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这个宏大的词，在今天变得前所未有的显要。我相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乃至放话“解放亚非拉”的时候，中国人对“世界”的理解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充分：那时候对大多数人来说，提及“世界”只是在叙述一个抽象的词，洋鬼子等同于某种天外飞仙，而现在，全世界布满了中国人；不仅仅一个中国人可以随随便便地跑遍全中国，就算拿来一个地球仪，你把眼睛探上去，也会看见这个椭圆形的球体的各个角落都在闪动着黑头发和黄皮肤。像天气预报上的风云流变，中国人在中国的版图和世界的版图上毫无章法地流动，呼的一波刮到这儿，呼的一波又刮到那儿。“世界”从一个名词和形容词变成了一个动词。
男孩比我女儿大两个月，帮我点过烟、倒过茶，还帮我系过鞋带。我心里挺高兴，对他却亲近不起来。我对他说谢谢，他会摆摆手，说不客气。我在想，他以前也是这样对待爸爸的吗？我最终没有问他，还是找机会问问他的妈妈吧。
在花街，在我小时候，世界的尽头就是跑船的人沿运河上下五百里。一段运河的长度决定了我父辈的世界观。跑船的老大和水手们带来远方的消息、零食和礼物，偶尔还带回来皮肤较好的女人，他们说到连绵起伏的山，说到漫无边际的海，说到比我们市更高更大的楼房时，我们想，哦，那是另一个世界。我们的世界的尽头是另一个世界的开始。在我念大学之前，去过最远的地方是江西，那是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和三个朋友去寻找一个女孩。迷路、饥饿、流浪，举目无亲。没找到，我们沉浸在挥之不去的失望和忧伤里，同时我们也空前地兴奋：世界竟如此之大，任我们怎么走下去它还有。现在，我们四个人和要寻找的那个女孩，每一个人曾走过的地方都比江西要远得多。据我所知，即使现在他们有的人已经停下来，他们所到之处也大大超过了父辈们的想象；而只要他们还愿意，无穷大的世界就可以随时在他们脚底下像印花布匹一样展开。
的确，我们赶上了。可以出门念大学、读研究生、进修、工作、做生意、当兵、当兵之后的转业和提干，可以到任何一座城市打工，可以到国外劳务输出，可以留学、申请绿卡、变成外国人，当然，还可以全世界地杀人越货专干歪门邪道的事。据我父母的情报，仅在我故乡的四条街上（我说的花街、东大街、西大街和南大街），方圆三公里内，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如果在本地没有一份相对满意的工作，如果他不是小时候曾被猪、驴或者马踢过脑袋，如果他的身心足以鲜活得上蹿下跳，他一定在外面的世界上跑——近到两百五十公里外的海陵市，那地方靠海，沙滩漫长，传说有的岛上住着很多猴子和神仙；远至地球的对面，那里的人黑的很黑，白的很白，说着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花街人听不懂的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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