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的《白鹿原》与贾平凹的《废都》，都以陕西作为地域背景，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对这一空间维度所发生的人或事做出了详尽的描绘，虽然侧重的维度各有不同，但都似乎默契地出现了'泡枣'与'泡荔枝'这种相近的情节。结合二位作家出身于陕西身份背景，人们也不难将这种情节归因于陕西地方的风俗特色。本文将着重分析这一风俗的渊源以及这些风俗的意义。
'泡枣'也叫阴枣，在古代正式称呼为'阴枣'，在道教书中经常出现，是陕西民间千古流传的方法。
在《周穆王》一篇中，有关于西王母用'阴岐黑枣'等奇珍异品宴请周穆王的记录，并说'黑枣者，其树百寻，实长二尺，核细而柔。'而且周穆王和西王母只是欢歌，并未缠绵欢爱。而最早记载泡枣的文学著作是清朝人宣鼎的《夜雨秋灯录》。在'巫仙'一篇中描写一个强盗有两样嗜好，一是杀人吃心，二是阴户泡枣。而事实上，'泡枣'作为封建社会备受推崇的养生方式，既没有科学依据，更是对女性的健康和尊严进行极其无情的践踏。
阴枣在陕西民间的确传说很广泛，传说著名的大地主刘文彩荒淫无度，养了七个年轻的女人，专门给他泡枣。但也许因为隐私的缘故，没有听说陕西的哪个村子有泡枣的人，而最有说服力的，就只剩下了《白鹿原》和《废都》中的相关情节。
《白鹿原》中的郭举人是一个喜爱食用阴枣者。他让小老婆田小娥每天晚上为他用阴户泡枣，并且让自己的大老婆亲眼看着把两枚干枣放入阴户。在以男性政权为主又不乏愚昧落后色彩的社会机制下，田小娥作为社会身份地位低下的女性，则毫无疑问地被迫成为了男性成全自己欲望的工具，于是，女性以类似于欲望符号的存在，则时刻面临着不可避免又无可挽回的身份危机。而田小娥悄悄地将枣取出扔进尿盆里，在一定程度上不无出于女性而言对于男性主导下的社会机制的反抗，但这种反抗却是无意义的，田小娥的反抗并未能给郭举人带来任何的不行，田小娥与黑娃的出走，也并没有给田小娥的悲惨命运带来任何的改观。因此，'泡枣'似乎只是女性身份危机的一个开始与警钟，泡枣背后所隐藏的，则是女性身份带来的无尽的悲剧。
《废都》中的庄之蝶用阴户泡的并不是枣，而是荔枝，泡的适应范围拓宽了，但工艺是一模一样的，效果也是一样的。相对于泡枣，泡荔枝倒是一种与时俱进的产物，知识分子的精神与物质上的双重迷失与女性欲望工具与欲望符号般的存在有增无减，女性的身份危机则愈加严重。在《废都》中，泡荔枝这一情节作为被删减的情节，其背后隐藏着的更深层次含义，则在于知识分子精神上庄周梦蝶般的精神迷失与堕落，以及女性作为救赎者与牺牲者所面临的身份地位上极大的不平衡。物欲情欲与性欲的异化源于现实世界的畸形异化，而女性在男性主导者的引导与压制下所面临的主体性的迷失与女性身份的危机，则是这种异化表象之下最为悲剧性的产物。
陈忠实与贾平凹作为男性作家，其作品之中所建构的以男性主导下的社会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隐含着男性对于其主导地位的自大态度，表现着男性主导者对于女性的亵渎，这种亵渎感，让女性面对着巨大的身份危机与生存困境。因此'泡枣'也好，'泡荔枝'也罢，都无疑是作者有意或是无意之中所透露出来的男性主导下的畸形社会形态细节，这种细节如蛛丝马迹般的存在，却让女性着实如临深渊。
'泡枣'与'泡荔枝'的功效，其原理大概来自于采阴补阳之说，男人依靠于女人的滋养，有利于男人的健康。郭举人娶了二房老婆田小娥，不为睡觉不为生娃，而是为了吃泡枣，据说有大补之效。'郭举人自吃了泡枣之后，便返老还童了，快七十岁的人了，身体硬朗，脸色红润，说话如敲钟，走路刮大风。'田小娥作为专门提供泡枣的工具被郭举人供养在家中，一方面表现着女性身份地位的卑微，另一方面，即便是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机制之下，男性对于自身也并非出于绝对认同的心理之中。透露着人性善恶的性行为与性心理难以掩盖男性在自身主导的社会机制下也无法消除的，根植于精神世界的迷失堕落甚至是自我否认。
庄之蝶作为在社会转型期间精神迷失的知识分子，无疑更有着对于自身身份的不认同之感。长时间处于学而优则仕的社会机制之下的知识分子，面对巨大的社会变动，可想而知的是物是人非带来的强烈的迷失感。而女性作为母性爱与美的代表，则充当了救赎者与牺牲者的身份，而用以实现这一身份的工具，则是性。因此，男性与女性在精神与物质双重迷失的状态之下并非仅仅是伤害与被伤害的关系，而是处于两败俱伤的境地。
因此，无论是《白鹿原》中的'泡枣'，还是《废都》中的'泡荔枝'，在看似荒唐的性暴露的背后所隐含着的，不仅仅是对于女性身份危机所敲响的警钟，更包括着男性即便是作为社会机制的主体，仍存在着的对于自身的不认同。因而在断裂的时间与空间之中，任男性与女性都将成为精神与物质双重意义上的漂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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