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贾鹤鹏在普渡大学获得科学新闻桂冠人物。作者供图
撰文 | 贾鹤鹏（康奈尔大学传播学系博士研究生）
责编 | 李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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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伍民友教授投书《知识分子》发表了文章《荒谬的逻辑：对学科评估泛政治化的批评》。文章指出，一些学者认为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的A类期刊大多数为英文期刊，是“学术领域的自我殖民化”、“全面西化、自由主义化”。伍教授指出这些指责毫无道理，学者用英文发表论文代表的是学术共同体的认可和为了学术交流的便捷，这些指责把学术期刊评估问题泛政治化，把学术问题政治化，体现了一种荒谬的逻辑。
伍教授说得很有道理，发表英文论文确实是科学共同体的认可而不是“学术领域的自我殖民化”，这种认可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政治的。但为什么科学共同体会刻意与政治拉开距离？为何科学共同体又有底气主张反对学术的泛政治化？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先要看看科学政治化对科学的影响。
科学去除政治化对学术研究自身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并非是说政治化本身一定是坏的，所以需要避免，而是因为科学的核心精神是求真，而政治的核心是处理不同利益群体的关系。两者具有必然的矛盾。要维持科学的求真标准，就很有必要排斥政治化或限制政治化的影响。尽管科学不可避免地处于特定的政治氛围中，但这并不表明，政治逻辑一定会主导科学的求真逻辑。诸如苏联李森科事件那样的政治化不仅控制科学家身体而且也控制科学结论，或者中国大跃进期间部分科学家“论证”粮食亩产万斤的情形，在正常情况是不会出现的。
科学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政治、科学共同体有底气主张反对学术的泛政治化，这并非是与生俱来的。实际上，近代科学诞生以来，科学界一直在以各种手段追求独立于政治和权势的科学共同体。
近代科学在英国诞生时，当时的学界就爆发了化学家波义耳（Robert Boyle，1627-1691）与霍布斯有关学术发展方向之争。波义耳主张科学应该探寻实验呈现的自然真理。按照哈佛大学科技史学者夏平的考证，这就是在当时英国查理二世复辟的纷乱政局中寻求科学独立性的体现。近年科学巨匠们研究领域各异，但似乎在维护科学的独立性上都有默契。
美国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Merton）在1930年代对科学的界定，包括普世性、自我纠正的共同体（community）、无私和有组织的批评四大基本特点，这些特点既决定了科学知识独立于社会其他系统存在，并以用最严谨的方式追求真理为宗旨，也让科学可以独立于政治体系而以追求自然界的真理为目标。二战之后，在各国都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价值、大举支持科学发展的过程中，科学进一步超脱于世俗政治。
正因为如此，科学共同体拥有了追求独立于政治的学术标准的资本，科学共同体的成员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具有不问政治的底气。既然如此，学术还会泛政治化么？
恰恰是科学的这种超脱地位，才让其更容易被泛政治化。
原因在于，科学的超脱和中立性会成为各方政治势力用来强化自己一方或己方政策合理性的工具。而且随着科学不断发展，其越来越深入到社会和人们生活这些难免被政治覆盖的领域。而且科学知识可以独立于政治体系，但科研工作需要的物质和资金支持，以及科学家个人需要的功名利禄，也都让科学在现实中难以真正从政治中超脱。
回到我们开始提到的伍民友教授所驳斥的“学术领域的自我殖民化”的指控，我们看到，虽然政治会试图控制科学，虽然在现实中学术也会被贴上“殖民化”、“全面西化”或“自由主义化”等等政治标签，虽然科学家不得不为争取基金而避免与政治公然对立，但在一个正常社会中，科学仍然具有坚持自我认定的标准的能力，仍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拒绝实质性的泛政治化。这也恰恰是科学之所以为科学的原因之一。
而且，科学不但在抵制强权政治力量时取得了成功，而且也要抵制民粹政治的影响。在这方面，相对成功的例子是转基因研究。虽然很多国家的普通公众抵制转基因，也包括转基因研究，但科学界在总体上保持了符合科学规律的转基因研究，其基于科学结论和科学共识来判断转基因利弊的基本标准没有因为民粹压力而发生改变。
但也有观点认为，虽然科学的认识标准、判断标准在正常的情况下没有因为政治压力而改变，但政治压力会通过影响科研项目、科研资助而改变科学家对科研优先性的认定，并最终潜移默化地影响科学共同体的产出。这方面的影响的确有，比如人们可能会担心，欧洲公众对转基因农业的持续抵制，导致了转基因科研资助力度的减弱，从而导致很多科学问题无法得到解答，并最终影响到与农业领域相关的转基因技术的发展。
这种担心确实有道理，但值得欣慰的两点是，民粹政治对科研资源的影响，并没有影响到科学家对转基因研究的判断标准；科学是流动的，科学家更是流动的，坚持转基因研究的科学家可以到其他对该技术友好的国家或地区（如北美）从事研究。另一方面，研究表明，科学家越来越重视媒体对科学的报道，因为这关系到其社会对其研究的重视，但媒体标准并不能颠覆科学家所更加认可的同行评议。
2007年，作者贾鹤鹏（左二）与三个中国棉农代表一起，探访菲律宾转基因农业作物种植情况。作者供图
上面我们的分析已经显示，科学并不是完全隔绝于政治，而是具有抵制或至少是减少政治化对学术的内在影响的能力，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避免政治化对学术知识生产的影响的能力。科学并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完全去除政治化，而是应该设法避免政治化对科学知识生产的影响。
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至少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科学既置身于政治话语中，同时也维持了自身知识生产的独立性。具体而言，中国发展科学的战略目标是党和政府制订的，各个科研院所都有党委，大科学家不少是党员，但科学和科学家的这种政治身份在总体上并没有影响科学共同体的评判标准。比如，身为党员的首席科学家们不会因为抵制“学术领域的自我殖民化”、“全面西化、自由主义化”而放弃英文论文发表。
美国的情况也一样。在冷战期间，90%以上的物理学研究资助源于军方。但这期间科学共同体仍然能保持独立性，这段时间仍然诞生了大量的民用科研成果，科学共同体对什么是好的科学的评判标准，在总体上并没有因为军方资助而发生改变。
但尽管如此，仍有必要尽可能避免政治化对科学知识生产和科学评判标准的影响。要做到这一点，核心的一点就是要确保以同行评议为标志的科学界自治。
我们上面的讨论也提到，科学的超脱性形象会招致各方政治势力利用科学；科学深入到社会生活这些难免被政治覆盖的领域；以及科研需要政治家提供资金支持。这些情况难道不会改写科学共同体的评判标准么？的确是存在这种可能的。越是封闭的圈子，当地科学共同体受到政治控制、从而被政治化的可能性也越大，科学共同体对知识生产的控制力也越弱。
要避免这一点，一方面就需要强化包括国际交流在内的科学界的交往和流通。这就可以让受到政治强烈影响的科学家仍然需要顾及政治影响之外的同行认可、尊重科学共同体的评判标准，而不是屈服于特定政治势力的要求。
比如，2005年的时候中国对H5N1禽流感的官方结论是这种病毒当时刚刚出现，并没有传染给人的证据，所以中国不是H5N1禽流感的传染源。但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一批科学家当时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指出被怀疑2003年死于非典的一位战士，经过解剖发现是死于H5N1病毒。一开始官方当然对此并不高兴，但也并不能因此惩罚这些求真的科学家。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是开放的，信息是流通的。科学家的这些求真精神推动了中国官方在公布疫情方面越来越透明，也越来越开放。现在我们已经不大会认为官方要隐瞒疫情了。
在我们举的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例子中，《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在发表这篇论文前，按照惯例将这一重要研究做成新闻稿发布给世界各地的科学记者。这些记者们的报道也有助于强化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论文的影响力，反过来制约了政治化对科研人员的影响。所以，科学传播也有助于防止学术泛政治化。
科学传播可以促进科学信息的流通，与科学家不顾忌“学术领域的自我殖民化”、“全面西化、自由主义化”的指控而坚持在英语的本领域最权威刊物发表论文，两者的原则是一致的，都是促进信息最大化的流动，让更多的公众和科学共同体成员了解到相关研究，从而有助于以同行评议为核心的科学自治得以发展，而这种学术自治的发展，其本身就是对学术泛政治化的制约。
科学传播最主要的载体是媒体。学者们已经进行了大量有关科学与媒体互动的研究。研究发现，虽然科学家们经常抱怨媒体对科学的报道，但在科学信息从科学流向媒体的过程中，仍然由科学家一方主导。媒体大量报道的科学不端事件，实际上体现的是科学具有自净能力。这些情况说明，科学传播是有助于体现科学的独立性的。
科学传播有助于科学共识的形成，而科学共识的形成有助于科学保持对政治的独立，从而相对防止学术政治化。但这不意味着任何科学传播都有助于防止学术政治化。
在这方面，好的科学传播首先要满足的条件是充分尊重科学主流、尊重科学规律。比如在正常的情况下，应该等一项研究在同行评议的期刊上发表后再对其进行报道，这个小小的规范所体现的是对科学界同行评议的尊重。再比如对待不同的科学声音，要尊重文献证据和科学家证言的互相验证。这些工作可以有助于维护科学共同体的共识，而我们刚才的分析表明，科学共同体的共识在很大程度上维系了政治对科学的影响不会影响到科学界对知识的评判标准。
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存在的科学机构和科学家也难以免俗，会受到各种非科学因素的影响。而开放的和规范的科学传播有助于通过维系科学界的主流声音，抑制这些非科学因素的影响力。
对于科学传播中关键因素之一的媒体而言，要做到这种规范和专业的科学传播并不容易。媒体既要保持代替社会对科学进行监督的职能，又有一种本能的匡扶正义、代言弱势群体的道义感。作为媒体人有道义感当然是好事，但在科学问题上切忌因为这种正义感而受到处于弱势的反主流科学一方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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