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1：省立厦门中学旧照
光绪31年八月初四日，清廷颁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令“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要求各地“闻风兴起，多建学堂，普及教育”；同月十三日，朝廷再次宣布“停止科举及岁科考试”，以后考校学堂等学政事宜，均归学务大臣，不再由礼部管理。[1]此令一出，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即告结束，与之相伴而生的书院遂纷纷关闭。厦门地方奉旨而动，当权的兴泉永道道尹姚文倬、刘庆汾，“先后以兴学为任，会同玉屏、紫阳两书院董事刘培元等，积极筹备。就玉屏书院各室改造，并拓新地，建筑高楼一座为教室，左、右各建平屋一列，为自习室，余空地为运动场等。设备既竣，即于清光绪卅二年四月四日，举行开校典礼，名曰厦门中学堂，实厦门学校之嚆矢也”。[2]民国元年，厦门中学堂更名“思明中学”；民国6年，改名“福建省立第十三中学”；民国15年，易名“福建省立厦门初级中学”；民国22年，学校增设高中，定名为“福建省立厦门中学”。校歌由本校国文教师谢冰莹作词。此作词人并非等闲之人，早先已有“现代中国文坛第一女兵”之誉。1926年，谢冰莹参军入伍。经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短期训练后，即随中央独立师北伐西征。行军途中，谢将路途点滴写入日记，分批寄给了《中央日报》副刊主编孙伏园。林语堂将这些文字翻译成英文，刊登在英文版的《中央日报》上，取名《从军日记》。1930年，汪德耀翻译、罗曼罗兰推荐的《从军日记》法文版在巴黎出版。谢冰莹就此扬名海内外。1933年谢冰莹28岁生日，柳亚子又赋《浪淘沙寿冰莹》二首，其一道：1933年，谢冰莹应旧日恋人、十九路军总指挥部秘书长徐名鸿的邀请访问闽西。其后再由闽西来到厦门。在一次闲逛中，她进入厦门中学，继而登上了厦中的讲台。据她的回忆：我来到厦门中学教书，完全是一种意外的收获。庄校长奎章，虽然是师大的同学，我们却并不认识。是抵厦门的第二天，我随便到厦中去参观，看见校舍建筑在高高的山坡上，面临着海，风景非常幽美，于是就信步走进去，无意中会到了庄校长，随便谈起来，他就要请我去教国文；然而我当时不能决定，因为我还需要去游历闽西。后来一连接到庄校长好几封催我去厦门的信，我觉得有点太冒险，和一个陌生的人共事，将来如果意见不合又怎么办呢?其实我这顾虑是多余的，庄是个非常厚道的人，他的太太尤其忠厚温和，对待同事都很热情，好像他就是一个家长，没有课时，大家围在他的家里聊天，谈笑自如，非常有趣。[6]没有那么多的入职审查，只要是人才，就可以登上讲坛。讲坛上的谢冰莹，有学生的回忆：初上课时，校方派人向诸生介绍，众皆惊异，望之面圆色白，微有雀斑，年约二十五六，身高一米五余，白衫玄裙，作女学生装，和蔼可亲。所授系法都德《最后一课》，时当国难日深，讲辞慷慨激昂，闻者动容。下课后，男女同学围若拱辰，听其自述家世。谓因反对封建婚姻，离家出走，投身北伐军为女兵。[7]开学了，寂寞的教室，突然热闹起来。一到晚上，满院子电灯辉煌，嘹亮的读书声非常悦耳。整天和一群年轻的孩子在一块，自己也好像年轻了许多。上课的时候，难免要装出一副老师的面孔骗一骗孩子们；一到下课，便现出真面目来了。我和她们一同散步，一同谈笑，讲故事给她们听；常常就寝铃摇了，还有躲在我房子里玩的学生。只要她们不妨碍功课，我是欢喜她们来玩的，为了和我接近的大都是女孩，于是惹起那些男生的嫉妒：“老师有封建思想，她不和我们男生玩。”直至后来我帮助他们编了个《曙光》文艺周刊，登在《厦门日报》，不怕麻烦地替他们修改，编排，这才使他们知道：“呵，原来老师对我们并没有两条心。”[8]她有多篇的文字记录了厦门时期的生活，她毫不掩饰对这座小岛城市的热爱：厦门，真是个风景幽美的所在，四周被海环抱，街道是那么广阔，清洁；对岸是鼓浪屿，西边是南普陀，只要你的身体健康，你可以一天换一个地方游览。[9]她爱厦门，更爱厦门的海。刚到厦门时，她到海边游泳。“没想到海浪是这么可怕的，它突然袭来，我被卷去了丈多远，口里灌进去很多海水，咸得我大声叫喊'救命呀!救命呀!’”尽管从此之后，她不再敢涉足海中，但依然喜欢“静静地一个人坐在沙滩上看书，晒太阳，或者拾贝壳”。[10]她说：自从来到厦门，我几乎天天都要到海滨去散步，踏在那细软的沙子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舒适。当海风卷起雪浪来袭击海岸时，在美丽的浪花里，会拾到许多小巧玲珑的贝壳，和五色斑斓的小石子；还有那些碧绿的海草，长的像秀发，又美又可爱。我更爱躺在洁净轻柔的细沙上，静听着海潮的倾诉；当微风轻轻地从我的身边掠过，那种又清凉又轻松的感觉，真是舒适极了，甜美极了!我对于海，好像着了魔似的一天比一天迷恋起来，我爱它，甚至一天也不能离开它。有时清早起来便奔向海滨，迎接血红的太阳由海边升起；有时特地在阳光将要落山的时候，去领略海滩的黄昏滋味。我更爱看矗立在海中央的灯塔，我佩服那守灯塔的人，他每天机械地守住自己的岗位，给与往来的航行者一种光明的指示；假若没有他，这海面将被黑暗所包围，来往的船只，随时都有触着暗礁的危险。[11]大概也就是因为灯塔能这样地给人以光明，谢冰莹和在厦门大学、集美学校的几个文学青年，合伙办起了文艺月刊，名字就叫“灯塔”。刊物虽只出版了二期，但“在小小的厦门，曾开出一朵灿烂的鲜花”[12]。在《灯塔》创刊号上，谢冰莹发表了小说《两个逃亡底女性》，其中有一段描写，大概也就是她的人生感言：她们真像是一片孤舟黑夜里驶在渺茫无际的大海中，过了一个风浪，又是一个风浪，看不见灯光，辨不出东西南北，更找不着可以休息的沙洲。……在厦门她似乎找到了“休息的沙洲”，她对海有着诸多的幻想：我爱海，我愿意将来有那么一天，筑两间茅屋在海滨，整天听柔风和海涛蜜语，看海水吻着海滩；如果那时我还有痛苦的话，(其实，我知道，痛苦会永远地跟随着我的。)我可以悄悄地投进海的怀抱，让雄壮的海涛，为我奏着挽歌，温柔的海风，轻轻地抚摸着我浮在碧波上的尸体；月儿和星星放出慈祥的光辉为我追悼。就这样，悄悄地没有一个人知道，除了月亮，星光，风和海，我离开了这苦恼的人间，该是多么美，多么快乐……[13]谢冰莹此时感受到的“痛苦”，不单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她见证过“厦门婢女解放第四周年纪念大会”的召开，她呼喊着：“起来，被摧残的婢女，起来，全人类的可怜虫……”她的《丫头主席》这样说道：这是一个疯狂的日子，一个厦门婢女少数人的“人”日。她们都穿了崭新的灰色制服在忙着当纠察、招待、游艺员。每个人的脸上充满了微笑、充满了愉快。她们的活泼和健美，谁见了不羡慕呢?四年，仅仅只有四年的工夫，她们竟由蓬头垢面，血痕斑斑的地狱里解脱出来，过着生气勃勃的生活了。这是何等值得庆幸的事!虽然她们婢女的头衔还没有去掉，她们的束缚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解放，但这是大的问题，整个被压迫的中华民族还没有得到解放，整个的社会问题还没有解决之前，妇女问题谈不到，婢女的问题更谈不到。[14]她也观察过泥水工人的工场生活，她的《秋之晨》这样说道。他们的生活是苦到再不能苦的地步了!早晨小伙计烧好了稀饭后，八个人有时九个或者十个人都围在我房子旁边的地上，曦哩哈罗地吃着。他们下稀饭的只有半小碗生了霉，用盐炒过的黄豆子。午饭是干饭，但也烂得和稀饭一般。菜是用提水用的洋铁桶盛着，我亲眼看见过五六次，他们每次吃的都是粉条烧豆腐，有时还夹杂些酸菜，汤很多。有一天，我去查寝室，他们忽然在二楼的新房子里吃饭了，我很替他们高兴。我觉得费了他们三个多月的苦心苦力建筑成的房屋，一定要给他们住些时才对。“Jabounmo?”(吃饭了没有?)其中有一位微笑着问我。我也笑了一笑，想要多说一句什么话，但是说不出来，因为他们只懂厦门话。我被一种好奇心驱使，连忙走近他们的铁桶旁边，用勺子掬起热气腾腾的菜来看，天，又是一桶水，不，现在应该说一桶汤了。里面的菜仍然是豆腐和酸菜，但加了猪血和几块大肥肉。我很想告诉他们最好汤菜分开来煮，但随即自己心里打了一下嘴巴，“分开煮?他们哪里有时间?哪里有碗盛菜?哪里像你们一样，肉里还要放味精?”但是很快地，闲适的海滨生活被迫终止了。“在厦门中学，只过了半年的安定生活，又是一个意想不到的风浪袭来了。我负着莫须有的罪名，含着悲愤，离开了使我留恋的厦门，和三百多个天真可爱的学生。”[16]谢冰莹的离厦与十九路军的“闽变”有关。谢冰莹与十九路军有过不浅的有因缘。1932年“一二八事变”，“我那时除了参加宝隆医院组织救护队跑上火线去救护伤兵外，还参加了著作者抗敌协会，编了一个《妇女之光》的周刊，动员了300多个女工参加抗战工作”。[17]十九路军入闽后，谢冰莹又应邀作闽西之行，受到蔡廷锴的盛情款待。到厦门后谢冰莹又随厦门教育代表团到福州请求增加教育经费。“没想到一些带着有色眼镜的人，竟造出无稽之谣来，说我是什么社会民主党，人民政府的妇女部长”。[18]“闽变”失败，谢冰莹就因这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妇女部长”问题，被列入通缉名单之中。从后只能再度浪迹天涯。1945年，谢冰莹在自传《平凡的半生》中，又怀念起厦门的生活：我的生活过得很平静，而且很愉快，整天和一群天真纯洁的青年在一块，自己也觉得年轻了许多，厦门的海滨，是我最爱的游地，我常常喜欢一个人在细软的沙滩上散步，喜欢看着海潮突然地袭来打湿了我的全身，有时候在暖和的阳光照耀下，我躺在细沙上做着奇异的梦——希望醒来时我已被海浪推进了龙王宫或者被海风吹入了天空，我幻想着离开人间的种种快乐，但结果终于失望，我又仍然回到苦闷的现实里来了。教书的确是一件最快乐的事，虽然谁都说改卷子麻烦，但我喜欢改卷子，喜欢帮助他们从事研究文艺的工作，上课时我们是师生，我的态度很严肃，如果发现有不用心听讲的学生，我立刻要他离开教室，但一到下了课我们便是好朋友，像兄弟姐妹一般那么玩得很亲切，也许正因为我太重感情的原故，每次离开学校时总有几个学生流泪的。一个喜欢文艺的人，恰像一个园丁随时都喜欢播种，我和谢文炳、方玮德、郭莽西、游介眉几个好朋友办了个“灯塔”月刊，这是当时厦门惟一的文艺刊物，但可惜只出至二期便停刊了，接着我们的天才诗人玮德逝世，介眉和莽西也不知何处去了，世事沧桑，令人有无穷之感。[19]若干年后，在台湾的谢冰莹发表散文《海滨拾贝壳》，其中说道：……我爱在海边拾贝壳：不知为什么。我对于它们有一种特别的嗜好，不论我心里有多大的忧愁，多大的烦恼，只要一走到海滨，看见这些可爱的小贝壳、小珊瑚和各种颜色不同的小石头，我便蹲在那里很高兴地去拾它们，而且喜欢向沙里很深很深的地方去挖掘，有时手指碰着贝壳弄出血来也不后悔，因为我知道最美的贝壳。常常是藏在石头下面或者沙子的最深处的。记得在厦门教书的时候，那是1932年的夏天，每天吃完晚饭，总要约几个同事或者女学生和我一同到海滨去散步。我们踏在那柔软的细沙上，眼望着滚滚而来的海浪，远远地望见灯塔上的光亮,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宁静。我常常拾了许多贝壳和同事学生们去比赛，看谁的最多最好，不用说,那得着头奖的一定是我。[20]厦门，定然是她生命中绚烂多彩的“贝壳”吧。
[1]《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内阁奉上谕》，《光绪朝上谕档》第31册，第115页。
[2]《民国厦门市志》卷12 学校志
[3]《福建省立厦门中学校歌》，《中国校歌歌词集》，第143页。
[4]柳亚子：《新文坛杂咏》，《磨剑室诗词集》,第669页。
[5]柳亚子：《送冰莹赴前线诗》，《磨剑室诗词集》,第847页。
[6]谢冰莹：《海恋》，《谢冰莹文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页。
[7]黄起云：《谢冰莹执教厦门中学》，《闽海过帆》，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5页。
[8]谢冰莹：《粉笔生涯》，《谢冰莹文集》，第321页。
[9]谢冰莹：《海恋》，第319页。
[10]谢冰莹：《海恋》，第319页。
[11]谢冰莹：《海恋》，第318、320页。
[12]谢冰莹：《海滨故人》，《谢冰莹文集》，第325页。
[13]谢冰莹：《海恋》，第320页。
[14]谢冰莹：《丫头主席》，《谢冰莹散文（上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196页。
[15]谢冰莹：《秋之晨》，《谢冰莹散文（上集）》，第154页。
[16]谢冰莹：《再渡扶桑》，《女兵自传》,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318页。
[17]谢冰莹：《平凡的半生》，欧阳湜编：《独白》,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423页。
[18]谢冰莹：《意外之灾》，《女兵自传》,晨光出版公司1949年版,第464页。
[19]谢冰莹：《平凡的半生》，第423页。
[20]谢冰莹《海滨拾贝壳》，何宝民主编：《世界华人学者散文大系（三）》,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这段作者对时间的记忆可能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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