科学”（feminist science）的提法争议性很大，“女性主义”在很多时候都与政治挂钩，对于追求科学纯粹性的科学家来说，这个称呼并不受欢迎。它有一长串标准：与自然的关联，综合的、整体论的和语境化的世界观，关注细节、复杂特征和互动性，富有耐心和同情心，高度重视实用性和经验知识等。女性主义科学史家席宾格尔（L. Schiebinger）也认同此观点，但她同时强调互动理论、整体论、合作性等价值概念本身就难有统一的标准，对于不同的人和历史语境，有不同的含义。比“女性主义科学”更温和的说法是“科学中的女性风格”（female style in science），这是1993年《科学》（Science）杂志做专题讨论时候采用的说法。

值得一提的是灵长类动物学，它常被冠以“女性主义科学”的代表，虽然鲜有女性灵长类动物学家自称女性主义者。费迪甘（L. M. Fedigan）列举了女性主义科学的六大特征：反身性、女性视角、尊重自然并与之建立合作、远离还原主义和二元论、人道主义价值而非国家利益、科学共同体结构的改变等，并用这六条标准去评估灵长类动物学，得出结论说它是女性主义科学。但同时，费迪甘也强调要考虑更多的因素，建立更复杂的体系去考量科学，而不仅仅是性别。其他女性主义科学史家也有类似的观念：席宾格尔认为如果说“女性主义科学”就意味着一种专为女人或女性主义者们服务的特别的科学，显然不合理，因为科学应该是全人类的事业，服务于全人类，包括女人和女性主义者，但不限于他们。凯勒（E. F. Keller）也认为是要创造发挥全人类（不仅是女性）潜能的科学大环境，鼓励多样性的思想、自然观念以及方式。

这样看来，即便是女科学家的确与男科学家采用不同的方式去做科学，以上“女性主义科学”这类说法也很难成为普遍接受或受欢迎的说法。虽然学者们热衷于这样的讨论，但并没有人敢得出确定的结论，所以他们大多都以提问而不是陈述的方式去进行探讨：费迪甘得出结论说灵长类动物学是女性主义科学，但她的论文标题依然是个问号——“灵长类动物学是女性主义科学吗？”；席宾格尔和哈丁（S. Harding），以及《科学》这样的权威杂志也是用提问作为标题。“女性主义科学”顶多是理论上的说法，原则上可能实现，但实际上基本不可能，除非改变现有的社会、经济、政治等环境。因此，这类冠以各种女性色彩的科学的界定在现实中难有定论，也没人喜欢这样的界定。即便是前面提到的灵长类动物学，研究它的科学家们也不想与女性主义扯上关系，因为人们会认为“女性化”的科学容易被瞧不起。女性主义与政治的关联也让科学家们生厌，而且对于理性科学的追求而言，灵长类动物学家也希望自己的研究纯粹、客观，不受社会文化的影响。这样的冠名也容易忽略其他因素的影响（如阶级、种族、宗教、地域等），走向与“男子气概的科学”相对的另一个极端，违背了科学作为全人类的事业、并为全人类谋福利的目标。

2.不一样的植物学？

回到18、19世纪的植物学，它也像灵长类动物学那样，因为更多的女性参与或它的一些特性被冠以充满性别色彩的指称：如女性化的植物学、女性气质的植物学、女性植物学等等。根据女性参与植物学的特点，我们不妨将其与传统的科学进步史观里的植物学（学院派植物学）作一个简单比较：

	女性植物学/女性气质的植物学	学院派植物学
影响范围	普通大众	科学家共同体[1]
影响方式	文化、教育	学科发展
职业	作家、艺术家、植物学家（少）等	植物学家
受众	女性、青少年	同行、相关专业的学生
传播方式	文学、艺术、诗性	学术、学究气
着眼点	生活世界	科学世界
编史学视角	科学文化、女性主义？	科学进步、男权或强力

这样的比较反映了女性参与植物学的一些特征，但同时也忽略几个关键的问题。首先，此区分过于强调性别因素，忽略了其他社会文化因子的影响，而且所囊括的女性只是小部分，而非整个女性群体。对启蒙时期的性别研究往往预设了女性的阶级和种族，即欧洲的中上阶级女性，而其他地区、种族、阶层的女性并不在欧洲性别意识形态的框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居维叶解剖的南非女人，与动物无异，不过是欧洲博物学家的研究对象，绝非他们意识里具有女性气质的“女人”。在参与植物学的女性中，被关注的对象基本上也是从皇宫贵族到中产阶级的范围，广大的底层贫民女性并不在此列，学者们也很少去追问女仆、农妇、作坊女工等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这样的预设，也让我们不得不思考第二个问题，女性的植物学活动为什么难以被认可，不被当成科学？仅仅是因为性别吗？其实不然。事实上，在那个时期，植物学的盛行不仅体现在女性参与众多，也体现在工人阶级的参与。体力劳动者和手艺人在工作之余，相聚小酒馆，学习和讨论植物知识，也帮植物学家采集标本。他们和女性一样，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植物学仅是茶余饭后的休闲活动。他们同样被精英植物学家们所不屑，这样的遭遇关乎性别（即便是工人阶级的休闲式参与，他们的妻子也难以介入），但根本原因在于女性与工人阶级参与植物学的业余性，在植物学家们看来是不入流的。他们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植物学训练，也没有办法通过成为植物学家的某些标准考验（如发表学术论文或专著、成为植物学协会的成员、在相关的机构任职等），自然容易被边缘化。

再进一步思考第三个问题，如何理解文化精英歌德的植物学？对于歌德的植物学而言，他对自己的定位就是业余爱好者，把植物学当成科学的替代形式，拒斥公共与私人、业余与专业、思考与经验的二元划分；他的植物学哲学也和女人的想法更接近，与西方传统观念里的女性气质相符：直觉、自发性、整体论、业余性、对诗性和心灵的追求、自然崇拜等，同时预设了女人与自然历来已久的联系，因此他的植物学被称为“女性气质的植物学”。这与被称为“女性主义科学”的灵长类动物学有本质的不同，女性灵长类动物学家们是科学共同体成员，对这门学科有话语权，而18、19世纪参与植物学的女性却总在边缘化的科学外围，毫无话语权，她们在教育、文化中的巨大影响反而被认为破坏了植物学严谨的科学形象。歌德把植物学当作修养身心的休闲方式以及与女性交往的媒介，与她们探讨植物知识，指导她们，把她们当受众，并非要平复女性在科学中与男性的平等地位。在他之前的卢梭同样钟爱植物学，但也预设了女性不如男性、不适合从事抽象严谨的数理科学，在这个前提下才肯定了女人在植物学上的天赋。基于同样的观点，19世纪的植物学家林德利（J.Lindley）才要把目标读者按性别分开、单独给女性写植物学，目的就是不想让女性进入严谨、科学的植物学，而是让她们停留在外围，把植物学当作休闲娱乐。如此看来上表中的“女性主义”编史学视角也显然站不住脚，因为本质上，这种区分依然是站在男性或强权立场去看待女性的植物学参与。

结语

正如史学家希黛儿所言，我们必须承认18、19世纪的植物学里“女性的参与以及它具有女性气质的部分”，但显然我们很难将“女性科学”或“女性气质的科学”等帽子扣在那时的植物学上。18、19世纪的植物学文化，给予了我们性别、科学、文化上的启示，也为科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然而当我们通过它去探讨科学中的女性、科学的性别色彩时，却难免陷入一个内涵难以清晰界定、外延相互嵌套的概念圈里。科学史家需要做的不是要去争论充满性别色彩的一个名号，而是拓宽研究的视野，探讨女性在科学活动中的多样性角色，并考虑她们多元的文化社会背景，展现一个更加丰富、全面的科学文化图景。

[1]“科学共同体”是一个时代错误的说法，因为在那个时期科学的建制并不完善，这样说只是为了表达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