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迈克尔·舍默（Michael Shermer）
翻译?红猪
2002年谢世的哈佛大学古生物学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是个坚定的怀疑论者，对于伪科学和迷信从不宽容。古尔德是犹太人中的世俗派，不信上帝，但对宗教仍有敬意，在这个问题上他尊崇一条非常著名的原则：“领域互不重叠”原则（nonoverlapping magisteria）。在1999年写的《古老的基石：美满生活中的科学与宗教》（Rocks of Ages: Science and Religion in the Fullness of Life）一书中，古尔德说，科学“涵盖经验领域：宇宙由什么组成（事实），它为什么这样运转（理论）。而宗教讨论的是最终的意义和道德的价值。”
古尔德提出这个划分，有他自己的原因（他曾多次向我说过对宗教的敬意、对许多信教的朋友和同事的景仰），但他也在书中声明：“在处理道德问题和事实问题时，领域互不重叠原则至关重要，而不仅仅是一套外交辞令。”他还极力主张，要使两个领域互不重叠，“宗教就不该对科学领域的事实问题说三道四，科学家也不能因为掌握了更多的经验知识，就自认为对道德真理也有高见。”
刚开始时，我也接受这样的划分，因为一般来说，和平协定总比互相攻击要好（加上古尔德还是我的朋友）。然而，近些年同有神论者辩论后，我却发现，他们总在入侵我们的领域、对事实问题说三道四，妄议岩石的年代，吹嘘奇迹治疗法，鼓吹灵魂不灭，谣传某个犹太木匠死而复生等等。大多数信教者认为自己的教义是名副其实的真理，而不仅是一种比喻。他们用行动违背了领域互不重叠原则，有的甚至在理论上公然反驳。芝加哥大学的演化生物学家杰里·A·科因（Jerry A. Coyne）在2015年出版了《信仰对抗事实：为什么科学与宗教互不相容》（Faith vs. Fact: Why Science and Religion are Incompatible），他在书中做了一番透彻的分析，说领域互不重叠原则“是一次不太理想的争辩，它并不能使科学与宗教调和，除非你信奉的是一种稀薄的自然神论。”
但奇怪的是，科因接着又主张，在意义与道德的问题上，领域互不重叠原则对科学家是有约束作用的，他写道：“现在的科学家一般会避开‘自然主义谬误’，不会再从自然的观察中得出道德的结论。”可是，如果不用科学来推定意义与道德，又该用什么呢？如果领域互不重叠原则是错的，那它应该在两个方向上都无法成立才对，既然它无法调和科学与宗教，那就让我们试着用科学找出道德和意义的答案好了。
我在《道德的弧度》（The Moral Arc）中举例说过，道德可以成为科学的一个分支。2014年，神经科学家山姆·哈里斯（Sam Harirs）又在《觉醒：宗教之外的灵性》（Waking Up: A Guide to Spirituality without Religion）中提出过一种很有说服力的主张，他指出，用科学的方法对意识的原理进行研究（尤其是冥想和其他需要集中精神的任务），就能找到意义。他还补充道，“接受本书中的任何内容都无需信仰”。在此之前，马丁·赛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开创了一门“积极心理学”，目的就是充分理解那些使人幸福、为人生赋予意义的行为和条件。
可是，如果科学证明了人生没有意义，只有那些我们自创的目标（无论它们多么崇高），又该如何？如果死亡是一切的终结，死后并没有灵魂存在呢？心理学家谢尔登·所罗门（Sheldon Solomon）、杰夫·格林伯格（Jeff Greenberg）和汤姆·匹兹辛斯基（Tom Pyszczynski）在2015年的著作《果核里的虫子：死之于生的作用》（The Worm at the Core: On the Role of Death in Life）中写道，知道自己会死，是推动人类事务与社会机构的一股重要力量。比如宗教的存在就可以用这三位作者提出的“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做出一定的解释，这个理论认为，我们一方面有求生欲望，一方面又自知必死，两者的冲突造成了恐惧，而宗教承诺死后仍有新生，能使恐惧有所减轻。如果科学夺走了这件管理恐惧的重要工具，那么由此产生的存在主义焦虑，会使文明走向终结吗？
我看不会。我们还会继续生活下去，驱使我们的，是我们的基因、我们的爱、我们的朋友、还有我们贡献社会（纵使微薄）使得今天的世界比昨天稍好一些的努力。进步是真实的、是有意义的，我们都能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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