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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梅山茶场云集着上海、南昌、九江以及我们修水县的知青将近三百人。笔者1972年3月,从江西共大修水分校,毕业分配进杨梅山茶场,1976年底离开调进湖南怀化铁路分局。在这五年期间,杨梅山茶场只有两位中共知青党员。他们是:周三梅、黄治虎。他们都是1968年“四个面向”下放到杨梅山茶场来得,比我们应该高两届。

周三梅1971年10月1日入党,是杨梅山茶场知青中第一个加入党组织的。当时她是茶场的妇女主任。黄治虎为1972年7月23日入党,当时任县农科所团委副书记兼三都茶场团总支书记(三都茶场开始属于县农科所管辖,后来分开独立)。


茶场的标准名称:江西修水县三都茶场。由于建在杨梅山上,我们习惯称为“杨梅山茶场”。

周三梅家与我们家解放前就是老邻居,我与她后来已故的弟弟是小学的同班同学。我初来咋到根基浅,有缘在杨梅山茶场与她共事,而且她还是茶场这么有名气的火红人物,便感到特别欣慰!我在茶场五个春秋,经常到她家宿舍去玩,有时候一个人,有时候约同学去。她在场部住以及二队张家垅都住过一段时期。我到她宿舍去玩,她都非常热情客气,泡上一杯修水特有的芝麻、豆子、菊花茶,关切询问我的近况。如果快到吃饭时间,必留我吃顿饭再走。多数时候,她都是自己弄菜,在食堂端饭。


她工作性质,自然要面临茶场职工家属中,方方面面的纠纷与矛盾,要她去处理与调解。后来我在茶场任文书,便就从一个更高的层次上,与她经常交往了。我们一起参加场部召开的大小干部会,由于她的特殊身份,不管场部召开什么形式的干部会,她都要参加的。我是场部文书,当然更是逢会必到。因为会场是我布置,还要给参加会议的人员泡茶。场部机关的用茶,我由到场长或副场长那批条子,然后直接到制茶厂去领。是那种茶质比较高,又很便宜,批条子才能卖给职工的“自用茶”。我代表场部机关去拿茶叶,当然就不要钱了。

周三梅在干部会上经常发言,谈一些她主管全场妇女工作的情况。语调平和,神态自若,徐徐道来,如一股泉流从山间从容涌出,并不像当时农村人民公社不少妇女主任语调泼辣,话锋逼人,透着锐气。

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刚开完干部会。她悄悄告诉我一个信息,说有一对知青恋人,现关着房门在里面,这个时候了,还没有出来!她担心会出事……

她在那个火红的时候,留下了自己一串火红的足迹!


黄治虎给我留下的第一眼印象是,正义感强,为人严谨。我们这批共大毕业生,刚分配进杨梅山茶场时,住在制茶厂内那栋长方形仓库宿舍里。到水房提热水洗脸,估计有三百米左右的路程。从水房提桶热水或从井里(水房旁边)提来的冷水回宿舍,对我们来讲水变得特别宝贵。由于用水困难,同学们见室内有一桶水,比如要洗个碗什么的,就顺便舀一点用,懒得再奔到三百米外去。风尘仆仆从老远提一桶水过来的同学,心里就有些不高兴了。有一位调皮的同学,为了不让他辛苦提来的水,让别的同学任意享用。竟在水桶里悄悄接上电源,谁去舀水就被电猛然打一下。之后,显然除了愤怒的骂声就是开心的笑声了!结果有一回电线短路,机务班的师傅查故障发现了这个问题!黄治虎见此状况,非常冒火!将那些私搭的电线统统没收!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出现类似恶作剧!


我进场不久,就开始要求进步,想加入团组织,找到当时团支部书记的黄治虎,他要我找一位入团介绍人,他就找到共大同学占历程。这年五月四日,我就成为一位新团员,上台宣誓了!

我很想与治虎进行深交,但又感觉到他过分严谨难以亲近。不像上海知青朱惠毅那些风趣幽默,嘻嘻哈哈。 我那时爱吹笛子,而且吹得还不错。但场部宣传队已经有一位吹笛子的人。外号好像叫“大炮”吧。治虎从隔壁听我吹的笛声,想让我取代“大炮”,调进茶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那天,他将我叫到他房间,再听我吹几曲笛子。然后问我,你只会吹这一种基调吗?我说是的。其实我当时已经在试尝另一种基调,但指法运作很不熟练。第二天,治虎明确告诉我。经过慎重考虑,尽管我单一基调比“大炮”吹得好,但他会熟悉几种基调的吹法。演奏时实用性强,所以宣传队还是仍由他吹笛子。

两年后,即1974年9月,黄治虎被保送上大学了!他被北京工业学院录取了!就是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学制三年属大学本科学历。他是学“军工触发引信设计与制造”专业。1977年10月毕业,分配在九江瑞昌9304厂工作,任技术员。1979年4月调回修水县计划委员会工作。


他是杨梅山知青中第一位报送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估计也是最后一位。那天,他准备搭乘场部的汽车离开杨梅山,不少人为他送行。这时我已经在场部任文书。我也在为他送行的人群之中。他心情很不平静,神情非常严肃,刚要上汽车的那一刻,他突然振臂一挥,激动地喊道:我绝不会忘记杨梅山!


是的。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他仍在怀念杨梅山知青岁月,追忆回首那段难忘的历程!

时间一晃过去许多年。两年前我回故乡修水扫墓,在西摆黄土岭老街上,意外碰到了周三梅!我们相互一眼就能认识!也真是太巧了!我回湖南后,还寄了两本我写的书给她。

后来,我也与黄治虎联系上了。那年我回故乡,他还请我到他家吃了一顿饭,亲自下厨弄了一大桌菜。并还系着下厨的围巾,从家里奔到公路上来迎接我。宴席中,我们边吃边聊。他告诉我,他们那帮北京理工大学的同学凝聚力好,那时正在细心寻找每一位失去联系的同学,而且最后一位失联的同学都寻找到了!说起来非常感动!我们杨梅山知青岁月,是一场非常难得的特殊情缘,眼下将我们的轨迹,利用文字形式记载下来,非常有意义,而且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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