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是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第一个王朝，它始建于公元386年，到534年分裂为止，共历20帝（列入正史本纪者12位），享国148年。在这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无疑是北魏帝国最轰轰烈烈的一件事情，也是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一件事情。
据史书上记载，公元490年，随着冯太后的去世，23岁的孝文帝开始亲政，而他在亲政后的第四年，就以“南伐”为名，把北魏帝国的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迁到洛阳。
对于孝文帝迁都洛阳这件事，史书上一直都是给予高度评价。
一方面，孝文帝迁都洛阳，是北魏全面汉化的最重要措施，它使得胡汉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有力缓解了各民族之间的隔阂，让北魏帝国得以实现中兴，史称“孝文帝中兴”。
另一方面，这次迁都让北魏帝国得以强有力的控制中原地区，并且迁都洛阳，意味着北魏的军事、政治重心大举南移，这也就意味着，在后来的南北战争中，北魏会对南朝拥有更大的军事优势。
也正因为此，从孝文帝开始，北魏先后对南朝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相继占领扬州、荆州、益州等地的许多地区，其领土疆域大大向南拓展，国势一度达到巅峰，后来孝文帝的儿子元恪的宣武帝之名，正是源于这份开疆拓土之功。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如日中天的北魏帝国，却在孝文帝死后仅30余年便迅速地分崩离析，走向灭亡。面对这样的突然灭亡，后世学者自然免不了对其灭亡原因进行分析。不过，却很少有学者把北魏灭亡的原因与迁都洛阳联系在一起，但在我看来，北魏灭亡的原因虽然有很多，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正是源于孝文帝跋宏迁都洛阳。
北魏最初的都城在平城，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山西省大同市，这里是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界地带。
在平城的北面，是游牧民族居住的漠南地区，这里是北魏崛起的地方；在平城的南面，是后燕帝国的河北地区，它是在北魏定都平城的前一年才被北魏征服。在这种背景下，北魏将都城放在平城，就可以有效的兼顾漠南和河北这两个地区。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北魏逐渐实现了整个北方的统一，这个时候它就还需要兼顾黄河以南的中原地区和西北的关中地区，甚至谋取征服江南，所以其军政重心必然要向南转移。与此同时，这个时候北方的柔然恰好走向衰弱，北魏的北部边境开始处在长久的和平之中。
关于这一点，史书上曾有这样一段记载：“柔然、高车两国不断相互吞并，开始的时候是柔然王被高车国所杀，不久后又是高车王被柔然国抓获......自从柔然、高车两国交战以来，北魏北方边境地区已经几十年没有战争。”
从这层意义上说，北魏能够实现迁都洛阳的背景，一是北魏成功统一了北方，这时候它需要将军政重心南移来加强对中原地区和关中地区的统治；二是北方的柔然走向衰弱，北魏帝国不用再担心来自北方的外患，可以专心经营长城以南的地区。如果没有这两个现实背景，迁都显然是无法实现的。
孝文帝想要迁都洛阳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推动鲜卑汉化，并在此过程中加强皇权。
因为，平城是鲜卑贵族聚集的地方，其皇权自然会受到各大鲜卑贵族的制约，在这种背景下，孝文帝想做什么事情，都要考虑这些贵族的眼色和利益，而类似的行为直接导致北魏的皇权非常衰弱。最简单而言，北魏在迁都之前，帝国的领衔主角，几乎就没有皇族成员。
所以，为了削弱鲜卑贵族的势力，北魏历代统治者开始有意重用汉族人士，并不断推动鲜卑汉化，其目的就是通过提高汉民族的力量，来压制和削弱这些鲜卑贵族的势力。在这种背景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民族在北魏帝国的影响力，自然是越来越大。
等到孝文帝上台后，在帝国内部全面推行鲜卑汉化改革的时机开始趋于成熟。只不过，毕竟平城是鲜卑贵族聚集的地方，在这里全面推行鲜卑汉化改革，其面临的阻力可想而知，所以孝文帝便想到迁都洛阳，以此来摆脱鲜卑贵族的影响。
并且，当迁都到洛阳后，这些聚集在平城的鲜卑贵族，便由此远离了帝国的军政中心，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整体下降，这样他们对帝国中央政府的影响力自然会在无形中被削弱，北魏的皇权就能趁势得到强化。
举个简单例子，孝文帝在迁都洛阳的过程中，曾下令让汉民族四大家族（崔、卢、郑、王）与鲜卑八大家族（穆、陆、贺、刘、楼、于、嵇、尉）拥有一样的地位。换而言之，他们都第一等的贵族。
表明上看，这是孝文帝非常优待鲜卑贵族的表现，但其实呢，这是孝文帝有意在削弱鲜卑贵族的势力。
因为，鲜卑八大姓的家族成员，被封王、封公的人都多得是，甚至而言，整个北魏帝国就是以他们为中心创建起来的，至于卢、崔、郑、王四姓，他们属于是被征服的对象，又哪有资格与鲜卑八大姓相提并论呢？
可结果呢，孝文帝却让他们都平起平坐，这叫什么事？所以，只要我们理解这一点，就应该能明白，北魏迁都的过程，其实就是北魏皇帝（包括皇族）借助日益崛起的汉民族力量，压制鲜卑豪门贵族的过程，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皇权。
在孝文帝迁都洛阳的过程中，北魏的皇权和皇族势力都趁机得到了强有力的扩张，以至于当时北魏帝国的领衔主角，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皇族成员。并且，在迁都成功之后，北魏对中原地区的控制也变得非常稳固，在此基础上，北魏在与南朝的战争中，也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其国力一度达到鼎盛。
但是，迁都洛阳，却也给北魏帝国留下了三个非常大的隐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正是北魏帝国后来走向分裂和灭亡的重要原因。
1.孝文帝迁都洛阳，让北魏帝国从此陷入与南朝的战争泥潭中无法自拔。
在北魏帝国迁都前，因为北魏的都城远在黄河以北的平城（今山西大同市），所以它们向南方扩张时，通常不会轻易越过淮河一线。因为，一旦越过淮河一线，就意味着北魏的军事主力太过远离它的军政中心，这就导致北魏在后勤补给和增援方面，都会面临太大的压力。
在这种背景下，北魏帝国对控制淮河一线的领土，实际上有些鞭长莫及。所以，孝文帝之前的北魏皇帝们，他们在制订南伐目标时，通常不会制订的太远、太大，因为制订的太远、太大，就是能夺取，也无法有效巩固这片地区。
也正因为类似的原因，淮河一线的地区，通常都是被南朝占据着。当然，也正因为南朝可以轻易保住淮河一线，接下来它们只要再向北稍开拓一点缓冲区，就能够在北部边防上拥有足够的安全感，这样南朝的绝大多数统治者们，也缺乏大举北伐的动机，至少他们北伐的野心不会难以遏制。
在这种背景下，北朝与南朝之间相对容易保持和平。问题是，北魏将都城迁到洛阳后，情况就变得不再一样。
一方面，因为洛阳距离南朝较近，北魏为保障都城南部的边防安全，自然需要不断向南扩张领土；
另一方面，迁都洛阳，意味着北魏的军事、政治重心大举南移到中原地区，这也就意味着北魏再与南朝争夺淮河一线、甚至长江一线的地区时，它在后勤补给和增援方面，都不会再存在太大的压力，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占据着优势。
因此，北魏在迁都后不久，孝文帝就通过两次大规模的南伐占据了淮河以南的重要城池，接着宣武帝上台后，北魏帝国几乎年年南伐，而且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于是扬州、荆州和益州的许多地区，都先后被并入到北魏的版图中，北魏帝国的国力也由此达到巅峰。
从积极方面来说，北魏这种不断取得的军事胜利，自然是幸运的。因为，它让北魏的疆域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如果再乐观估计，北魏按着这个势头继续扩张下去，征服江南也就只是时间问题。
但是，从消极方面来说，北魏这种不断取得的胜利，又是不幸运的。因为，北魏帝国的高层们都沉醉于这种胜利中，所以在此基础上，他们开始不断继续向南开拓疆域。
对于南朝而言，北魏的这种行为显然是无法接受的，甚至而言，让北魏占据淮河一线都是无法接受的。因为如果坐视这种事实，就会让南朝的北部边防线渐渐退到长江一线。如果真是这样，那南朝与北朝相比，就无法相提并论，南朝也变得是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在这种背景下，南朝自然会试图收复相关的失地，于是在北魏迁都洛阳后十几年里，南北朝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几乎就没有停歇过。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拖垮北魏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大规模的战争意味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也就意味着帝国的财政开支要不断增大，而想要维持着庞大的财政开支，就只能通过向广大百姓征税，或者削减其他用于民生方面的财政开支来实现，这又很容易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事实上，也正因为类似的原因，在宣武帝执政后期，北魏帝国内部的人民起义那是此起彼伏，帝国也在这片内乱中走向衰亡。
2.孝文帝迁都洛阳，让北魏帝国对北部边疆的控制变得鞭长莫及。
孝文帝迁都洛阳，对北魏的第二个影响，就是让中央政府对北部边疆地区的控制变得鞭长莫及。最后的直接恶果，就是北部边疆地区开始出现无休无止的叛乱，并逐渐脱离北魏帝国的控制。其中最典型的，当属北魏六镇的叛乱。
最初，在北魏帝国的都城还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北魏统治者为保卫都城的安危，特意在平城的北部边防地区设下六个军镇。它们自东而西分别是怀荒（今河北张北）﹑柔玄（今内蒙古兴和西北）﹑抚冥（今内蒙古四子王旗东南）﹑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怀朔（今内蒙古固阳西南）﹑沃野（今内蒙古五原东北）。
因为这六个军镇的作用主要是保卫北魏帝国都城的北部边防安全，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在这种背景下，这六个军镇的将领，大都拥有非常高的身份和地位。
不仅如此，这六个军镇的士兵们，他们所拥有的武器装备和福利待遇，也相对来说是最好的，以至于当时北魏士兵都以争当六镇军人为荣。
但是，等到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平城不再作为北魏的国都，六镇也就随之失去了原先存在的价值，至少不再像以前那样备受帝国统治者重视，这样久而久之，这六个军镇的将领也好，士兵也好，他们的地位和待遇都随之一落千丈，这自然会引起他们内心的不满。
与此同时，由于这六个军镇远在北方，致使镇守这里的鲜卑将领和士兵都少有接触汉文化的可能，这样他们与南迁的鲜卑贵族在文化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再加上他们经济地位上处于劣势，心理上自然会对日渐汉化的北魏中央政府心生排斥。
这个时候，如果北部边防地区再出现大规模的天灾和人祸时，这里居住的百姓也好，士兵也好，他们和中央政府的矛盾，就会愈发难以调和。
因为，如果北魏的都城继续在平城，那当北部边防地区出现大规模的天灾、人祸时，北魏中央政府自然会在第一时间察觉，并进行有效的善后和安抚。因为，在帝国都城附近出现这样的问题，中央政府通常都不敢掉以轻心。
但是，当北魏将都城南迁到洛阳后，北部边防地区再出现类似的天灾、人祸时，北魏中央政府通常就无法在第一时间内察觉，更无法在在第一时间进行有效的善后和安抚。甚至而言，因为财政等方面的原因，北魏中央政府还可能会报以某种麻痹。最后，当事态越来越恶劣时，局势已经变得难以挽回。
从这层意义上说，北魏六镇的叛乱，虽然是因为众多原因促成的。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显然久是因为北魏帝国的都城迁移到洛阳所导致。
3.孝文帝迁都洛阳，让北魏帝国从此失去了退路。
大家知道，以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是一个标准的四战之地。在天下实现统一的时候，坐镇洛阳，通常就是传说中的制衡天下。因为，洛阳是天下的中心，在这里可以迅速染指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真正做到指哪打哪。
问题是，当天下陷入混乱后，洛阳就会成为一块鸡肋。因为你可以在这里染指四方，四方的敌人也可以随时进攻你。因此在天下大乱时，就是把洛阳摆在那里，也没有哪个实力派会去真正全力占据它。
对此，我们可以看下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后崛起的北方霸主，比如刘聪、刘曜、石勒、苻健，还要后来的尔朱荣、高欢、宇文泰，都不曾亲自坐镇洛阳可以看出来；甚至后来北伐的桓温、刘裕，都也不亲自坐镇洛阳可以看出来。
从这层意义上说，如果北魏帝国的都城依然在平城，那当它的南部边防线出现问题时，最差的结果，无非是中原地区被南朝接管，北魏被迫退回黄河以北发展。至于说南方军队进入黄河以北的地区，在朱元璋之前，这种事情就没有发生过。
更重要的是，就算北魏退回黄河以北，也不意味着南朝可以全面接管中原地区。因为，失去中原地区的北魏，依然还是一个与南朝对等的帝国。在这种背景下，中原就会成为南北对峙的一块巨大的缓冲区。
对此，我们只需要看下刘裕的两次北伐，虽然他灭掉南燕、后秦等国，收复黄河以南的淮北、山东、河南、关中等地，光复洛阳、长安两都，甚至还大败黄河以北的北魏帝国，但北魏帝国还是北魏帝国，并且在不久之后，刘裕北伐所取的这些成果，统统都被北魏给摘走。
但是，等到北魏迁都洛阳后，这种情况就变成另外的模样。因为，迁都之后的北魏帝国，其军政重心都迁移到黄河以南，这个时候如果黄河以北的地区一旦出现大乱，那北魏随时可能土崩瓦解。
因为，北魏的都城设在洛阳，那不论北方局势有多么糟糕，它也不能退回到黄河以北发展；相反，它还必须死守着黄河以南的地区，因为北魏的都城就在黄河以南。这样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黄河以北的地区随时可能脱离北魏的控制。
退一万步说，就算北魏高层愿意退回黄河以北发展，但因为涉及到都城的搬迁，还有帝国军政重心的大转移，不要说面临的阻力，就是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不是一时半会能解决的，到时即便成功迁回黄河以北，恐怕黄花菜都凉了。
在这种背景下，一旦黄河以北的地区脱离北魏的控制，北魏帝国凭借中原这种四战之地，想控制整个北方就难之又难。
因为，它的北部会遭遇黄河以北叛乱势力的不断渗透和蚕食，它的南部会遭遇南朝的不断渗透和蚕食，其西部又会面临来自关中地区的不断渗透和蚕食，当这一切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北魏帝国就不再是北魏帝国，而是一个在夹缝中垂死挣扎的空壳子。
事实上，后来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整个北魏帝国竟然连一点反对的声音都没有，就是因为整个北魏帝国，早已经在南北双方的消耗之下名存实亡。否则，尔朱荣敢这样做，各地实力派肯定都会高举保卫皇权的旗号赶往洛阳的。
从这层意义上说，孝文帝迁都洛阳，让北魏帝国从此失去了退路，最后只能被动的陷入进退失据的局面中，然后在河北、关中和江南三方的不断蚕食下走向分裂和灭亡。
孝文帝迁都洛阳，对于北魏帝国来说，是一把标准的双刃剑。虽然它在某种程度上让北魏帝国变得空前强大，但最终却因此遭到反噬。当然，对于当时的北魏统治者来说，在不知道后来的结果之前，我们很难说这个决定是错误的。
因为，一个已经实现北方统一的强大帝国，如果不想着趁势向南发展以统一天下，反而一直缩在黄河以北偏安一隅，甚至坐视广阔的中原地区和关中地区变成南北双方的缓冲地带，面对这样的帝国和统治者，后世人恐怕又要说他们目光短浅，是扶不起的阿斗了！所以只能说，北魏低估了征服南朝的难度，也高估了它对北部边疆地区的控制。
最后，孝文帝迁都洛阳，对于北魏帝国本身来说，虽然存在着众多弊端。但迁都洛阳，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却显然是积极的。因为，它推动了南北民族之间的融合，促进了中国历史疆域的统一，也为后来隋朝再次实现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魏书》、《北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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