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说法是南宋遗民所写，影响深远，但并不是真实的历史事实

这一说法最早出自郑思肖的《铁函心史》：

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工、六农、七匠、八娼、九儒、十乞，各有所统辖。

郑思肖

在谢枋得的《送方伯载归三山序》里面有进一步的解释：

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制度，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谓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谓无益于国也。嗟乎悲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者也。

请注意第一句，所谓“滑稽之雄”，其实就是演滑稽戏最好的演员。这个演员是在舞台上演戏，拿儒家士大夫开涮而已。

其实，郑思肖、谢枋得都是南宋遗民中的激进派，他们经历了南宋的灭亡，也见证了蒙古骑兵进入华夏夺取政权的事件，因此对故国心怀悼念，对元王朝心生不满。

蒙古灭宋

于是，在自己的私人笔记里对元朝进行诋毁。

估计，就连他们二人自己都没有想到，自己的一句话，竟然被后代学者广泛引用，甚至成为蒙元王朝打压儒家士大夫的确凿铁证，经常被引用。

比如，钱穆在《国史大纲》（由于这本书完成于抗日战争时期，钱穆以古鉴今，对少数民族政权都怀有敌意）就引用了这个说法，并说“中国社会上自先秦一濑甚占重要位置的士人却骤然失却了他们的地位”。

其实，这一说法在历史上并不存在，元朝对于儒家士大夫，虽然不像宋朝那样给予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从忽必烈以来，也并没有拼命打压儒家士大夫。

所谓“九儒十丐”中的“儒”，指的是儒户

1978年，中国台湾著名的蒙元史学者萧启庆（李敖的同学）写了一篇名为《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廓清，彻底打破了这个谣言。

先不说这里的次序问题，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指的元朝“户计制度”。所谓“户计制度”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户籍制度，只不过元朝区分人群是靠职业来划分而不是地域，而且这种户计可以世袭。

于是，在元朝时期就有了儒户。

萧启庆与宋史学家邓广铭

在成吉思汗时代，由于蒙古帝国处在四处征战的阶段，因此他们对于文化人和宗教人士都不太重视。尤其是儒家那套治国平天下，讲究礼仪秩序的思想，根本不感兴趣。

成吉思汗手下有一个名叫耶律楚材的大臣，由于是一位儒者，就被很多蒙古将领质疑，现在国家正在打仗之际，要你何用？

耶律楚材与成吉思汗

蒙古人每打下一座城池，如果这个城池稍有抵抗，就会被屠城。公元1223年，道教全真教主邱处机专门到西北兴都库什山附近面见成吉思汗，告诫成吉思汗不要轻易杀人，并教给成吉思汗一些延年益寿的方法。

成吉思汗非常高兴，也接受了邱处机的建议，减少杀人的数量。由于这次见面，全真教在整个蒙古帝国初期，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获得了免差权，也就是免除劳役和附役的权利。

此外，虽然蒙古帝国信仰萨满教，但是他们也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因此，在1219年的时候，佛教僧侣也获得了免差权。

成吉思汗死后，窝阔台即位，儒者耶律楚材深受信任，开始请求恢复华夏地方的旧秩序，恢复孔子后人衍圣公的职位，并重用儒生。

公元1238年，在耶律楚材的推动下，开始了选取儒户的考试，凡是考取者，也可以和佛教僧侣和道教道士获得同样的免差权。

这次考试，一次性就选出了4030位儒生。虽然这次考试，考中者很少有人像此前朝代那样，获得官职，但是他们可以不用服劳役和交赋税。而且，考中者里面，有很多“贱民”，这是一大进步，因为在元朝之前，“贱民”往往是不能参加考试的。

到了忽必烈时期，忽必烈对儒家思想更加具有好感（可以用来治国）。可是，当时儒户里面掺杂进了各色人等，有些有钱人为了免除傜役，用不正当手段成为儒户。于是，忽必烈命大臣在北方，也就是元朝原先占有的领土上进行一次甄选，进行了一次考试，刷掉了一批学问不行和假的儒户。

在1276年，在北方地区一共选出2890户儒户。根据萧启庆的统计，此时儒户只占汉籍军民总户数的0.17%。由于南方南宋地区，儒家士大夫人数更多，大约占到0.85%。

我们前面说了，儒户可以跟僧、道一样，拥有免差权，此外，儒户也可以不事生产。在元朝，儒户的唯一任务就是读书学习，从而参加考试，然后当官。每户必须要出一名子弟入学学习。由此可见，元朝对儒户是比较宽容的。

国家会发给儒户奖学金，读书的学子每天还管两顿饭，每个月还给工资。后来，或许是因为皇帝觉得让他们每天白拿钱读书有点不划算，就又规定儒户可以免除丁税（人口税）和劳役，但是要交商税和地税（毕竟，这两个税是你在赚了钱或者种地之后要交的，不是天然就有）。

《神雕侠侣》中的忽必烈

此外，元朝是马上得天下，因此对于马匹非常重视，老百姓是不能骑马的。但是，儒户、僧侣、道士等，他们之中德高望重者是可以骑马的。

不过，虽然元朝统治者对儒户比较重视，但是，他们还是防止太多的儒户出来做官，逐渐夺取自己的政权。元代虽然又科举考试，但是录取人数极少（平均23人，仅有一半是汉人、南人）。元朝的官职，还是被蒙古、色目人所垄断。

儒户的出路，要么是当个小吏，要么在各地学校和书院当个老师。

由于读书不能做大官，虽然元朝对儒户的学习有制度上的保障，但是大部分人逐渐就不再安心学习，而是想方设法通过非正当手段做官。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发现，所谓儒户排在工匠、娼妓后面，乞丐前面不是真实的历史事实，因为像历朝历代一样，元朝时期，娼妓也是身份非常低下的人，商人、工匠都是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的。

不过，最后我们还要强调，虽然元朝给予了儒户种种优惠的政策，但是，由于政权被蒙古贵族所把持，儒户很少能像之前唐、宋时期那样，参加科举考试做官，而且也备受贵族的歧视。

而且，元朝时期，儒户是与僧侣、道士地位一样，丧失了此前儒家士大夫“四民之首”的地位。这不得不说，是对儒家士大夫地位的一次打击。

只不过，儒家士大夫并不像郑思肖、谢枋得所说，身份那么卑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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