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2012-06-19 11:29:07翻译
美国康乃尔大学法学院公司法与商法教授Lynn Stout在《股东利益之谜》一书中写道，由于商界盛行的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现代股市制度和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善良的人在进行投资行为时大多会变成自私的“神经质”，另想不那么自私的投资者在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不得不做出艰难选择，迫于集体压力，于是也成了自私的“神经质”。
研究表明，公司在让股东的思想和行为变得反社会，持有一支公司的股票会对我们的大脑有什么影响呢？
美国康乃尔大学法学院公司法与商法教授Lynn Stout在《股东利益之谜》一书中写道，由于商界盛行的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现代股市制度和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善良的人在进行投资行为时大多会变成自私的“神经质”，另想不那么自私的投资者在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不得不做出艰难选择，迫于集体压力，于是也成了自私的“神经质”。
如今在商界，一个普遍的原则就是公司得“将股东利益最大化”，股东只会关注个人利益。然而这种理性经济人（作为经济决策的主体都充满理性的，即所追求的目标都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观念并不总是管用。
理性经纪人理论的问题在于，一个完全理性、自私的人本身就是个精神病患者，他如果不顾及道德和其他人的感受，为了自己的物质利益，就会不择手段。尽管这个理论在很多经济研究机构，而很多专家更倾向于行为经济学，即研究实际决策程序对最后作出决策的影响。行为经济学理论让人宽慰一些，它认为大多数投资者并非没有意识的“神经质”。
大多数人都有一定程度的亲社会性（忠实于既定社会道德准则），会在恰当的时候，为了道德原则并避免伤害他人而牺牲小部分自我利益。可能你看到每天的新闻会怀疑这个结论，但各种丑恶的现象正因为少见才成了新闻。没有报纸会这样做标题：“员工不偷东西，即使没人监视，也不会偷”。
在一项“社会困境”（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存在冲突的情景）实验中，实验对象要选择两个策略，一个是将个人利益最大化，另一个是自己利益少点，给团体内其他人更多利益。结果97%的实验对象选择了后一个策略。研究人员还发现，做出亲社会性行为的成本越高，亲社会性行为就越少。也就是说，如果自己付出的不是太多，而可以帮助别人，一般人都会愿意这样做。
1984年，位于印度博帕尔的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发生45吨有毒气体泄漏事件，造成4000人死亡。如果能避免这场灾难，公司的股东应该会愿意少一点分红。如果墨西哥湾原油泄漏能避免，英国石油公司的股东也会有同样的表现。
股东亲社会行为的更直接体现便是社会责任投资基金（社会责任投资是将投资决策与经济、社会、环境相统一的一种投资模式），比如这些基金只投资于提倡保护消费者和环保的公司，而非生产武器的公司。总体来看，社会责任投资基金的增长速度要快于整个机构投资业的增速。据统计，到2010年，投资资产中12%是由社会责任投资基金管理。
越来越多的股东要求公司要注重社会责任的履行，但为什么他们没有向社会责任投资基金注入更多资金呢？为什么对于股价之外的事情不甚关心？
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Einer Elhauge在2005年撰文解释了这个问题。对于亲社会的人一戴上股东的帽子就倾向于做出反社会的投资决策，这位教授解释归纳了两点原因。
一方面，并不参与公司日常运营不熟悉的股东缺少发言权，对于反社会的企业行为不能提出异议，甚至根本无从获知。他们关注的只有股价，甚至会向董事会施压要求采取损害第三方利益的决策。
另一方面，亲社会的投资者形成不了气候，也难以摆脱群体影响。如果社会责任投资基金的收益略低于其他基金，投资者为其亲社会行为就会付出小代价。然而单个投资者“用良心投资”的决定不会影响到整个公司的决策，即使有也非常小。另一些数据表明现代股市是不提倡亲社会投资的，投资人是否进行亲社会投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环境。在一种社会环境下，投资人会十分自私，而在另一种社会环境下，会变得更加为他人着想，这也许可以算一种“善恶两性人格”。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为股东们想法设法抬高股价提供了道德支持；同时，在认为别的投资者很自私的情况下，投资者也会跟着做出自私的行为。
以上这些或许能解释为什么一些投资者既向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注资，却又笑眯眯地持有石油和木材公司的股份。
尽管大多数人不是无意识的“神经质”，但做投资决定的时候会表现得像“神经质”。2004年一部纪录片提到，因为公司管理层必须将股东利益最大化，因此企业就是个“神经质的生物”，“即使违反道德也不得不做出反社会决策”。多伦多大学法学教授Ian Lee说：“公司变成‘病态的’利润攫取者，并不是因为公司法则，而是来自股东们的压力。”
某些股东可能本来就是自私的“神经质”，并不介意公司欺骗消费者，破坏环境。而研究却表明大多数人却又是宁可牺牲微薄的分红，也不愿意看到公司欺骗消费者，破坏环境。社会责任投资基金的回报率比起其他基金即使低一些，也不会低到哪里去。“神经质”股东并非天然，也非不可避免，而是人为所致。因为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真实地存在，而亲社会的投资行为却又不成气候，亲社会的股东纠结于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衡量之中，无可奈何只得从众，于是便成了“神经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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