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1:省立厦门中学旧照
光绪31年八月初四日,清廷颁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令“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要求各地“闻风兴起,多建学堂,普及教育”;同月十三日,朝廷再次宣布“停止科举及岁科考试”,以后考校学堂等学政事宜,均归学务大臣,不再由礼部管理。[1]此令一出,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即告结束,与之相伴而生的书院遂纷纷关闭。厦门地方奉旨而动,当权的兴泉永道道尹姚文倬、刘庆汾,“先后以兴学为任,会同玉屏、紫阳两书院董事刘培元等,积极筹备。就玉屏书院各室改造,并拓新地,建筑高楼一座为教室,左、右各建平屋一列,为自习室,余空地为运动场等。设备既竣,即于清光绪卅二年四月四日,举行开校典礼,名曰厦门中学堂,实厦门学校之嚆矢也”。[2]民国元年,厦门中学堂更名“思明中学”;民国6年,改名“福建省立第十三中学”;民国15年,易名“福建省立厦门初级中学”;民国22年,学校增设高中,定名为“福建省立厦门中学”。校歌由本校国文教师谢冰莹作词。此作词人并非等闲之人,早先已有“现代中国文坛第一女兵”之誉。1926年,谢冰莹参军入伍。经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短期训练后,即随中央独立师北伐西征。行军途中,谢将路途点滴写入日记,分批寄给了《中央日报》副刊主编孙伏园。林语堂将这些文字翻译成英文,刊登在英文版的《中央日报》上,取名《从军日记》。1930年,汪德耀翻译、罗曼罗兰推荐的《从军日记》法文版在巴黎出版。谢冰莹就此扬名海内外。1933年谢冰莹28岁生日,柳亚子又赋《浪淘沙寿冰莹》二首,其一道:1933年,谢冰莹应旧日恋人、十九路军总指挥部秘书长徐名鸿的邀请访问闽西。其后再由闽西来到厦门。在一次闲逛中,她进入厦门中学,继而登上了厦中的讲台。据她的回忆:我来到厦门中学教书,完全是一种意外的收获。庄校长奎章,虽然是师大的同学,我们却并不认识。是抵厦门的第二天,我随便到厦中去参观,看见校舍建筑在高高的山坡上,面临着海,风景非常幽美,于是就信步走进去,无意中会到了庄校长,随便谈起来,他就要请我去教国文;然而我当时不能决定,因为我还需要去游历闽西。后来一连接到庄校长好几封催我去厦门的信,我觉得有点太冒险,和一个陌生的人共事,将来如果意见不合又怎么办呢?其实我这顾虑是多余的,庄是个非常厚道的人,他的太太尤其忠厚温和,对待同事都很热情,好像他就是一个家长,没有课时,大家围在他的家里聊天,谈笑自如,非常有趣。[6]没有那么多的入职审查,只要是人才,就可以登上讲坛。讲坛上的谢冰莹,有学生的回忆:初上课时,校方派人向诸生介绍,众皆惊异,望之面圆色白,微有雀斑,年约二十五六,身高一米五余,白衫玄裙,作女学生装,和蔼可亲。所授系法都德《最后一课》,时当国难日深,讲辞慷慨激昂,闻者动容。下课后,男女同学围若拱辰,听其自述家世。谓因反对封建婚姻,离家出走,投身北伐军为女兵。[7]开学了,寂寞的教室,突然热闹起来。一到晚上,满院子电灯辉煌,嘹亮的读书声非常悦耳。整天和一群年轻的孩子在一块,自己也好像年轻了许多。上课的时候,难免要装出一副老师的面孔骗一骗孩子们;一到下课,便现出真面目来了。我和她们一同散步,一同谈笑,讲故事给她们听;常常就寝铃摇了,还有躲在我房子里玩的学生。只要她们不妨碍功课,我是欢喜她们来玩的,为了和我接近的大都是女孩,于是惹起那些男生的嫉妒:“老师有封建思想,她不和我们男生玩。”直至后来我帮助他们编了个《曙光》文艺周刊,登在《厦门日报》,不怕麻烦地替他们修改,编排,这才使他们知道:“呵,原来老师对我们并没有两条心。”[8]她有多篇的文字记录了厦门时期的生活,她毫不掩饰对这座小岛城市的热爱:厦门,真是个风景幽美的所在,四周被海环抱,街道是那么广阔,清洁;对岸是鼓浪屿,西边是南普陀,只要你的身体健康,你可以一天换一个地方游览。[9]她爱厦门,更爱厦门的海。刚到厦门时,她到海边游泳。“没想到海浪是这么可怕的,它突然袭来,我被卷去了丈多远,口里灌进去很多海水,咸得我大声叫喊'救命呀!救命呀!’”尽管从此之后,她不再敢涉足海中,但依然喜欢“静静地一个人坐在沙滩上看书,晒太阳,或者拾贝壳”。[10]她说:自从来到厦门,我几乎天天都要到海滨去散步,踏在那细软的沙子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舒适。当海风卷起雪浪来袭击海岸时,在美丽的浪花里,会拾到许多小巧玲珑的贝壳,和五色斑斓的小石子;还有那些碧绿的海草,长的像秀发,又美又可爱。我更爱躺在洁净轻柔的细沙上,静听着海潮的倾诉;当微风轻轻地从我的身边掠过,那种又清凉又轻松的感觉,真是舒适极了,甜美极了!我对于海,好像着了魔似的一天比一天迷恋起来,我爱它,甚至一天也不能离开它。有时清早起来便奔向海滨,迎接血红的太阳由海边升起;有时特地在阳光将要落山的时候,去领略海滩的黄昏滋味。我更爱看矗立在海中央的灯塔,我佩服那守灯塔的人,他每天机械地守住自己的岗位,给与往来的航行者一种光明的指示;假若没有他,这海面将被黑暗所包围,来往的船只,随时都有触着暗礁的危险。[11]大概也就是因为灯塔能这样地给人以光明,谢冰莹和在厦门大学、集美学校的几个文学青年,合伙办起了文艺月刊,名字就叫“灯塔”。刊物虽只出版了二期,但“在小小的厦门,曾开出一朵灿烂的鲜花”[12]。在《灯塔》创刊号上,谢冰莹发表了小说《两个逃亡底女性》,其中有一段描写,大概也就是她的人生感言:她们真像是一片孤舟黑夜里驶在渺茫无际的大海中,过了一个风浪,又是一个风浪,看不见灯光,辨不出东西南北,更找不着可以休息的沙洲。……在厦门她似乎找到了“休息的沙洲”,她对海有着诸多的幻想:我爱海,我愿意将来有那么一天,筑两间茅屋在海滨,整天听柔风和海涛蜜语,看海水吻着海滩;如果那时我还有痛苦的话,(其实,我知道,痛苦会永远地跟随着我的。)我可以悄悄地投进海的怀抱,让雄壮的海涛,为我奏着挽歌,温柔的海风,轻轻地抚摸着我浮在碧波上的尸体;月儿和星星放出慈祥的光辉为我追悼。就这样,悄悄地没有一个人知道,除了月亮,星光,风和海,我离开了这苦恼的人间,该是多么美,多么快乐……[13]谢冰莹此时感受到的“痛苦”,不单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她见证过“厦门婢女解放第四周年纪念大会”的召开,她呼喊着:“起来,被摧残的婢女,起来,全人类的可怜虫……”她的《丫头主席》这样说道:这是一个疯狂的日子,一个厦门婢女少数人的“人”日。她们都穿了崭新的灰色制服在忙着当纠察、招待、游艺员。每个人的脸上充满了微笑、充满了愉快。她们的活泼和健美,谁见了不羡慕呢?四年,仅仅只有四年的工夫,她们竟由蓬头垢面,血痕斑斑的地狱里解脱出来,过着生气勃勃的生活了。这是何等值得庆幸的事!虽然她们婢女的头衔还没有去掉,她们的束缚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解放,但这是大的问题,整个被压迫的中华民族还没有得到解放,整个的社会问题还没有解决之前,妇女问题谈不到,婢女的问题更谈不到。[14]她也观察过泥水工人的工场生活,她的《秋之晨》这样说道。他们的生活是苦到再不能苦的地步了!早晨小伙计烧好了稀饭后,八个人有时九个或者十个人都围在我房子旁边的地上,曦哩哈罗地吃着。他们下稀饭的只有半小碗生了霉,用盐炒过的黄豆子。午饭是干饭,但也烂得和稀饭一般。菜是用提水用的洋铁桶盛着,我亲眼看见过五六次,他们每次吃的都是粉条烧豆腐,有时还夹杂些酸菜,汤很多。有一天,我去查寝室,他们忽然在二楼的新房子里吃饭了,我很替他们高兴。我觉得费了他们三个多月的苦心苦力建筑成的房屋,一定要给他们住些时才对。“Jabounmo?”(吃饭了没有?)其中有一位微笑着问我。我也笑了一笑,想要多说一句什么话,但是说不出来,因为他们只懂厦门话。我被一种好奇心驱使,连忙走近他们的铁桶旁边,用勺子掬起热气腾腾的菜来看,天,又是一桶水,不,现在应该说一桶汤了。里面的菜仍然是豆腐和酸菜,但加了猪血和几块大肥肉。我很想告诉他们最好汤菜分开来煮,但随即自己心里打了一下嘴巴,“分开煮?他们哪里有时间?哪里有碗盛菜?哪里像你们一样,肉里还要放味精?”但是很快地,闲适的海滨生活被迫终止了。“在厦门中学,只过了半年的安定生活,又是一个意想不到的风浪袭来了。我负着莫须有的罪名,含着悲愤,离开了使我留恋的厦门,和三百多个天真可爱的学生。”[16]谢冰莹的离厦与十九路军的“闽变”有关。谢冰莹与十九路军有过不浅的有因缘。1932年“一二八事变”,“我那时除了参加宝隆医院组织救护队跑上火线去救护伤兵外,还参加了著作者抗敌协会,编了一个《妇女之光》的周刊,动员了300多个女工参加抗战工作”。[17]十九路军入闽后,谢冰莹又应邀作闽西之行,受到蔡廷锴的盛情款待。到厦门后谢冰莹又随厦门教育代表团到福州请求增加教育经费。“没想到一些带着有色眼镜的人,竟造出无稽之谣来,说我是什么社会民主党,人民政府的妇女部长”。[18]“闽变”失败,谢冰莹就因这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妇女部长”问题,被列入通缉名单之中。从后只能再度浪迹天涯。1945年,谢冰莹在自传《平凡的半生》中,又怀念起厦门的生活:我的生活过得很平静,而且很愉快,整天和一群天真纯洁的青年在一块,自己也觉得年轻了许多,厦门的海滨,是我最爱的游地,我常常喜欢一个人在细软的沙滩上散步,喜欢看着海潮突然地袭来打湿了我的全身,有时候在暖和的阳光照耀下,我躺在细沙上做着奇异的梦——希望醒来时我已被海浪推进了龙王宫或者被海风吹入了天空,我幻想着离开人间的种种快乐,但结果终于失望,我又仍然回到苦闷的现实里来了。教书的确是一件最快乐的事,虽然谁都说改卷子麻烦,但我喜欢改卷子,喜欢帮助他们从事研究文艺的工作,上课时我们是师生,我的态度很严肃,如果发现有不用心听讲的学生,我立刻要他离开教室,但一到下了课我们便是好朋友,像兄弟姐妹一般那么玩得很亲切,也许正因为我太重感情的原故,每次离开学校时总有几个学生流泪的。一个喜欢文艺的人,恰像一个园丁随时都喜欢播种,我和谢文炳、方玮德、郭莽西、游介眉几个好朋友办了个“灯塔”月刊,这是当时厦门惟一的文艺刊物,但可惜只出至二期便停刊了,接着我们的天才诗人玮德逝世,介眉和莽西也不知何处去了,世事沧桑,令人有无穷之感。[19]若干年后,在台湾的谢冰莹发表散文《海滨拾贝壳》,其中说道:……我爱在海边拾贝壳:不知为什么。我对于它们有一种特别的嗜好,不论我心里有多大的忧愁,多大的烦恼,只要一走到海滨,看见这些可爱的小贝壳、小珊瑚和各种颜色不同的小石头,我便蹲在那里很高兴地去拾它们,而且喜欢向沙里很深很深的地方去挖掘,有时手指碰着贝壳弄出血来也不后悔,因为我知道最美的贝壳。常常是藏在石头下面或者沙子的最深处的。记得在厦门教书的时候,那是1932年的夏天,每天吃完晚饭,总要约几个同事或者女学生和我一同到海滨去散步。我们踏在那柔软的细沙上,眼望着滚滚而来的海浪,远远地望见灯塔上的光亮,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宁静。我常常拾了许多贝壳和同事学生们去比赛,看谁的最多最好,不用说,那得着头奖的一定是我。[20]厦门,定然是她生命中绚烂多彩的“贝壳”吧。
[1]《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内阁奉上谕》,《光绪朝上谕档》第31册,第115页。
[2]《民国厦门市志》卷12 学校志
[3]《福建省立厦门中学校歌》,《中国校歌歌词集》,第143页。
[4]柳亚子:《新文坛杂咏》,《磨剑室诗词集》,第669页。
[5]柳亚子:《送冰莹赴前线诗》,《磨剑室诗词集》,第847页。
[6]谢冰莹:《海恋》,《谢冰莹文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页。
[7]黄起云:《谢冰莹执教厦门中学》,《闽海过帆》,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5页。
[8]谢冰莹:《粉笔生涯》,《谢冰莹文集》,第321页。
[9]谢冰莹:《海恋》,第319页。
[10]谢冰莹:《海恋》,第319页。
[11]谢冰莹:《海恋》,第318、320页。
[12]谢冰莹:《海滨故人》,《谢冰莹文集》,第325页。
[13]谢冰莹:《海恋》,第320页。
[14]谢冰莹:《丫头主席》,《谢冰莹散文(上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196页。
[15]谢冰莹:《秋之晨》,《谢冰莹散文(上集)》,第154页。
[16]谢冰莹:《再渡扶桑》,《女兵自传》,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318页。
[17]谢冰莹:《平凡的半生》,欧阳湜编:《独白》,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423页。
[18]谢冰莹:《意外之灾》,《女兵自传》,晨光出版公司1949年版,第464页。
[19]谢冰莹:《平凡的半生》,第423页。
[20]谢冰莹《海滨拾贝壳》,何宝民主编:《世界华人学者散文大系(三)》,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这段作者对时间的记忆可能有误。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