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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孔飞力反复申明，中国社会、政治的现代转型，不应该以西方视角来观之，它不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在中国的“反应”，而是中国自身的、内部的问题。一个美国人，在法国巴黎的讲坛上，用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模式，来探讨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能否采用真正的中国内部视角是可疑的，但是孔飞力确实提出了真正的问题。
他要探讨的核心议题是：政治参与的扩大如何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起来？政治竞争如何同公共利益的概念协调起来？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
其中，第一个问题最为关键。乾隆统治的末期，中国已经危机四伏：经过长期的和平后，中国的人口数量达到极限，开荒导致环境恶化，最终洪灾连连；贪腐现象极其严重（和珅把持朝政），人们怨声载道。孔飞力认为，即使没有后来的鸦片战争，清政府的这种内部危机，也足以产生现代性议程：一个“文人中流”阶层，要求扩大政治参与，而全国性的危机，又要求中央政府加强权力，两种倾向有着内在的张力，而这也成为中国自晚清以来社会转型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所谓“文人中流”，是指一大批通过了县级院试的生员和省级乡试的举人，他们通过了科举考试，但是却没有机会做官。以获得举人身份的为例，全国就有一万人左右，其中八千人会每三年一次前往北京，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会试。当然，通过考试并有机会做官的少之又少，绝大部分是徒劳奔波。
这是一个独特的精英阶层，他们在文化和认识水平上，并不比那些官员差，但是却由于运气或者人脉的关系，只能做纯粹的读书人。他们称得上是中国独特的“知识阶级”：在漫长的读书生涯中，他们所阅读的典籍是一样的，他们拥有儒家的政治抱负，关心“天下”。去北京考试，开拓了他们的视野，扩大了交际，他们了解全国性问题，并且还同其他对全国性问题非常关切的人有来往，这让他们知道，自己事实上属于一个“共同体”。
孔飞力认为，尽管不能做官，很多文人还是利用自己的功名地位，转而“在官场之外投入了广义上属于政治参与的活动”。在地方社区，文人们一般都会从事代理税收和诉讼活动，尽管这些并不“合法”，却仍是官方所默许的。另外，他们还从事一些官方鼓励的活动，比如编篡地方志，促进或维护地方文化事业，这样的机会唾手可得。文人所从事的这些活动，可以说是“准政治性”的，他们是官方和农民之间的桥梁。
在漫长的农业社会，尽管一直都是“中央集权”，但政府的权力并未真正掌控到底层的农民，对地方官员来说，要进行有效的治理，保住官位或升迁，就必须依靠广大的“文人中流”。
这个阶层的代表人物，是魏源和冯桂芬，他们都靠自己的著作获得了全国性的影响。
孔飞力认为，魏源是时代最有影响的政治思想家。他提出了“扩大政治参与”的主张，“智士之同朝也，辙不必相合；然大人致一用两，未尝不代明而错行也”。魏源的看法是，政府若要制定正确的政策，就需要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们相互之间展开竞争。真理来自于不同观点的冲撞，让人想起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提出的“言论的自由市场”。但是，很明显魏源并不是从言论自由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他的目的不是为了限制君主权力，而是相反，他渴望能有一个更强硬、更严酷的皇帝，来进行更有效的统治，从而应对晚清一盘散沙的政治局面。
▲清末思想家魏源
相比之下，比魏源晚生15年的冯桂芬更进一步，提出了由下级官员选举上级官员的想法，“千百人之公论”应该成为衡量官员是否有为官资格的标准。冯桂芬的方案是，六部九卿这些中央部委官员，应该有下级官员来选，而地方官员，则由那些生员和举人（也就是“文人中流”）来选，很有一些议会制的味道。冯桂芬为了躲避太平军而到上海住了一段时间，当时的上海，已经被迫“开放”，冯的想法，很明显受到了外国的影响。
不管怎样，我们可以把魏源和冯桂芬的主张看做是一股要求“政治参与”的潮流。晚清危机深重，尤其是外敌的不断侮辱，让广大的“文人中流”深感不满，对朝廷的各种指责当然就多了起来。和大搞文字狱的康熙比起来，他的后辈对社会的管控力大为下降，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让满清统治者不得不对外依赖洋人的武器、对内又必须依赖曾国藩这些地方大员，言论控制能力大为减弱。“政治参与”如果进行升级，就是分权和民主，这确实是“现代”的。
但是，从魏源到冯桂芬，很明显都还处于“参与”阶段，没到吁求民主的阶段。“文人中流”们有参政议政的冲动，或许也有“联合”的冲动，但是他们却很难真正联合起来，发展成真正的政治力量，他们害怕的是一个“党”字。
对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士）来说，“党”是一个敏感字眼，也是一个让人恐怖的字眼。《论语》中孔子就告诫：“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党”和“群”都是一种联合，但是却有着本质区别。“党”不但要求其成员有共同的主张，还要求成员互相支援，这是一种更有机有力的联合，因此，“党争”是中国古代政治的高压线，是皇帝最忌惮的。党争是导致明朝覆灭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在清朝的统治阶层中是一个共识，在雍正和乾隆统治的年代里，文人在政治上的结合被指控为党争，会受到坚决镇压。因此，要联合起来，精英阶层（当然也包括官员）“要克服自己根深蒂固的政治犬儒症和学究式的冷漠，尤其需要克服自己对联合起来支持一项共同议程的根深蒂固的恐惧”（《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33页）。对魏源和冯桂芬来说，要处理的就是联合的边界问题，“党”是他们绝对要避免的。
从魏源开始，一方面，“文人中流”们对政治参与有着越来越高的热情，另一方面，内外交困的局面，尤其是于外国交战的需要，又要求国家权力更强更集中，这是一对长期的矛盾，在不同的人那里有不同的解决方案。比如李鸿章，他在上海对冯桂芬很不错，但是他又是强烈反对冯桂芬“选举官员”主张的人。
对体制外的“文人中流”们来说，他们政治参与的高峰，无疑就是康有为策划的“公车上书”事件。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输给日本，触碰到了知识阶层的底线，因此，大量的举人聚集到北京，要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历史教科书中的“公车上书”大意是这样：康有为获悉清政府要签署《马关条约》的消息后，邀约一千二百余名举人到松筠庵集会，商定联名上书。与会者在康有为起草的万言书上签了名。5月2日，各省举人排着长队到督察院呈递，而督察院借口皇帝已经在合约上盖玺而拒绝接收。但上书打破了清政府“士人不许干政”的禁令，提出维新改良的纲领……
但据现代史专家姜鸣先生考证，这是一个大大的谎言。据他实地测量，松筠庵的小院子根本容不下一千多人聚会。“万言书”在上海以小册子出版，附上了支持上书的举人名单，不过六七百人，这些人有可能是松筠庵聚会签到的名单，是否签在了万言书的原件上也不得而知。更重要的是：康有为根本没有把万言书呈递给督察院。不同的资料都证实，5月2日的集会，到会的举人们大多认为局势已经无法挽回，最后放弃了上书这个想法（姜鸣《天公不语对枯棋》）。
▲当代画家想像中的公车上书
历史真相可能更复杂，但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表面”的结论：“文人中流”最勇敢的一次联合，不但在人数上有“虚报”的成分，就其行为来讲，也不过是在一份万言书上签字而已，而且这份万言书最后还没呈给最高统治者。这有可能是理性分析的结果（呈上也没用），更有可能的是，这是他们内心深处的恐惧在作祟。这也说明，在晚清的体制内，要做到真正“现代”的革新，是根本不可能的。光绪帝非常喜欢冯桂芬的著作，他向大臣们推荐，并让他们写出读后感。孔飞力很独到的一点是，他没有仔细分析冯桂芬的观点，而是把研究的重点放在那些大臣的“读后感”上，他发现，这些人大都持非常激烈的反对意见。
或许正是既没有纵向的通道（当官），也没有横向联合的可能，才导致了“文人中流”们的现实主义选择。他们和地方势力结合起来，除了当幕僚以外，他们中的大多数从事的其实是危险的行当，比如代收税款，这最终让他们与地主和胥吏（听命于县衙的基层办事员）一起，成为错综复杂的地方势力。地方势力不但不能解决晚清的难题，而且本身就成为晚清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
这样，“文人中流”要求政治参与的问题，就和孔飞力所要讨论的第二个命题“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交织在了一起。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地方精英有自治的需求（这也是一种政治参与），而处于危机中的国家，多数人都渴求一个更强大的中央政府（中央集权）。这是自晚清以来，中国社会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即使在国民政府时期，中央政府仍没有办法越过地方精英，彻底掌控农村的资源。直到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不但消灭了地主阶级，也清除了乡村社会种种地方势力，权力才抵达到每一个人。
当然，这时已经没多少“文人中流”，在科举制度废除（1905）后，读书人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极大变化，过去的生员、举人，成为遗老，本身就早已日渐边缘化了。“文人中流”有了自己的现代版，知识分子，等待他们的是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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