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成王”的事情,我觉得是可以告一段落了。毕竟有关“迁都”一说,本身就存有大量争议。个人也已表明观点,该继续进行了。接下来,我想聊一聊西周的另一位非常重要的君主,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王朝盛世“成康之治”鼎盛时期的君主——周康王“姬钊”。
《史记·周本纪》中记载:“成王将崩,惧太子钊之不任,命召公、毕公率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诸侯,以太子钊见於先王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作顾命。”而在《尚书·周书·顾命》中有文:“成王将崩,命召公、毕公率诸侯相康王,作顾命。”至于这两段史籍中的文字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想就不用过多说了,还是以较为官方的解释为主。那么,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出来,康王“姬钊”的继位,与自己父亲成王的继位经历非常相似,都是在先王正值盛年而早逝,几乎毫无准备的时候就登上了王朝最高统治者的宝座。而且,各自的父王为了确保太子的地位稳固能够顺利的完成权力交接,也都指定了可靠的王族长辈作为“顾命”。
成王在位22年,其中被“辅政”7年,亲政15年。而康王自继位,共在位26年(之前文章中误写为24年)。从各类史料来看,虽然同样是被辅政,但似乎并没有像自己的父亲那样,被“辅”的那么厉害。而是在继任之初,就被推到了最前台。根据各类史籍的印证,我个人的观点就是,由于成王已经亲政15年,周王朝初期的政局已经趋于稳定,实际上与成王继任时那种“主少国疑”已经完全不同。从而被“顾命”的几位大臣也看得出,“召公”、“毕公”等人,均已经是康王的祖父辈,无论是生理年龄还是政治野心,也都不可能再对康王有所威胁,所以,年轻的康王也得以顺利的一继任就马上成为政权的实际掌控者。以有关这一方面的相关,与本文的主题关联并不算太大,所以就不多聊了。
在《史记·周本纪》中有记:“成王既崩,太子钊遂立,是为康王。康王即位,遍告诸侯,宣告以文物之业以申之,作《康诰》”从中可看出,这个《康诰》,实际上就是康王在继任之时向天下,尤其是众多臣子们所下的一份“诰书”。而在伏生的《今文尚书》版本中,也将此文与《顾命》合为一篇。可见,其主要内容确实是以康王的继位为主体来形成的两篇内容相近的文章。然而,在历史上,在相近的时间段内,其实是还有一篇也被称作《康诰》的“诰书”出现过。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尚书·康诰》中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封康叔,作《康诰》《酒诰》《梓材》。”文中,也出现了“《康诰》”一说。从此文前文看出,这应该是成王时期,在平定了“三监之乱”之后,成王将原有“三监”所以居住殷商“余民”为主体的封地交予“康叔”管理。这个“康叔”卫封,是武王姬发的同母弟弟,之前被封在畿内之地“康”(今河南许昌禹州西北),所以被称“康叔”。后因讨逆有功,则被改封“殷地”即“朝歌”。建国“卫”!而从《尚书》中所记,这个《康诰》,是当时的辅政大臣“周公旦”在“康叔”即将到“卫”赴任之前,给弟弟的一份执政纲领和今后需要注意的提醒!
那么同样被称作《康诰》,那应如何区分呢?其实在伏生的《今文尚书》中,已经将康王继任时的那份“诰书”命为《康王之诰》。以此来区分在《尚书》中已明确注明的《康诰》之文。所以,这两份《康诰》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
之前我也说过,与本文讨论西安与洛阳这两座伟大城市相关联不大的内容,并不准备多讲,那为何要专门提了这两部《康诰》呢?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实际上是可以从史书上关于《康诰》相关的记载上得出,在西周,起码是成王和康王时期,宗周“丰镐”和成周“雒邑”,是被周王朝作为同等地位的国都来看待的,其余理由我在前文中均有或多或少的陈述,而从《康诰》而见的论据,就是所谓的“畿内”之说。“畿内”,这个词或许稍老,但“京畿”一词我想绝大多数人都听的太多了。其含义类似,所指的都是在王朝京都,以及周边一定范围内直属于国都管辖的区域。而在众多版本的西周分封的诸侯明细中,都能够查到,有一些诸侯的分封地是明确的记在“畿内”。在《周礼·夏官·职方氏》中有记:“乃辩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候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这一段话,就说明了,“畿”这个称谓,在我国的古王朝的行政建制中,是有专指的,也就是特指国都周边的区域。
那么,同样是在西周初期的分封图上看得出,能被注明是分封在“畿内”的诸侯,如周公、召公、毕公、康叔等等,基本上都是分布在宗周“丰镐”和成周“雒邑”周边的区域内,如毕公、毛伯等一些分布在现在山西境内的一些封国,也被称作“畿内”,自然是以“丰镐”为中心来划分,而像前文中提到“康叔”所封“康”,以及周公旦所封地包括后来叛逆的“三监”,都是以“雒邑”为中心来判定的。所以,由此而见,起码从文字的建制上判定,以“畿内”这个词的特殊性,“丰镐”和“雒邑”在西周初期的双国都地位是几乎相同的。
第二个原因就是,在康王继任之后,除了颁布了《康王之诰》外,还颁布了一项非常重要的“诰命”,那就是《毕命》。在《尚书·毕命》中记:“康王命作册毕,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丰。以成周之众,命毕公保厘东郊。”我曾经看到有朋友将此文中的内容作为“成周”就是“丰镐”的依据的,我想,那可能是那些朋友并没有将《毕命》的原文看完的缘故。而之后的内容,其信息量还是非常巨大而对于周王朝具有重要意义的。
王若曰:“呜呼!父师,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绥定厥家,毖殷顽民,迁于洛邑,密迩王室,式化厥训。既历三纪,世变风移,四方无虞,予一人以宁,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劝。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师言。嘉绩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王曰:“呜呼!父师,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画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
王曰:“呜呼!父师,邦之安危,惟兹殷士。不刚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陈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终。三后协心,同厎于道,道洽政治,泽润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赖,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时成周,建无穷之基,亦有无穷之闻。子孙训其成式,惟乂。呜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钦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以上便基本就是原文了,这篇《毕命》,具体的文字注释,就不过多陈述,简单地说,这就是周康王对于“成周”在“新时期”所出现的新问题,所采取的一个非常直接有效的处置方法,那就是,在周公旦去世之后,让毕公“姬高”前往“雒邑”,继承周公之志,继续强化对于“雒邑”的经营,并制定出进一步稳固“成周”及周边区域的政策,使之能够“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这个“毕公”姬高,是与“姜太公”、“周公”、“召公”齐名的大名鼎鼎“周初四圣”之一。他也是文王姬昌之子,在西周建立之后,被封“毕”地,建“毕国”,为西周时期为数不多的公爵国之一。“毕公”受命与康王而治理“成周”“雒邑”,在他的治理下,周疆域内的中、东部地区可谓是国泰民安,为整个周王朝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继“周公旦”之后,又一位对经营“雒邑”贡献巨大的西周名臣。与此同时,国家中部和东方的稳固,也为康王之后的“鬼方之战”解除了后顾之忧!
“鬼方之战”是周康王在位期间,周王朝的一次最为重要的对外战争!简单的聊上几句。关于这个“鬼方”,现在基本上的解释就是当时常年活动在在今陕西北部、山西西北及河套一带的一伙战力强悍的游牧部落,经常骚扰周都“丰镐”及“周原”等地。中华文明最早与这个部落的作战,记于《周易·既济》中商王“武丁”曾:“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而这次周康王的“鬼方之战”,则是几乎彻底的将“鬼方”主力全歼,将其驱逐至远离“丰镐”的汫陇和岐周以西。也正因此战,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候,周王朝的西部,尤其是“宗周”“丰镐”都处于一个相对安定的局面。可惜的是,康王在“鬼方之战”后两年,便去世了。在他在位的26年中,周王朝得到了非常迅速的发展,国力强盛,《史记·周本纪》里记载:“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馀年不用”,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层面上的“盛世”——“成康之治”,在他这一时期达到了顶峰!
在周康王在位期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那就是“酆宫之朝”。在《左传》中有记:“椒举言于楚子曰:臣闻诸侯无归,礼以为归。今君始得诸侯,其慎礼矣。霸之济否,在此会也。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阳之搜,康有酆宫之朝,穆有涂山之会,齐桓有召陵之师,晋文有践土之盟。......”这其中记录的众多象征着王权的礼仪活动,其中便有周康王的“酆宫之朝”。在杜预所注《左传》中曾记:“酆在始平鄠县东,有灵台,康王于是朝诸侯。”即描述了“酆宫”的所在之处,也正是现在陕西省西安市的鄠邑区内。而这次活动,也是继成王在雒邑之后,周王朝的又一次诸侯朝拜活动!在唐代兵书《李卫公问对》中记:“周礼最为大政:成有歧阳之蒐,康有酆宫之朝,穆有涂山之会,此天子之事也。”可见,对于这样大型的政治活动,已经被史书上记载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天子之事!”“酆宫之朝”的历史意义可见一斑。
据“夏商周断代工程”考证,周康王去世于公元前996年。关于这个时间上的争论确实是存在的,但主要依据多来国宝级青铜器文物“覐公簋(jue.gong.gui)”因上面刻有“唯王廿又八祀”的铭文,而对于西周前几位君主的在位年份产生了争议。但这不属于本文的主要讨论范畴,也就不多加牵扯。康王去世,后谥号为“康”,葬与“毕原”!
文末,倒是和大家闲聊个有趣的相关,就是这个“谥号”。《逸周书·谥法解》中记:“惟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建功于牧野,终将葬,乃制谥,遂叙谥法。谥者,行之迹;号者,功之表; 古者有大功,则赐之善号以为称也。车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名谓号谥。”所以迄今为止,“周公制谥”的说法算是比较主流的。“谥法”简单的说实际上就是古时对于一个人生平作为的一个概括性总结,西周初起,秦始皇废,随后西汉即又恢复。具载录可用的“谥”字约四百个,真可算是不管活成什么样,总有一款适合你了。“谥法”中大体分为“美谥”、“中谥”和“恶谥”,之前讲过殷商最后一代国君“纣王”名“帝辛”,“纣”就是对其评价的“恶谥”。而对于“康”的注释:“渊源流通曰康。温柔好乐曰康。安乐抚民曰康。合民安乐曰康。”可见康王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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