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刊布的宋元明考古相关文献达到210余篇，涉及城市考古､墓葬､手工业遗存､宗教遗址､水下考古及古代交通等多项内容，其中关于墓葬考古资料及研究的文献数量最多，达120多篇，占比超50%｡总体而言，这一年刊布的考古资料与研究成果不仅数量丰富，而且研究内涵上也颇具多样性｡《考古》2019年第5期集中刊登了几篇关于宋辽金元都城考古发掘及研究的文章，包括《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宫城南门遗址发掘简报》《哈尔滨市阿城区金上京南城南垣西门址发掘简报》以及《辽上京规制和北宋东京模式》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宫城南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第5期)介绍了辽上京宫城南门的最新考古成果｡自2011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辽上京考古队，对辽上京遗址开展有计划的考古勘探和发掘｡2013~2015年，经过考古勘探和发掘，确认了宫城的位置､形制､规模和四至范围，以及东门遗址的形制､规模､营造顺序，并确认皇城存在东向轴线，极大地推动了辽上京皇城布局和沿革的研究｡2016年6~10月辽上京考古队又对宫城南门遗址进行了考古钻探和发掘，揭露了辽上京宫城南门是一座单门道过梁式城门，包括墩台､门道､马道等结构，还发现了其分两期多次营建及修建的历史｡辽上京宫城南门遗址是辽上京已发掘城门遗址中保存最完好的城门，为研究辽代城门的建筑技术和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同时也再次印证了辽上京皇城东向为尊的布局特点｡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尔滨市阿城区金上京南城南垣西门址发掘简报》(《考古》第5期)是对金上京南城南垣西门址考古发掘成果的汇报｡基于大遗址保护工作的需要，自2013年以来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陆续对金上京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勘探及系统考古工作，包括2013年对外城城墙的发掘､2014年对南城南垣西门址的发掘､2015年对皇城西部建筑遗址的发掘､2016~2017年对皇城东部宫殿遗址的发掘以及2018年对皇城南侧道路遗址的发掘，从而对金上京遗址的布局和规模有了更深入的认知｡其中2014年对南城南垣西门址的发掘工作取得了重要成果｡这是对金代都城门址进行的第一次科学发掘，考古工作揭示南垣西门址由城门和瓮城两部分组成，还发现房屋､路面､排水设施等｡南垣西门址城门为单门道过梁式的建筑结构，与皇城南门址在一条中轴线上，应为都城的主要门址｡与此同时还出土大量金代中晚期遗物，包括筒瓦､板瓦､兽面纹瓦当等建筑构件，以及石器､骨器､铁器､铜器等大量生活用具和钱币｡此次发掘为进一步了解城墙､城门的时代､结构等信息提供了重要线索｡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北张家口市太子城金代城址》(《考古》第7期)是对河北张家口金代太子城遗址2017~2018年发掘工作的总结介绍｡为保障北京2022年冬奥会太子城考古遗址公园项目顺利实施，2017年5月~2018年12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太子城遗址连续两年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方形的城墙遗址，南门1座､建筑基址67座､道路14条､排水沟2条｡城内主要建筑基址沿南北轴线分布，并且呈前朝后寝布局｡此外还发现丰富的建筑构件､包括“尚食局”铭定窑白瓷在内的生活用品以及少量的防御类物品，通过出土遗物分析其时代应为金代中后期｡出土遗物及建筑构件等级规格较高，多体现出皇家风格，再结合其所处地理位置推测太子城应为金代中后期的皇室行宫遗址，是仅次于金代都城的重要城址｡太子城遗址的发掘对金代捺钵选址､营造制度､宫廷用器组合等研究有重大的推进作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开封北宋东京城顺天门遗址2012~2017年勘探发掘简报》(《华夏考古》第1期)体现了对河南开封北宋东京城的考古工作也取得了进一步收获｡顺天门是北宋东京城外城西墙上的正门，1982年宋城考古队在东京城调查勘探中发现了此处城门遗址，2012年5月~2017年12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顺天门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勘探，并对主城门区域进行了考古发掘｡经勘探得知，北宋东京城顺天门门址为“直门两重”的瓮城，瓮城外西侧有护城壕｡考古发掘清理出五代后周和宋代相互叠压的两个时期的城门，展现了城门形制从单门道到三门道､瓮城从无到有的演变历程｡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南京明故宫皇城遗址西南片区(A71地块)考古发掘》(《华夏考古》第2期)是配合基建工程对南京明故宫遗址开展的考古工作｡2016年12月~2017年6月，南京市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联合大学等组成考古队，在南京明故宫皇城遗址西南片区(A71地块)进行考古发掘｡清理城墙夯土基址､灰坑､排水沟､夯基､路面等明清遗迹10处｡该区出土遗物以瓷器为大宗，陶器次之，另有少量铜钱｡器类多为日用陶瓷器及建筑构件等，时代为明清时期｡根据文献记载，该区域位于明故宫皇城西南角，可能是主管宫廷与宦官事务的内宫诸监所在｡通过此次考古发掘，研究人员可对南京明皇城遗址明代中晚期至清末民初的发展情况得到初步认识｡关于研究性的论著，孟凡人《宋代至清代都城形制布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根据考古调查发掘资料，介绍和论述了北宋东京开封府､南宋行在临安府城､辽上京､金上京､金中都､元上都､元大都､明南京城和明北京城等都城的规划理念和形制布局，同时对辽中京､辽南京､辽东京､辽西京､元中都和明中都等城的形制布局也做了详略不等的介绍｡分析了不同都城形制布局特点､共性及其承袭和发展演变规律｡董新林《辽上京规制和北宋东京模式》(《考古》第5期)认为，唐朝以后中国都城制度出现了两套系统:以“日”字形平面布局为特征的“辽上京规制”是北方少数民族统治以汉人为多数的帝国时“因俗而治”政治制度的物化表象形式;以“回”字形平面布局为特征的“北宋东京模式”是汉族帝国突出“皇权至上”思想的物化表象形式｡二者对后世的都城规划及建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凤阳县文物管理所《凤阳明中都石雕刻艺术遗存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对至今尚保存在凤阳明中都皇城内的石雕刻遗存和征集的大量流散的明中都建筑上的石雕刻艺术遗存进行了分类整理与研究，是首部整理研究凤阳明中都石雕刻艺术遗存基础材料的专著｡地方性城市考古在东北､西北等边远地区发现较多，多为宋辽金时期城址｡吉林省白城市城四家子城址位于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德顺蒙古族乡，发现很早｡梁会丽《城四家子城址的考古工作与认识》(《北方文物》第4期)介绍了2013~2016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城址开展的连续的主动性考古工作情况｡通过地面踏查和人工钻探，大体了解了城址内外遗存的分布格局､性质和功能划分，明确了城墙､城门､城内建筑址的营建方式和时代｡该城平面为略呈菱形的长方形，四面各有一带有瓮城的门，城墙内外均有马面，马面间距不大相同｡四座城门两两相对间的道路为全城的主干道路，形成十字交叉，交叉点分布成组的建筑群，应为城内的中心区｡城内西北部以及南北轴线两侧发现分布密集的建筑台基，推测这些区域应为政治､军事､宗教等权力机构聚集区｡城内东部和南部区域应为普通的居民地和商业､手工业作坊区｡城外北部为墓葬分布区，城外南部和西北部还发现烧砖瓦的窑址分布｡该城址以辽金时期遗存最为丰富，属于辽金时期州城级别的遗址｡还发现元明时期的丰富遗存，体现了其历史沿革｡林海城址位于吉林省洮南市瓦房镇林海村西北，20世纪80年代初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2017年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其开展实地调查(《吉林省洮南市林海城址调查简报》，《北方文物》第3期)，发现城墙遗迹，并采集到陶､瓷､铁､石器等标本｡城址平面呈长方形，朝向略偏东南｡城墙保存状况差，城墙上未见角台､马面等设施，墙外也未见护城河，城东南发现一片密集的瓦砾分布区｡该城所处地理位置重要，为防御北方草原地区势力进入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其周边还分布着四座辽金时期城址，从采集遗物标本看，该城主要使用时间为辽代中期｡2011年7~9月，为配合兰渝铁路基本建设工程，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铁路工程涉及榆中夏官营古城遗址的线路范围进行了科学的抢救性发掘(《甘肃榆中夏官营古城遗址发掘简报》，《文博》第6期)｡共清理各类遗迹11处，出土陶､瓷､铜､铁､石器及动物骨骼等各类遗物800余件，为夏官营古城遗址的年代和性质判断提供了实物依据｡夏官营古城遗址的文化面貌较为单一，据险而筑，邻苑川河而建，所处地势较高，东､西､南三面均有深壕围护，每道墙体均有瓮城､马面，易守难攻，防御性能极高｡结合夏官营古城遗址出土遗物的时代特征，初步断定夏官营古城是一座北宋中期为抵御西夏军队入侵而修筑的防御性军事堡垒｡重庆合川钓鱼城为宋廷川渝山城防御体系的“八柱”之一，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钓鱼城范家堰遗址为南宋衙署遗址｡2017年8月~2018年4月，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对范家堰遗址开展第四次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清理房址､灰坑､排水沟､墙､道路､门等各类遗迹100余处，出土陶､瓷､铜､铁､石等器物标本644件｡衙署建筑分为办公区和园林区两部分，办公区由围墙､中轴线建筑群和附属建筑三部分组成｡其规模宏大､布局规整､轴线清晰､性质明确，是目前国内罕见的经过大规模考古发掘､保存极其完整的宋代衙署遗址(《重庆市合川区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中国文物报》3月9日第5版)｡该遗址获评2018年全国考古十大发现｡研究性的文章中，魏坚､周雪乔《阴山以北的金元时期城址》(《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第1期)一文，对经过实地调查的阴山以北的32座金元城址进行了系统研究，从区域自然条件､城址的规模､形制布局及遗物､相关社会与经济发展因素加以分析，并对金､元两个时期城址的不同特征进行了总结｡金代城址规模多为中小型，平面多呈正方形，从功能上来看多为军事堡垒性质，因而防御设施完善，选址多在山川形胜之处｡元代城址主要是作为地方行政治所或管理大规模军垦之城址，故元代城址规模偏大，平面多呈长方形，且不特意注重军事防御功能，城内建筑配置较为完备，选址多偏向河流沿岸的肥沃谷地｡赵里萌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东北地区辽金元城址的考古学研究》(吉林大学)对东北地区辽金元时期城址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针对城址出土陶瓷遗存提出分期标准，摸清以城址为中心的辽､金､元各时期陶瓷遗存的时代特征和组合面貌，结合实地调查和城址出土实物资料对各个城址重新断代，在此基础上对东北地区辽金元城址的总体分布､选址及各时期分布情况进行讨论｡常璐《宣威军城碑与宣威军城考辨》(《北方民族考古》第7辑，科学出版社)一文通过考释碑文内容，对照史料，确定宣威军城的建造者､建造时间以及建造原因，认为宣威军的设置最初可能与镇压早期昔里吉叛乱与防止海都叛变有关｡并通过与同时期的亦集乃路等城址对比，认为这些城的设置均有军事目的，是防止西边的海都叛乱､保护和林地区以及发展农牧业的必要措施｡唐由海､邱建《多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研究》(《西部人居环境学刊》第4期)，朱超龙《“长围”与羊马城､一字城､护门墙——南宋时期扬州蜀冈城池的攻防体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则是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古代城市选址､城市防御系统等问题进行探讨｡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主编《宁夏明代长城固原内边长城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是宁夏明代长城资源调查报告，主要收录了固原内边一线的长城本体，包括城址､边墙､烽火台､附墩等方面的情况，数据来源于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一线考古工作者亲自调查和逐一测量｡赵丛苍､张朝《宋明时期西南地区关堡的军事考古学观察——以海龙囤遗址为中心》(《西部考古》第17辑，科学出版社)以遵义海龙囤遗址为主要考察对象，结合相关遗迹､文献，梳理了西南地区关堡的形成背景､构筑特点以及“四线防御､动静结合”的“外围线性设防”军事防御体系特点｡张依萌《2022年北京冬奥场馆周边长城考古工作述评》(《中国文化遗产》第6期)对北京冬奥会赛场周边长城自20世纪初以来的考古调查､勘探及发掘工作做了系统梳理，总结了其已取得的成果及存在的问题，并对进一步考古工作提出了开展长城资源补充调查与认定､开展主动性考古发掘研究领域拓展､进一步发挥考古研究在长城保护工作中的作用､及时公布考古工作成果等建议｡张依萌还以历史文献中所提及的华北地区的明长城“蓟州镇”“真保镇”为考察范围，结合学界以往正式调查资料，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对地域内的1083座明长城砖砌空心敌台进行分析，按其内部结构的不同进行类型学研究，探讨了其分布特点及分区分期情况(《明长城砖砌空心敌台类型与分期研究——以“蓟州镇”“真保镇”为中心》，《故宫博物院院刊》第2期)｡倪云麒《广西清代边防遗址概述》(《文物鉴定与鉴赏》第18期)对清代广西地区陆海边防遗址所在地望､建造时间､保存情况，以及建筑的形制与特点等内容进行了详细总结｡指出其具有分布广､数量多､保存好､因地制宜､用险制塞､依山建城等重要特点，是我国边防历史的重要文化遗产｡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云冈石窟研究院､大同市考古研究所组成云冈考古队，于2011年发掘了云冈石窟第五､六窟窟顶佛寺遗址，主要发现北魏时期和辽金时期文化遗存(《云冈石窟窟顶二区北魏辽金佛教寺院遗址》，《考古学报》第1期)｡发掘北魏至辽金时期塔基1座，北魏建筑遗迹1处､夯土墙1处､灰坑1个，辽金铸造场地1处､熔铁炉30个､水井1口､石墙1处､灰坑116座，明清以后灰坑230多个｡还发现建筑构件､石器､泥塑､陶瓷器等大量遗物｡通过考古发掘确认该遗址是一处佛教寺院，遗址中遗迹和遗物的时代主要是北魏和辽金时期｡塔基中心形状平面近方形，具有北魏风格｡此外还有北魏柱础石､瓦当､板瓦､筒瓦等｡塔心夯土以外补建的石块砌成的塔基外围平面为正八角形，时代属于辽金时期｡铸造井台､熔铁炉､水井以及辽金琉璃瓦和建筑构件等，也都具有鲜明的辽代特征｡该遗址是至今发掘与《天工开物》记载最接近的宋辽金时代的铸造遗址，特别是遗址内风箱遗迹的发掘，对研究《天工开物》和冶金铸造史有重要价值｡《山东滕州玉皇顶摩崖龛窟造像调查简报》(《文物》第12期)是山东博物馆与滕州市博物馆先后两次对山东滕州玉皇顶摩崖龛窟造像进行的调查测绘的简报｡摩崖造像开凿在龙山山脉一处断崖上，崖壁断面呈折线状，可分为东､中､西三段，以中段遗存最为主要，包括北宋崇宁时期洞窟1座，洞窟内菩萨游戏坐于山石之间，东侧龛为天王与供养人像，西侧龛为僧人取经及供养人像｡这些洞窟带有崇宁四年(1105年)明确纪年，以及“天王献宝”“观音菩萨命唐三藏取经回来”等题记，构成北宋晚期常见的水月观音经变图像｡2015年12月~2016年4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河北正定开元寺南广场遗址进行勘探､试掘，揭露了唐､五代､北宋､金､元､明､清等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堆积，发现属于晚唐至五代､宋金､金元､明清四个时期的遗迹和丰富的遗物，从空间分布和功能区分看，分属开元寺寺庙建筑系统､晚唐五代城墙系统和唐宋至明清时期居民生活系统｡丰富的考古资料为研究正定古城布局和功能变迁，探讨唐宋以来华北平原城市历史和居民日常生活提供了重要材料(《河北正定开元寺南广场遗址考古勘察简报》，《文物春秋》第5期)｡高娜专业硕士学位论文《炳灵寺石窟佛塔调查与研究》(西北师范大学)对西秦以来唐､宋元､明清时期的炳灵寺石窟佛塔种类､数量､分布等进行统计，分析其形制和演变规律，将其分成“窣堵波”式､仿木构殿堂式､覆钵式三种早晚发展演变的佛塔形制｡“窣堵波”式佛塔体现了早期印度佛塔的艺术风格，仿木构殿堂式塔则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建筑艺术风格，覆钵式塔主要为藏式佛塔，蕴涵藏式佛塔的民族特色｡不同时期的佛塔体现了不同时代和区域特色，是不同文化融合和交流的结果｡解峰的博士学位论文《渤海国佛教遗存研究》(吉林大学)以渤海国佛寺遗址､渤海国遗址出土佛教造像为研究对象，对各个遗址的性质､年代､文化因素等进行考察，将其与4~10世纪东亚地区其他古代建筑形式及其他地区发现的佛教造像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其文化因素，并结合历史文献资料及相关研究成果，探讨渤海国佛教物质文化形成的历史过程｡曹诗媛､冯百龄等《初探宋元时期舍利瘗埋兴衰对国产玻璃器皿的影响》(《洛阳考古》第1期)一文，通过收集整理宋辽金时期玻璃器皿资料，指出随着佛教瘗埋制度确立并成熟，玻璃器特别是国产玻璃器皿，作为舍利容器以及“七宝”供养品之一，广泛出现在北宋､辽时期的舍利地宫中，可能与其因技术上的缺陷易损坏不实用有关｡自南宋开始，舍利地宫的数量开始下降，瘗埋活动逐渐衰落，国产玻璃器皿不再拥有佛教用具的功能与用途，使用范围缩小，到元代多只剩下珠饰发簪得以继续生产｡王丽花《定州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的银塔及相关问题》(《保定学院学报》第2期)对定州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的隋､唐､北宋时期的四件银塔舍利容器进行研究，分析了其工艺特征和时代变迁，并指出其对研究中国瘗埋舍利容器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文还结合银塔上的铭文及相关文献记载，揭示了静志寺塔几经毁废又再建的过程｡赵晓星《西夏时期敦煌涅槃变中的抚足者——西夏石窟考古与艺术研究之四》(《敦煌研究》第1期)以西夏时期敦煌的涅槃变为研究中心，通过对代表性洞窟的考察，梳理了敦煌西夏涅槃变中“抚足者”的变化，认为新出现的贵人相老者为印度医师耆婆，这种变化与北宋以来佛教社会化的发展相关，反映了宋以来官方对佛教进行道教化改革的历史事实｡王胜泽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美术史背景下敦煌西夏石窟绘画研究》(兰州大学)中从美术史研究视角对敦煌西夏石窟中的花鸟画､人物画､山水画､建筑画和装饰图案等几个方面展开论述，勾勒出完整的西夏绘画体系，并探讨了这一绘画体系形成的过程｡刘江在硕士学位论文《高昌回鹘弥勒图像研究——以北庭西大寺<弥勒上生经变>为中心》(新疆艺术学院)从图像学的视角，以北庭西大寺E204龛《弥勒上生经变》为中心，对高昌回鹘弥勒图像的发展进行总体把握，认为文殊山万佛洞的重绘时间可能为西夏晚期｡佛教与佛教艺术因历史的变迁､政权的更迭等原因，在回传的基础上再次交流融合，西夏与回鹘两者的弥勒信仰存在着继承关系｡位于辽宁省北镇市富屯街道龙岗子村西北的琉璃寺遗址被认为是东丹王陵所在｡2012~2013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开展了医巫闾山辽代帝陵专项考古调查工作，对其范围内的琉璃寺遗址进行了复查，明确了琉璃寺遗址基本形态｡遗址平面呈不规则形，四道接近平行的石筑护坡墙把遗址分成阶梯式五进院落的整体格局，第二､三级院落均见有大型建筑台基｡2016年9月~2017年10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锦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镇市文物管理处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出辽代及明清时期的建筑台基2座､房址4座､窑址2座､窖穴1个及灰坑3个，出土了大量建筑构件､生活用品等遗物｡其中辽代地层的主殿台基TJ2位于遗址的中轴线上，是遗址第二进院落的中心殿址，两侧可能还建有配殿或长廊｡琉璃寺遗址整体呈阶梯式的五进院落式布局，其中轴线上建有前､后两座大型建筑，应为一座礼制建筑｡其为研究辽代皇家建筑风格及其所反应的社会风貌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对于进一步探讨医巫闾山显､乾二陵的陵区布局和内涵具有重要价值(《辽宁北镇市琉璃寺遗址2016~2017年发掘简报》，《考古》第2期)｡近年来金陵遗址考古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但以往工作多集中在主陵区｡2017年受北京市文物局委派，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开展了金陵石门峪陵区考古调查，目的是在以往调查发现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石门峪陵区的范围､布局结构及性质｡李永强等《北京金陵石门峪陵区2017年考古调查简报》是对本此调查成果的总结(《北方文物》第4期)｡此次重点调查发现了大量的遗迹､遗物，包括相连的石质地栿槽､“烂石垅”､“护陵墙”等遗迹，以及各种石构件､石柱础､砖瓦等遗物，在主陵区也都发现过相似的遗迹和遗物｡根据调查情况来看，该遗址与金陵主陵区关系密切，是金陵重要的组成部分，属于金陵诸王兆域的可能性很大｡刘阳《辽陵中的渤海文化因素及其发展演变》(《文物春秋》第5期)一文分析了辽代帝陵受渤海文化影响的因素，揭示了渤海文化因素在辽代陵寝制度中呈现出由弱至强､极强而衰的发展轨迹，而这种发展轨迹之中隐藏着辽代政治和社会变化发展的历史脉络｡2019年关于宋辽金元明清时期墓葬的研究资料非常丰富，其中包括宋辽金元明清时期墓葬发掘简报的刊布､关于地区性墓葬的综合研究､墓葬发现图像及墨书等文字资料的研究，以及对墓葬出土随葬品进行研究的文章等｡为配合南水北调丹江口库区淹没区文物保护工程，在河南淅川县全岗遗址发掘过程中发现一座北宋中晚期仿木结构单室砖室墓，壁面装饰砖雕门窗､桌椅､剪刀､熨斗等，随葬灯盏､罐､盏等少量化妆白瓷器，为夫妇合葬墓(周静怡:《河南淅川全岗遗址宋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第2期)｡山东枣庄市峄城区进行棚户区改造时，发现并清理了10座古墓，其中8座为仿木结构砖室墓，2座为砖砌券顶墓｡仿木结构砖室墓壁面装饰砖砌桌､椅､凳､梳妆台､灯擎､门窗､剪刀､熨斗等｡从墓葬特征看，具有北宋中期及以后中原地区普遍流行的形式(枣庄市博物馆､枣庄市文物局等:《枣庄峄城承县故城宋墓发掘报告》，《海岱考古》第12辑，科学出版社)｡河南新郑市中华南路西侧也清理了一座类似风格的北宋时期仿木结构砖雕墓(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新郑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河南新郑市梨河镇中心社区宋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第5期)｡甘肃合水县板桥镇马洼村发现的宋代仿木结构砖室墓为方形墓室，八角形叠涩穹窿顶，出土三彩枕､青瓷碗等少量随葬品，男女合葬(周占全:《合水县板桥镇马洼宋墓发掘简报》，《文物鉴定与鉴赏》第17期)｡浙江省开化县苏庄镇龙坦村发现砖石混筑并列双室墓，随葬芒口覆烧青白瓷碗､铁刀､铁环､铜钱等物，年代推断为南宋中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化县文物管理所:《浙江省开化县苏庄镇龙坦村宋墓考古发掘简报》，《东方博物》第七十一辑，浙江大学出版社)｡福建将乐县发掘一座南宋砖石墓，长方形单室，出土文物均为青釉瓷器，器型为该地宋墓常见的将乐窑典型器，共12件，分别有盖罐､谷仓罐､执壶､盏､杯口瓶､温壶､盏托等｡百花社区墓葬的发现和清理，出土了一组完整的随葬器物，丰富了宋代福建地区砖石墓的资料(将乐县博物馆:《将乐县百花社区宋墓清理简报》，《福建文博》第2期)｡四川广元市利州区浩口村清理了一座长方形单室石室墓，出土器物62件，有陶器､瓷器､钱币及买地券等｡石墓室内部雕刻有人物､花卉､庖厨､孝行图等内容，石砌棺台下的腰坑中用钱币摆放的后天八卦图形是当时道教信仰流行的重要表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广元市博物馆等:《四川广元市利州区浩口村宋墓清理简报》，《四川文物》第6期)｡四川蒲江县朝阳湖镇杨柳村清理发掘的5座北宋中晚期的砖石混筑券顶墓，其形制接近，可能为同一家族的墓葬｡共出土瓷器约26件套，包括煎茶器具和镇墓有关的器物等｡这批墓葬为探讨宋代蒲江县乡里建制以及宋代饮茶习俗提供了新的证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蒲江县文物管理所:《四川蒲江县杨柳村宋墓发掘简报》，《四川文物》第5期)｡重庆市永川区王家湾组发掘的大岚坳宋墓为竖穴土圹石室墓，墓室用加工较规整的巨型条石构筑，条石间采用L型榫卯结构套合｡墓室为长方形单室，仿木结构，石条上雕刻人物及花卉图案(高磊:《大岚坳宋墓》，《红岩春秋》第4期)｡河北涿鹿发现辽代东郡夫人康氏墓，这是一座仿木结构圆形单室砖墓，墓门为砖砌仿木构门楼，墓顶为覆砖叠涩穹窿顶，绘星象图｡壁面仿木结构砖雕和壁画同时出现｡8根砖雕立柱等距离分布于墓壁一周，将壁面分成8幅｡该墓葬形制与燕云十六州地区辽代早期的汉人墓葬基本一致，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辽代早期特征(王雁华:《河北涿鹿辽代东郡夫人康氏墓发掘简报》，《文物春秋》第2期)｡河北蔚县东坡寨发现3座辽代壁画墓，其中M1保存较好，为砖砌六角形墓，叠涩穹窿顶，墓室的六个壁面､拱眼壁及墓顶均绘有彩绘壁画，包括夫妇对坐､侍从图等内容｡从墓葬形制､壁画内容及随葬品特征看，墓葬时代应为辽代中期(蔚县博物馆:《河北蔚县东坡寨辽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春秋》第1期)｡金墓在长城以北的东北地区､北方中原地区及晋中晋南地区都有发现｡吉林长岭县蛤蟆沁村抢救性发掘了一座金代单室砖室墓，墓葬为青砖叠涩，出土器物总计23件，可知有陶器､瓷器､铁器､骨器和铜钱等，还发现4具人骨(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吉林长岭县蛤蟆沁金代砖室墓发掘简报》，《北方文物》第2期)｡安阳小任家庄发掘的金代砖雕壁画墓为仿木构八边形单室砖室墓，墓室内壁各壁面均有砖雕或壁画，包括庖厨､宴饮､家居､侍从､伎乐等题材(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安阳小任家庄金代砖雕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第2期)｡郑州华南城二路基建工地发掘出一座穹顶六角形金代砖雕壁画墓，墓葬穹顶外形呈塔式结构，其下为砖雕斗拱，壁面装饰孝行图壁画(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华南城二路金代砖雕壁画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第1期)｡山西翼城武池村发掘出一座金代晚期方形仿木构单室砖室墓(M2)，墓顶部为八边形兼三重鱼尾饰叠涩穹隆顶，构思精巧(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翼城武池金墓发掘简报》，《文物》第2期)｡山西晋中龙白村发掘出一座金代仿木构八边形单室砖室墓，墓室仿木构件均施彩绘，东､西､东北和西北壁壁面各有墨书七言诗词一首，较为少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晋中市考古研究所:《山西晋中龙白金墓发掘简报》，《文物》第11期)｡元代墓葬在南北方地区均有发现｡山西省兴县康宁镇麻子塔村附近发掘的一座壁画墓，为石砌单室八角方形壁画墓，穹窿顶，墓顶和墓壁装饰壁画，内容以人物故事为主，包括夫妇对坐图､菩萨图､升仙图､二十四孝､侍从等｡麻子塔墓葬的形制为八角形，为晋西北和陕北地区宋金元时期最为流行的墓葬形制，对研究宋金元社会文化和民间信仰的流变有重要的价值(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博物院:《山西兴县麻子塔元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第2期)｡山东济南市解放东路发掘出两座元墓，分别为土坑洞室墓和长方形砖室墓，随葬瓷瓶､罐､碗､盘等｡墓葬形制､随葬品组合和之前发现的济南地区元代墓葬基本一致，瓷器随葬普遍，时代明确，器物典型(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济南市解放东路元､清墓葬发掘报告》，《海岱考古》第12辑，科学出版社)｡福建南平市延平区西芹镇板应一路发掘出一座元墓，为长方形双室券顶砖室墓，墓室对称分布东室和西室两部分，中部有隔墙，墓室后壁砖砌仿木结构的祠堂，两壁砖砌仿木结构建筑｡随葬品丰富，瓷器15件､银器10件､铜器4件､铁器1件､玛瑙串饰1件｡东西两室随葬器物数量和种类都有所不同，似与身份地位及性别关系密切(南平市博物馆､南平市延平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南平市延平区西芹镇板应一路元墓清理简报》，《福建文博》第4期)｡长江上游贵州余庆县官仓村调查发现一座双室合葬砖室墓，属同穴异室合葬墓｡还保存有封土､墓前八字护墙等结构｡墓圹与墓室之间铺一层炭屑防潮｡清理出土金､银､铜､铁､木器等166件，其中金瓜棱式葫芦耳环､纽索式银钗等金银器有典型的元代特征，银质下颌托为中国西南地区元代下颌托唯一一例｡该墓的发现为研究贵州黔北宋元时期丧葬习俗和播州土司文化特征提供了新的材料(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庆县文物管理所:《贵州余庆县官仓村元代砖室墓发掘简报》，《四川文物》第5期)｡明代墓葬资料也较丰富｡河南南阳发掘了一座明代夫妇合葬墓，为东西并列的砖石混合石板平顶墓，盖顶石板为汉画像石，画面雕刻清晰､精美，有朱雀铺首衔环､朱雀衔鱼铺首衔环､拥彗门吏､白虎铺首衔环等画像题材｡随葬小口小底瓶､罐､铜钱等少量随葬品(曹石磊:《南阳市万盛房地产明代画像石墓(M9)发掘简报》，《文物鉴定与鉴赏》第23期)｡山东济南解放东路发掘的明代赵铉墓，在土圹里用砖､石及三合土砌筑墓室，形制为“甲”字形多室券顶墓，三后室并排，前室平面为横长方形，后室纵向与前室垂直，外侧与墓圹之间夯填三合土(刘秀玲等:《济南市解放东路明代墓葬发掘报告》，《海岱考古》第12辑，科学出版社)｡淄博市临淄区车站村发掘出54座明代墓葬，其中土坑竖穴墓3座､竖穴墓道土洞墓51座，墓内出土的瓷器种类､数量及釉色品种都极为丰富，包括明代初期至明代晚期不同的器物风格，对研究明代丧葬制度与丧葬礼仪具有重要意义(临淄区文物管理局:《淄博市临淄区车站村明代墓发掘简报》，《海岱考古》第12辑，科学出版社)｡南京江宁区南京南站附近清理了14座明代竖穴土坑墓，墓群呈“品”字形有序排列，出土了一批金､银､铜､石和砖质文物，根据墓志记载判断为南京钦天监副贝琳的家族墓｡M32､M31为主墓贝琳夫妇墓，M32(贝琳墓)为竖穴土坑浇浆墓，墓葬平面外圆内方，形制奇特，用三合土浆浇筑墓圹，棺椁之间也以三合土浆填充，椁板上方浇筑三合土，覆草木灰､黄褐土､三合土浆等多层防护､密封并夯筑｡贝琳家族墓整体布局相对完整，为研究明代家族墓及南京明代地方历史提供了很好的材料(南京市考古研究院:《明代南京钦天监副贝琳家族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第6期)｡南京雨花台区天隆寺复建工程地块清理出的三座明代宦官砖室墓，同穴并排分布，保存完好，出土遗物丰富，包括瓷､锡､玛瑙､银､象牙､铜､石等不同质地器物121件(套)｡根据出土墓志知其中一位墓主为明代孝陵神宫监太监韦清｡这3座墓葬依寺而建，聚众而葬，为研究明代宦官墓葬制度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许志强:《南京三座明代宦官墓葬的发掘与认识》，《东南文化》第2期)｡浙江台州市黄岩区岙口村发掘了一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并列三室券顶砖室墓，三室墓顶均为四层砖分别砌筑的券顶｡墓中出土青花瓷器､水晶制品､铜器､墓志等，该墓保存完好，规模较大｡墓志的出土，更是明确了墓主身份及墓葬年代，为夫妻及兄弟三穴合葬，对于研究明代墓葬结构及葬俗等方面的问题均具有重要意义(林杰､胡微娜:《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岙口村明墓发掘简报》，《东方博物》第七十一辑，浙江大学出版社)｡广州番禺区新造镇发掘了崔氏家族墓｡该墓依山而建，坐西南向东北，地面建筑是一座由月池､拜台､享堂､坟头､一级护岭组成的灰砂版筑交椅状墓｡地下墓室为四砖室并列合穴墓｡墓中出土的四合墓志详细记载了墓主人的姓名､籍贯､生卒年月､丧葬事宜等内容，为广州地区墓志流变以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民间信仰和丧葬礼仪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材料(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广州新造元岗明代家族墓发掘简报》，《文博学刊》第3期)｡贵州遵义市汇川区发掘的4座石室墓，其中M2为三室石墓｡墓葬腰坑内出土了放置于荷叶盖银盆里的银质四神，为贵州土司墓研究提供了新资料(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遵义市汇川区文物管理所:《贵州遵义市汇川区黄秧嘴明墓发掘简报》，《四川文物》第2期)｡2014年10~12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四川大学考古学系､遵义市文物局及遵义县(今播州区)､汇川区等区县文物管理所等单位对遵义市境内宋明时代遗存展开全面调查，共发现和确认各类遗存84项，其中发现几处与播州罗氏土司相关的墓地｡贵州播州区三岔镇的扬州湾､前军坝和龙坪镇的穆家田､匡家寨等4处墓地发现13座墓葬，多为宋元明时期石室墓，皆为以青石或砂石砌筑的双室或多室墓，墓葬皆被盗毁严重｡从残留线索看，几处墓地与播州罗氏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等:《贵州遵义市播州区播州罗氏土司家族墓调查简报》，《四川文物》第2期)｡周必素､韦松恒､彭万在《贵州遵义市播州杨氏土司墓葬腰坑初步研究》(《江汉考古》第5期)以考古学方法对播州杨氏土司墓葬的腰坑葬俗进行研究，据腰坑材质､形制及随葬器物，做类型学研究，分析其形制演变及源流｡指出杨氏土司墓葬腰坑葬俗，除了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外，亦可看出杨氏对道教的崇奉｡成都平原及其以东地区的腰坑葬俗与道教信仰的结合，对三峡地区及遵义地区又有一定的影响，即存在相互的文化交流｡此外，在辽宁省辽阳市苗圃墓地发掘了一座元末明初墓葬，为南北向带斜坡墓道砖室墓，墓主为女性，墓内随葬有金耳环､金首银脚簪､金银饰件､铜钱､瓷碗､釉陶香炉､瓷瓶､花纹砖等器物｡对研究辽阳地区元明时期文化交流与传播､透视元末明初辽东地区社会变迁有一定意义(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辽宁辽阳苗圃墓地元明墓发掘简报》，《北方民族考古》第7辑，科学出版社)｡山东寿光刘家官庄村发现的一处古代墓群，发掘清理墓葬13座｡宋元墓葬3座，均为砖室墓，平面形状有舟形､圆形､刀形三种，往往有长斜坡墓道，墓底铺砖，二次葬，无随葬品｡明代墓葬2座，为长方形单室或双室墓，随葬品组合为瓷碗和铜钱，铜钱摆放有规律｡清代墓葬8座，均为长方形单室或双室砖室墓，部分带有斜坡墓道，墓底多数铺砖，随葬品组合以瓷碗､罐､灯盏为主，少数随葬铜钱｡这批墓葬为研究该地区宋元至明清葬俗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潍坊市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寿光刘家官庄墓群发掘报告》，《海岱考古》第12辑，科学出版社)｡李庆玲在其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地区宋代墓葬研究》(郑州大学)中运用考古类型学､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图像证史”以及“二重证据法”等多种方法，对西南地区宋代墓葬形制､墓葬装饰以及随葬品情况进行系统研究，并对墓葬装饰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信仰，以及随葬品等所反映的葬俗､手工业生产及地区交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周泽鸿､于光建在《四十年来西夏丧葬习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西夏研究》第3期)中对四十年来西夏丧葬习俗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展望，涉及西夏陵寝制度研究､丧葬礼仪研究以及多元文化对西夏丧葬习俗的影响诸多方面，并指出西夏丧葬习俗研究中存在发展不平衡等不足之处｡程爱民《从武威的西夏墓来分析西夏葬俗》(《中国民族博览》第2期)依托甘肃武威发现的多座西夏墓来分析西夏文化中火葬､土葬､水葬､天葬､塔葬等多种葬俗，以及反映出的文化的多元性､葬具的多样性､陪葬品的统一性､火葬的主体性等葬俗特点｡马晨旭的硕士学位论文《医巫闾山地区辽墓研究》(吉林大学)对医巫闾山地区契丹贵族家族墓区和皇陵陪葬区发现的辽代墓葬进行系统研究，依据墓葬建筑材料将其分为甲种砖筑墓､乙种石筑墓和丙种砖石混筑墓三种，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类型学分析及分期研究，探讨了不同时期墓葬装饰､结构与葬俗变迁的过程，并依据契丹墓葬随葬品中契丹风格由浓到淡的变化过程，揭示了该地区契丹族逐步汉化的过程｡张涵的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地区辽代壁画墓研究》(黑龙江大学)以辽宁地区辽代壁画墓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分期研究，探讨了不同阶段墓葬形制结构､随葬品种类､壁画内容的变化过程，以及因墓葬形制､随葬品､壁画内容等方面的差异所体现出的墓主族属不同｡王利霞《试论大同辽金壁画墓的布局与特点》(《文物世界》第6期)对大同地区发现的辽金壁画墓进行了系统研究，从大同辽金墓葬分布概况､墓室壁画内容和装饰以及壁画特点出发，探索大同辽金壁画墓蕴含的文化意义，展现契丹､女真统治下大同居民的人文生活和文化融合情况｡汤艳杰的硕士学位论文《金代墓葬文化差异研究》(河北大学)依据金代墓葬的文化面貌差异并结合自然地理区域将金代墓葬划分为中国东北地区､燕云地区､中原地区三大区域，并依据金代历史上较大的政治变化，将金代墓葬分为金早期——金朝建国至海陵王迁都之前(公元1115~1152年)､金中期——海陵王迁都至金世宗时期(公元1153~1189年)和金晚期——金章宗明昌以后至金灭亡(公元1190~1234年)三个时期，探讨不同时期金代墓葬形制､随葬品､葬俗､墓葬装饰等变化的过程，以及不同区域金代墓葬的文化差异和文化交流｡丁利娜《从考古发现谈金中都的社会等级结构》(《北方文物》第3期)主要是从陵墓的分布､墓葬形制､葬制葬俗､随葬品组合等方面总结归纳帝王及后妃､女真贵族､汉族高官及士人､平民阶层四个社会等级在文化面貌上的典型特征｡元墓的研究主要有徐学琳《高原内外:内蒙古地区蒙元墓葬探析》(《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东北地区蒙元墓葬文化因素探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5期)和《蒙元墓葬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第7期)等几篇文章｡《蒙元墓葬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对蒙元墓葬研究学术史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指出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高原内外:内蒙古地区蒙元墓葬探析》对内蒙古地区发现的蒙元墓葬的形制､特点及演变规律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指出其对蒙古高原墓葬传统的继承｡《东北地区蒙元墓葬文化因素探析》一文指出根据墓葬形制，东北地区蒙元墓葬可划分为两大类八个类型，结合随葬品种类､墓葬装饰风格和纪年墓资料，可进一步将其分为三期｡在分型分期的基础上，总结东北地区蒙元墓特点，并对不同形制墓葬进行文化因素分析，认为室墓主要受辽墓影响，石椁墓主要受金墓影响，砖石椁墓受高丽文化的影响，随葬器物､墓室壁画､墓上设施则受到中原汉文化的影响，表现为多元文化的并存､交流与涵化｡洪淑莹的硕士学位论文《北方地区蒙元壁画墓研究》(郑州大学)对北方地区发现的蒙古时期壁画墓资料进行了系统搜集，在此基础上对其类型和壁画装饰进行了深入分析，对蒙元壁画墓装饰所反映的蒙元时期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进行了探究，展示了北方地区蒙元时期蒙汉文化混融状态下的社会生活面貌以及蒙元时期儒､释､道三家并行的宗教文化融合现象｡总体上长城南北两个区域的墓葬壁画呈现出蒙汉民族融合和多民族文化混融的风格特征｡赵东海的硕士学位论文《宋元时期长城以南地区火葬墓的考古学研究》(吉林大学)对宋元时期长城以南地区火葬墓的墓葬形制和葬具种类进行类型划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期､分区研究，总结了各区特点，分析了宋元时期火葬流行的原因及区域特征差异形成的原因｡郭永利著《甘肃境内宋金元墓葬的调查､整理与研究》(科学出版社)一书对甘肃省境内发现的宋金元墓葬进行了详细调查和系统整理，对墓葬年代及画像砖题材､地域性特点等作了分析与比较研究｡王超的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地区明代墓葬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对东北地区明代墓葬的形制､随葬品以及不同区域的墓葬特征进行系统的梳理，并对不同墓葬的族属进行了初步研究｡何文竞《明代品官墓与平民墓的分区及特点》(《华夏考古》第1期)对全国已发掘的明代品官墓与平民纪年墓的分区和特点进行研究，初步将明代品官墓与平民墓分为南京､东北及中原､西北､湖广､西南､东南六个大区域，并指出明代墓葬地域特点明显，对宋元以来的墓葬文化有着继承和变革，且在正统以后明墓自身特点愈加明显，家族墓发现普遍｡宋辽金元时期，北方中原地区墓葬多流行壁面装饰，往往用壁画或砖雕的手法描绘墓主人家居的场景､祭祀的场景及死后羽化升仙的美好意愿｡因此，对于墓葬图像的研究非常活跃，主要涉及墓主画像､散乐杂剧､孝子故事､妇人启门､僧道鬼怪等题材｡李慧清《考古图像视野下的宋代日常生活研究》(《许昌学院学报》第3期)通过对考古发现的宋代雕砖壁画墓中有关家居生活题材图像的系统梳理，分别从宋人服饰特色､日常饮食结构及文化娱乐等方面窥探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孙帅杰的硕士学位论文《金代墓室壁画研究》(吉林大学)对金代墓室壁画进行宏观性考察，将金代墓室壁画划分为南北两区，北区又分为长城以北地区与燕云地区，南区分为山东地区､中原地区､陕甘宁地区､晋中南地区四小区｡通过比较不同区域壁画墓的特征及区域传统，揭示不通地区不同民族背景下的文化特征及部分地区民族融合的过程｡聂炜的硕士学位论文《晋北地区金代墓室壁画图像研究》(太原理工大学)以晋北地区出土的金代墓室壁画作为研究对象，并通过与同期晋中､晋南出土的墓室壁画的比较研究，指出晋北地区金代墓室壁画在设计､装饰上的独特之处｡并通过人物的衣着服饰､发型配饰､手持器物､家具陈设等微观细节，探讨当地人们的社会生活状貌，以及该地在多元文化因素影响下的胡汉文化艺术的交流与互动｡赵兰《宋代四川画像石室墓因素在边地非汉系墓葬中的渗透——从泸县宋墓新发现非汉系画像石刻论起》(《边疆考古研究》第1期)对泸县宋墓新发现的两块非汉系墓葬画像石刻进行分析，指出汉系画像石室墓在非汉系墓葬中渗透的社会背景是两宋开发川南边地促进的人群交流｡杭侃《试论唐宋时期椅子在中原地区的传播》(《故宫博物院院刊》第4期)通过梳理佛教壁画和墓葬装饰中的图像资料､考古实物等考古资料，并结合文献研究，认为以椅子为代表的高坐式家具首先被唐代河北地区武将人群所使用，并随着河北政治集团成员在五代和北宋初期的影响而扩展，进而被中原地区的百姓所接受，普及寻常百姓家｡樊睿《礼仪与情感:宋金墓葬中的共坐图像再探讨》(《民族艺术》第4期)一文对宋金墓葬中的夫妇共坐图像进行了再探讨，梳理了学界对该图像研究的历史，结合墓中其他装饰题材，特别是“家庆图”“孝经图”等内容的分析，指出共坐图是借助因家庆而群集的合乐情景，以期实现现实家族的长久与繁荣｡对启门图的研究也还在继续深入｡樊睿《试析宋辽金墓葬中的启门图》(《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对学术界关于启门图认知的不同观点进行了梳理，凭借对考古发现的丰富图像材料的归纳分析认为，启门图在宋辽金时代不同政权下客观存在并有一定的中心区域分布特征，大体由继承唐五代图像系统的两京地区向周围汉人和少数民族地区辐射，形成一条复杂但尚有源可溯的传播脉络｡启门图营造的是一种家族尊卑有序､男女有别且各守其限的理想化生活场面，反映的是宋代儒家伦理教化下北方平民的社会思想;南宋东南地区启门图的缺失则说明儒家封建传统礼法所定的正统规范对人们日常行为的规范性有限｡李永涛《“启门图”相关命名的浅析》(《文物鉴定与鉴赏》第4期)从北宋的丧葬习俗和社会信仰出发，并结合启门题材所处的环境，指出其应是“魂门”的一种，在墓葬中作为死后世界的大门而存在，它是墓主人灵魂进入另一个世界的必穿之门，以期“亡魂升，死魄温，生人福，子孙衍”｡对孝子图进行分析的有丁雨《从空间形式看晋东南地区宋金仿木构墓葬中的孝子图》(《装饰》第9期)､王鹏粉硕士学位论文《山西长治地区金代墓室壁画<二十四孝图>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史亦真硕士学位论文《宋墓壁画孝子图的平民化特征研究》(东南大学)和潘静《宣化下八里Ⅱ区M1孝子图像重读》(《边疆考古研究》第1期)｡丁雨一文指出晋东南地区是墓葬中孝子图像流行的重要区域，其布局特征与其他地方的孝子图存在不同，内容多､占幅全，渲染了墓室中“孝”的氛围，与墓主人表现的护佑子孙之“慈”形成了互动与对应，在一些墓葬中还有替代或模拟生者行孝的功用｡王鹏粉一文梳理山西现已发掘的饰有《二十四孝图》的金代墓葬，并分析金代山西孝行观念盛行的原因｡还通过对《二十四孝图》中人物服饰､色彩､构图等特征的分析，指出北宋传统与女真族风俗融合的背景｡潘静对宣化下八里Ⅱ区M1孝子图像重新解读，纠正了原报告解读上的错误之处｡何雅闻､罗晓欢《四川清代墓葬建筑雕刻装饰中的戏曲图像》(《寻根》第5期)对四川地区现存的大量清代地上石质仿木结构的墓葬建筑上雕刻的戏曲图像进行了研究，对其历史渊源､构图特点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其由简单到复杂､单一到多元的过程，具有装饰性和教化性的特点｡其《四川地区清代墓葬建筑装饰中<白蛇传>雕刻图像研究》(《四川戏剧》第12期)一文还特别针对《白蛇传》这一传统的民间故事题材进行了专门研究，揭示其“塔”“蛇”“拜”组合的程式化场景反映了墓主人希望子孙后代繁荣昌盛､生子得第､倡导孝行､长生不老等美好意愿及丧葬观念｡杨洪冰《唐代燕乐在宋元时期的发展变化——以陕西地区出土文物图像为中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以陕西地区出土的五代､宋､金､元时期乐舞图像为资料，探究了唐代燕乐在宋元时期随着社会的变革而发展变化，以及胡汉文化融合的过程｡刘嵬《宣化下八里辽墓乐舞图像研究》(《艺术工作》第3期)对河北宣化下八里辽墓群中出土的乐舞图壁画进行了系统探讨，涉及其在墓中位置分布，人物构图，乐舞图像中的人物形象､服饰等内容，反映了宋代理学思想对当地的影响及服饰上所揭示的文化融合内容｡金隐村《赵励墓散乐图与同类壁画对比研究》(《首都博物馆论丛》，燕山出版社)对北京地区金初赵励墓墓壁西南隅的散乐图进一步分析研究，揭示其隐含的民间丧葬礼制特征，推断其为祭奠仪式中作乐开场的画面｡延保全､邓弟蛟《陕西渭南靳尚村金墓杂剧壁画考辨》[《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第4期]对陕西渭南靳尚村M1中的一副金代杂剧观演图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壁画所展现的演出阵容是典型的金院本之“五花爨弄”，整个壁画场景揭示的是私宅厅堂之中进行“堂会演出”的活动｡这幅壁画对研究金代戏曲的传播和民众的接受情况提供了线索｡李清泉《壶关上好牢1号宋金墓“杂剧演乐图”壁画内容考释》(《文艺研究》第12期)通过对壶关上好牢1号宋金墓中的“杂剧演乐图”的进一步考释，指出其应为流行于宋金时期民间社火中的“队戏”表演，与当时民间的宗教祭祀活动相关｡赵娟《晋南金墓乐舞砖雕舞蹈形态研究》(《艺术科技》第1期)通过对晋南地区金代墓葬乐舞砖雕的内容分类､人物服饰､舞蹈形态等方面的探究，探讨了金代乐舞的历史，分析了金代乐舞的历史环境及发展演变，以及对晋南民间舞蹈的影响｡张慧､杨洋《晋南金墓砖雕图案上的乐器研究》(《忻州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通过对砖雕中的乐器图案进行分析，研究金代晋南地区乐舞杂剧表演中伴奏乐器的类别及特征｡王俊婷的硕士学位论文《晋南豫西北地区宋金墓葬音乐砖雕研究》(西安音乐学院)以晋南和豫西北两地出土的音乐砖雕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全面研究，分析其出现的社会背景，对这些图像进行分类并辨别其异同，探讨宋金音乐文化特点及其在中国音乐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并通过细节上的分析对出土的音乐砖雕文物进行全方位的认识，还原宋金时期的音乐文化生活｡张裕涵､曹飞《河南义马狂口村金墓杂剧砖雕考》(《励耘学刊》第2辑，学苑出版社)通过对河南义马狂口村金墓杂剧砖雕进行考辨，指出在金代晚期杂剧中仍然有分段演出的形式存在，同时在宋金之交杂剧由汴京地区向晋南地区传播的过程中，义马作为交通枢纽起到了重要作用｡邓菲《多重祈愿——宋金墓葬中的宗教类图像组合》(《民族艺术》第6期)通过对宋金仿木构砖室墓中与宗教信仰有关的图像的研究指出，不同的题材组合一方面明显受到了唐宋以来佛教观念与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呈现出道释混杂､三教合一的情形｡墓中宗教类图像流露出对于往生天国､飞升仙境的祈盼，象征了一种广义上的神仙世界，展现出该时期冥世观的多种可能｡崔兴众《宋代墓葬中涅槃图的内容及意义——以韩城盘乐村宋墓为例》(《云南艺术学院学报》第2期)以韩城盘乐村出土涅槃图为例，指出涅槃图进入墓葬不仅反映了宋代丧葬观念和丧葬文化的多元性，更是在宋金时期佛教世俗信仰背景下，世俗阶层对于佛教往生的理解，强调亡者脱离苦难向往“往生”“超生”的世界｡吴思佳､王朴《泸县宋墓飞天图像的艺术特征》(《艺术工作》第4期)通过泸县宋墓飞天图像的对称式构图与佛教信仰､u形体态曲线与升仙思想的艺术特征研究，指出这一时期佛教艺术已经在本土化融合过程中进入了本土彼岸的信仰体系｡周必素､彭万､韦松恒《试论黔北宋墓“四神”雕刻》(《四川文物》第1期)对黔北地区宋墓“四神”雕刻的含义演变进行了分析，指出黔北地区广泛分布的宋代石室墓与川渝地区保持着一致性，“四神”雕刻是其流行的主要装饰题材之一｡黔北地区宋墓“四神”雕刻有从侧壁龛底､顶(藻井)往侧壁中间发展，且摆放的方向从横向往竖向演变的过程｡随着南宋晚期川渝地区造像之风的衰退，宋墓石刻装饰大幅衰减，贵州黔北的土司墓葬“四神”的表达也逐渐隐藏于棺床下的腰坑里，这种现象与道教堪舆的兴盛密切关联｡李彦颉､张玲《大同地区辽代墓葬壁画中天象图新探》(《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对大同地区辽代墓葬穹顶的天象图进行研究，指出大同地区辽代壁画墓绝大多数都出现天象图，这是对唐代墓葬风格的延续，同时聚合了儒释道三教的生死观和丧葬观，而大同地处中原与契丹文化交界处，更深层地体现了中原文化同草原文化以及西域文化的交融与碰撞｡文菱《库伦旗奈林稿1号､6号墓壁画中女性形象分析》(《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和程郁《宋辽金孝子图所表现的女性形象》(《宋史研究论丛》第1期，河北大学出版社)都对壁画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分析，探讨了不同文化背景下女性社会形象和社会地位等问题｡邓菲《“性别空间”的构建——宋代墓葬中的剪刀､熨斗图像》(《中国美术研究》第1期)通过分析相关的图像组合和墓葬空间，认为宋墓中的剪刀､熨斗等图案作为特殊的象征符号，与古代女性的生产内容相关，反映了该时期富民阶层对女性行为及家庭角色的期待与设定｡张佳《“深簷胡帽”:一种女真帽式盛衰变异背后的族群与文化变迁》(《故宫博物院院刊》第2期)通过文献梳理及考古图像研究，将“深簷胡帽”与明代瓦楞帽进行了辨析，指出二者有本质不同｡“深簷胡帽”起源于金代晚期女真人帽饰，在金元时期中原民众当中流行，并扩延至东亚风靡一时，北人衣冠也成为江南的一时风尚，这是当时民族融合和文化自由交流的结果｡14世纪后期元帝国的衰亡，结束了不同族群文化相对自由交融的短暂历史｡明初儒家“华夷之辨”的结果，幔笠和其他金元北族服饰､发式一道被当作“胡元”马上习俗的一部分被禁止，见证了蒙元时代前后政治与文化的变迁｡此外，杨涛《宋墓狸影 宋墓壁画中猫的形象》(《大众考古》第6期)还对发现猫图像的宋墓的分布､年代以及猫图像在墓葬壁画的位置进行了梳理，讨论了“猫雀组合”的吉祥寓意以及宋代猫的社会定位｡史前龙的硕士学位论文《辽代墓葬壁画艺术中的弋猎图像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对辽代墓葬壁画中的弋猎图像进行了阐释与考证｡李国锦在其硕士论文《辽宋金元时期文姬归汉主题绘画服饰研究》(北京服装学院)中以辽宋金元时期文姬归汉主题绘画及其服饰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文献及出土实物､墓室壁画､同时期其他绘画中服饰的比较研究，分析了绘画中的服饰和现实服饰的关系及胡汉交流等内容｡对墓葬内发现文字进行研究的文章也有不少，对象多为墓志材料｡张靖《明镇国将军朱祐柯及夫人墓志铭浅析》(《江汉考古》第4期)通过明镇国将军朱祐柯及夫人墓志铭研究其生平事迹､家族世系，丰富了明代襄王府家族历史的研究内容｡王帅龙､王婧《明代韩王家族女性考证———以墓志材料为中心》(《西夏研究》第2期)以《崆峒金石》收录的《韩王妃郭氏圹志》等5通墓志材料为主，对韩王家族社会关系相关问题进行了考证，指出与韩王家族通婚女性均出身于世家大族，韩王家族通过与地方大族及文武官员的联姻，在平凉地方构建起了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强化了与地方的联系｡杨连胜《萧天佐的坟与西孤山子辽墓主人考》(《文物鉴定与鉴赏》第24期)从研究锦西西孤山辽墓墓志铭入手，梳理出辽墓主人身份是萧孝忠，并揭示了其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民族关系､宗教交流等内容｡崔世平《后唐德妃墓志考释——兼论辽墓的“中朝轨式”》(《考古》第12期)一文就德妃墓志涉及的伊氏家族和德妃生平､历史地理､丧葬制度等进行了深入探讨｡连吉林《内蒙古开鲁县辽墓发现的墨书题记与辽之龙化州》(《北方文物》第2期)一文根据金宝屯一号辽墓甬道内发现的墨书题记记载，确定一号墓主人为《辽史》中记载的耶律蒲古，并依据墓葬周边福巨古城的调查钻探成果､佛寺遗址及文献资料，加上题记中“葬扵龙化州西”的记载，推测通辽市科尔沁区的福巨古城即辽代的龙化州｡廖奔《误读的诸宫调“重大发现”——侯马二水金墓曲辞解》(《戏曲研究》第2期)通过对侯马二水金墓中曲辞的解读得出其为当时民间传唱单个牌调的曲辞(类似于敦煌曲子辞)而被墓主题壁砌进了墓室的结论｡该文还认为墓志中提供的线索为这些曲辞提供了详细的时间地点坐标，体现了其脱胎于宋曲，并呈现出元散曲成型之前的金代曲子民间传唱的原貌｡林海村《瘦马非马——山西元代壁画墓出土散曲<西江月>名实辨》(《读书》第2期)对山西吕梁市兴县红峪村元至大二年壁画墓发现的一首曲牌为《西江月》的小令作了考辨｡墓葬随葬器物涉及明器神煞类物品､丧葬用品､随葬日常使用器物等｡卢亚辉《中古墓葬出土伏听的考古学研究》(《文博》第5期)系统梳理北朝至元代墓葬中出土的伏听俑，对其进行考古类型学与分区分期研究，指出伏听的分布与人群的迁徙有关｡作为神煞俑的伏听在北朝至宋元时代的墓葬中延续使用，唐宋时期繁盛｡伏听的主要分布范围呈现随时代推移而逐步南移的趋势:盛唐时多见于西安地区，武周以后逐渐进入唐政府的丧葬体制;盛唐以后至唐末，伏听在北方墓葬中消失;唐末五代动乱，随着北方民众与军人的南下，神煞俑在南方复兴，以伏听为代表的神煞俑，相继传播到江苏､福建､四川､江西等地｡周杨《考古所见汉至宋蟾蜍形器物》(《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11期)通过对汉至宋考古所见蟾蜍形器物的系统梳理，结合其所出墓葬及可能产地的分析，归纳蟾蜍形器物发展演变的线索以及时空分布特点｡文中指出蟾蜍形器物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特别是中下游地区，分别在六朝和南宋形成了两个高潮期，其在六朝时期的兴盛与当时升仙､追求长生不死的观念相一致，而在南宋的再次兴盛当与宋代的复古思潮有关｡余天在其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地区宋俑研究》(吉林大学)一文中探讨了四川地区宋俑的形制特征及分期，总结了其区域特征，还梳理了四川地区用俑葬俗的源流及部分宋代随葬俑的功用，还把随葬俑的形象与四川地区石刻墓的壁面装饰形象进行了对比研究｡张春兰《福建唐宋时期多嘴壶初探》(《东南文化》第2期)通过考古出土情况､主要类型､装饰技法､用途蕴义等方面的探讨，对福建唐宋时期明器多嘴壶进行了初步研究｡福建地区墓葬中使用多嘴壶随葬始于唐､盛于宋､没于元｡目前福建地区出土的多嘴壶以闽北和闽西地区居多，闽东地区次之，闽南地区较少｡从器身､分层､嘴(角)的形制等特征可将其分为唐､宋两个时期｡多嘴壶独特的造型蕴含了妥死者之魂､慰生者之望的用意｡周静《川渝地区明墓出土谷仓罐研究》(《考古》第12期)对川渝地区明墓中发现的谷仓罐进行系统研究，分析了其在墓葬中的固定数量､组合及位置，并对其进行分型分式及分期研究，指出川渝地区明墓中发现的谷仓罐主要集中在明代中期，少量可以晚至明代晚期偏早阶段，而且前后两期分布重心出现自东向西迁移的过程｡并进一步通过形制和装饰对比，认为川渝地区明墓中发现的谷仓罐主要受两湖地区影响，并在出土数量及组合上出现程式化特点，应为两湖地区丧葬习俗传播的结果，也是明代“湖广填四川”移民活动的产物｡白瑶瑶《明墓压胜钱研究》(《中国钱币》第5期)对明代墓葬出土的压胜钱种类及其内涵进行整理，进而探讨了其题材来源､组合及在墓葬中的空间分布｡任江《江南地区明墓出土受生牒研究》(《东南文化》第6期)对已公布的江南地区明代墓葬出土的三件受生牒进行研究，梳理了宋元以来民间流行的受生(寿生)寄库信仰，并与佛道教､方志等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对明墓所出受生牒的形制､性质､内容､所属宗教､牒主身份及其所反映的社会风俗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冯爽《试论重庆地区唐宋墓出土下颌托的文化内涵》(《地域文化研究》第2期)一文以重庆地区唐宋墓出土的下颌托为研究对象，采用类型学､文献研究法､比较法等方法，对重庆地区下颌托的文化内涵进行分析，认为重庆地区唐宋墓出土的下颌托或是受祆教影响的产物｡张佳琦《辽代金属面具考》(《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结合覆面及面具的相关资料，探究辽代金属面具的起源与发展情况，认为由于契丹族的祖先崇拜意识，他们会使用各种方式对死者尸骨进行处理，比如制作干尸､使用金属面具保持死者生前的面貌等，其目的可能是让死者的身体和灵魂永不分离｡还可能源于契丹族早期流行天葬和树葬的习俗，由于死者的尸骨需要在外面放置很长时间，尸体不可避免会腐烂，契丹人为死者佩戴金属面具是为了对其丑陋的面貌进行一定程度的遮挡掩饰｡刘辉《三峡库区宋代墓葬出土瓷器研究》(《江汉考古》第3期)一文对三峡库区宋墓出土瓷器在类型学研究基础上分成北宋早期､北宋中期､北宋晚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五个阶段，并分析了其产地来源｡王利霞､陶春慧､张晶晶《大同地区元代墓葬中的茶具与茶文化》(《文物天地》第7期)结合大同地区元墓出土的大量实物茶具及墓葬壁画中所绘茶具，对于元代的饮茶方式和习俗进行探讨，揭示了元代饮茶文化继承唐宋以来的传统，但备茶､品茶过程有所简化的趋势｡石可硕士学位论文《辽代陈国公主墓出土金器制作技术与工艺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对辽陈国公主墓出土中9件金器､1件鎏金银器的基本信息､成分组成､成型工艺以及表面装饰工艺等方面进行科学研究，并通过与唐宋时期金银器制作工艺的比较研究，分析辽代金器制作工艺的源流以及辽代与其他政权之间的文化交流｡王晶《明代出土玉带相关问题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第3期，北京燕山出版社)对分布在全国十多个省市范围内的四十八座墓葬中出土的九十八组玉带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明代早中晚期出土玉带墓葬在地理分布上存在一定变化，明代早期玉带主要发现在南京及其他藩王分封领地，明代晚期作为国家政治权力中心的北京则成为出土玉带最多的地区｡明代玉带大多在王侯贵胄的墓葬中出土，是身份等级的象征，也有一些墓葬中出现了僭越现象｡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昌平区东小口清代墓葬出土的西班牙银币》(《北京文博文丛》第3期，北京燕山出版社)一文介绍了北京昌平区东小口镇发现的一座三棺并列合葬的清墓发现情况，并特别对其中北棺中出土的一件西班牙银币进行了探讨，对其形态､西班牙银币铸币历史及流通中国的背景进行了初步研究｡宋元时期手工业考古以瓷窑址发掘及相关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安徽淮北市烈山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了包括窑炉在内的各类遗迹70余处，并出土晚唐至元代的文物标本2000余件，包括白瓷､白釉黑褐彩瓷､绿釉瓷､黄釉瓷､三彩器､酱釉瓷､青黄釉瓷等各类瓷器标本及窑具｡烈山窑的发现为探讨北方白瓷制瓷技术的南传､大运河文化等课题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陈超:《淮北市烈山窑址出土文物浅析》，《文物天地》第7期)｡2015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等单位合作，对昌江支流南河流域瓷窑遗址银坑坞窑址群开展了区域性调查，采集了大量宋元时期青白瓷标本，并对景德镇宋元瓷窑址分布与昌江的关系有了进一步认识(《景德镇银坑坞窑址群兰家井——郑家坞段调查简报》，《南方文物》第5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会同相关单位对江西吉安永和镇茅庵岭窑址进行多次考古发掘，揭露龙窑､房基､道路､墓葬､灰坑､墙体等遗迹，出土一批宋元青白釉､白釉､黑釉､绿釉､彩绘瓷､卵白釉瓷器标本，丰富了吉州窑的窑业面貌和文化内涵(张文江､何江等《吉州窑茅庵岭窑址考古的主要收获》，《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12期)｡王妤《黄岩下山头窑址调查》(《东方博物》第七十三辑，浙江大学出版社)一文指出下山头窑址地处浙江台州黄岩区沙埠镇窑址群核心地带，窑址产品中的碗类产品普遍流行双面刻划花工艺，外腹饰折扇纹，内腹饰花卉纹，填以篦纹或篦点纹，与龙泉村､大窑等地龙泉窑北宋晚期器物面貌一致｡但从装烧工艺来看，仍采用当地北宋中期越窑系窑场普遍流行的垫圈支烧工艺，因此该地区窑址是探索越窑瓷业技术南传与龙泉窑瓷业技术渊源的重要地区｡2019年2~6月，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吉林大学考古学院等单位对奉化陈君庙山窑址群进行了抢救发掘，揭露龙窑2座，出土较为丰富的青瓷器物和窑具｡纹饰常见于盘和钵等器物的内底，多为细线刻划，也有少量的浅浮雕｡纹饰题材包括鹦鹉纹､凤纹､团花纹､莲瓣纹､海波纹等｡窑具中M型匣钵多见，与上林湖窑场和东钱湖窑场中比较常见V字型匣钵不同，为探讨北宋早期不同区域的越窑生产状况提供了新的案例(张华琴《浙江奉化陈君庙山窑址群发现两座北宋龙窑》，《中国文物报》9月27日第8版)｡为配合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三明市中村窑遗址保护规划编制及国保单位单体构成确认工作，2018年三明市文物保护中心对整个窑场进行了一次更为全面细致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工作｡共发现窑炉14座､作坊区2处､窑工居住区1处､瓷土矿区2处､水碓房遗迹1处｡基本上弄清了窑址的平面布局以及各窑炉时代和产品的烧造工艺(《三明中村窑遗址调查勘探简报》，《福建文博》第3期)｡2018年12月~2019年1月，福建博物院､龙岩市文化与旅游局等单位对福建漳平永福窑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勘探，发现窑址14处，瓷土矿洞2处，调查采集了丰富的瓷器和窑具标本｡这些窑址多为两宋青白瓷窑址，少数为明清青花瓷窑址｡此次调查初步掌握了永福窑窑址群的分布范围，还对永福窑的窑业内涵､年代分期有了新的认识(《福建漳平永福窑2018年调查简报》，《福建文博》第3期)｡厦门大学历史系､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等单位对福建漳州云霄县水头窑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为了解云霄地区两宋时期经济､文化的发展概况，以及闽南地区对外交流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福建云霄水头宋代窑址发掘简报》，《文物》第10期)｡2013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客家博物馆等单位联合对广东大埔余里窑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出龙窑､房址等遗迹，并出土大批仿龙泉窑青瓷产品和窑具，为进一步研究广东仿龙泉青瓷的窑业技术来源､产品行销路线，东南沿海仿龙泉青瓷产品的生产及外销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广东大埔余里明代窑址2013~2014年发掘简报》，《文物》第10期)｡类似性质的窑址在福建也有发现｡福建博物院､漳浦县博物馆等单位对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石寨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揭露其是闽南一处专门仿烧龙泉青瓷的窑场，从元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明初｡产品种类较少，釉色比较丰富｡出现了介于分室龙窑和横室阶级窑之间的窑炉结构，对研究闽南地区横室阶级窑的起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漳浦县石寨窑发掘简报》，《福建文博》第2期)｡郭建军《广西富川朝东宋元窑址群初步认识》(《民博论丛》，广西人民出版社)一文分析了富川朝东窑址群产品特征，并将其划分四种类型，分别对应相应技术特征｡通过比较，提出朝东宋元窑址群技术可能来源于湖南道县和江永一带，其发现及研究，增添了潇贺古道文化的内涵｡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醴陵窑管理所编著《洞天瓷韵——醴陵窑钟鼓塘元代窑址出土瓷器精粹》(文物出版社)一书对2015年发掘的钟鼓塘窑址出土代表性标本进行遴选，辅以精美的图片及简洁的文字进行介绍｡以郑建明为代表的学者们集中发表了系列专题研究文章，如郑建明《21世纪以来唐代高温加彩瓷窑址考古的新进展》(《文物天地》第1期)，郑建明《21世纪以来青白瓷窑址考古新进展》(《文物天地》第4期)，于陆洋､郑建明《21世纪以来宋元时期北方加彩瓷窑址考古新进展》(《文物天地》第2期)，吴双､郑建明《21世纪以来宋元时期南方加彩瓷窑址考古新进展》(《文物天地》第11期)，郝雪琳､郑建明《21世纪以来北方地区黑釉瓷窑址考古新进展》(《文物天地》第10期)，郑建明《21世纪以来乳浊釉(分相釉)瓷窑址考古的新进展》(《文物天地》第12期)，等等，对生产不同类型产品的代表性窑口的考古工作及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慈溪市博物馆主编《两宋之际的中国制瓷业》(文物出版社)为首届复旦大学陶瓷考古论坛文集，内容涉及浙江越窑和龙泉窑､河南汝窑与张公巷窑､广西青瓷､湖南等地的窑业生产情况及瓷器的断代､流布等问题｡郭三娟《冀南豫北地区宋元时期陶瓷考古发现与研究——以磁州窑､鹤壁窑､当阳峪窑为例》(《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15辑)梳理了区域内典型窑址磁州窑､鹤壁窑､当阳峪窑以往的相关考古工作和重要研究成果｡王洪领､蔡亚林《重庆涂山窑的发现､研究及相关问题的探讨》(《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对重庆涂山窑以往考古工作及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探讨了涂山窑的兴衰原因､分期与年代､装饰艺术及与周围窑址的关系等问题｡王睿《钧窑源流述略》(《华夏考古》第5期)一文通过分析早期钧窑和唐钧及汝窑的关系，指出钧窑是在唐钧的基础上，受到汝窑工艺技术的影响而出现，并最终逐渐形成一个独立品种的｡于陆洋《关于早期钧瓷产地与年代问题的再思考》(《中原文物》第3期)也从考古资料分析入手，对早期钧瓷内涵､区域性､年代及与汝窑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郭志委《试论长沙窑瓷器外销的阶段性》(《南方文物》第6期)依托长沙窑窑址发掘资料及以往分期研究成果，将长沙窑分为四个阶段，其中第二个阶段为9世纪至10世纪初期，釉下彩绘瓷获得成熟并占据主流，长沙窑的发展也进入鼎盛阶段｡通过对海外遗址发现的长沙窑资料的梳理，指出境外出土长沙窑瓷器的年代也主要集中在9世纪至10世纪中叶｡黄信《论定窑“尚食局”款瓷器的分期问题》(《文物春秋》第4期)对2009~2010年定窑窑址和2017~2018年河北崇礼太子城遗址考古发掘所出土的“尚食局”款瓷器，以及其他地点出土的该款瓷器进行汇总与分析后，将其分为北宋晚期､金代前期､金代后期三个时期，并探讨了不同时期的“尚食局”款瓷器在器形､装饰､特征等方面的差异和变化｡黄义军《中国古代瓷业的人文地理景观视角》(《故宫博物院院刊》第11期)主张选取人文地理的景观视角，以人地关系为主线，从宏观和微观视角重新思考古代制瓷手工业，并结合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这种新技术，尝试建立以人地关系为核心的中国古代瓷业地理思考框架｡这种思维方式看到了传统陶瓷考古研究中以器物为中心研究的局限性，主张将新思维､新视角､新方法引入陶瓷考古研究｡外销瓷的研究也是一个传统课题｡孟原召《40年来中国古外销陶瓷的发现与研究综述》(《海交史研究》第4期)从窑址考古发现与研究､水下沉船的发现､海外遗址的发现､外销瓷专题研究等角度，对古外销瓷发现与研究的历史进行总结与回顾｡刘冬媚《“南海I号”船载龙泉窑青瓷探析》(《文物天地》第12期)对“南海I号”所载龙泉青瓷的胎釉特点､时代､外销背景､路线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霍巍､韦莉果《11~14世纪的越南仿耀州窑系青瓷及相关问题研究》(《江汉考古》第5期)一文搜集了越南､我国广西､澎湖地区､日本博多遗址等地发现的越南仿耀州窑系青瓷，探讨了背后的技术交流及海外贸易历史｡石俊《浅析元代陆上丝绸之路之繁盛——以新疆地区考古发现的瓷器为引》(《文物鉴定与鉴赏》第19期)系统搜集新疆地区各考古遗址出土的元代瓷器，探讨了瓷器经由陆上草原之路向外输出的背景和过程｡此外，还有对于砖瓦等建筑构件进行研究的文章｡赵怡博硕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地区辽金元瓦当纹饰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对内蒙古地区辽金元瓦当纹饰作了类型学研究，并通过对游牧民族的宗教信仰以及历史遗传等因素的分析来探讨内蒙古地区瓦当纹饰的源流问题，研究了内蒙古地区瓦当所蕴涵的草原文化因素，肯定该区域瓦当所占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张海蛟､尹刚等《“解挢”与“瓦削”——古代筒瓦内部修整技术的考察》(《文物鉴定与鉴赏》第19期)通过对文献､已有研究成果和不同时期考古发现筒瓦实物的考察，初步廓清了南北朝以来筒瓦内部修整技术——“解挢”与“瓦削”的做法､流布､功能､使用等情况｡认为“解挢”是在“瓦削”的基础上再加工处理，出现的时间也略晚｡范鹏《重庆地区古代瓦当的考古发现》(《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6期)一文概括性地介绍了重庆地区汉至六朝､唐宋两个时期瓦当的出土情况，并对两个时期的瓦当进行分类研究｡最后归纳指出重庆地区汉至六朝时期的瓦当以云纹最为常见，莲花纹瓦当和宝相花纹瓦当在唐宋时期大量出现当与佛教信仰与关，而花卉纹则是宋代瓦当和滴水的代表，与宋代士大夫阶层审美转变密切相关｡除陶瓷考古发现与研究外，安徽濉溪长丰街明清酿酒作坊群遗址的发掘也属于2019年宋元明清手工业考古中比较重要的发现(陈超:《安徽濉溪发现迄今国内面积最大的酿酒遗址——濉溪长丰街明清酿酒作坊群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12月20日第8版)｡濉溪长丰街明清酿酒作坊群遗址发现于2018年9月，清理了魁源坊､大同聚坊和祥源坊三个糟坊遗存，发现蒸馏灶､制曲房､晾堂､发酵池､水井､排水沟､房址､道路等丰富的酿酒遗迹，遗物600余件，时代从明代晚期至民国｡濉溪长丰街明清酿酒作坊群遗址是迄今发现全国最大的､发掘面积最大的酿酒遗址｡其酿酒聚落布局清晰，制作工艺流程设施齐全､规模大､保持完整，较全面地反映了皖北乃至北方蒸馏酒制作工艺发展的生态模式，且能与文献记载的酿酒作坊一一对应，对研究酿酒工艺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和学术意义｡2019年10月19日，“中国考古学会水下考古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水下考古·青年论坛”在宁波召开，中国考古学会水下考古专业委员会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委员会议，32位学者先后在“水下考古·青年论坛”上发表了学术演讲，内容涵盖水下考古理论､方法､技术，海洋遗产调查与研究，港市考古探索与研究，海洋文化史研究，出水文物保护修复等多个主题(林国聪､辛光灿等:《芳林新叶初显峥嵘——“水下考古·青年论坛”学术综述》，《中国文物报》11月22日第4版)｡“小白礁I号”清代沉船遗址位于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东南约26海里的北渔山岛小白礁北侧水下24米｡该沉船遗址的发掘是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重点项目之一，更因其先进的工作理念､科学的考古方法､创新的科技应用､超前的保护意识和多重的安全保障，被学界盛誉，荣获2011~2015年度“田野考古奖”三等奖｡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主编《“小白礁I号”——清代沉船遗址水下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一书，是对该沉船遗址的考古经过与主要成果做的总结报告，涉及周边环境及历史沿革介绍､水下考古调查与发掘过程､船体结构､出水文物及其保护､室内保护及展示､相关研究等丰富内容｡广东“南海I号”南宋沉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被评为2019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崔勇《“南海Ⅰ号”沉船发掘纪略》(《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第4卷第10期)详细介绍了历年对“南海Ⅰ号”开展工作的历程，从最初发现到早期历次调查工作的开展､“南海I号”整体打捞方案的制定与博物馆建设的进行､整体打捞完成之后在博物馆内的全面发掘｡目前“南海Ⅰ号”的考古工作已取得了重要收获，对保存较好的船体结构和造船工艺有了全面认识;出水极为丰富的文物;发掘､保护､展示工作三位一体;开展了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积极开展公众考古｡围绕“南海Ⅰ号”沉船相关的研究也在不断开展｡叶道阳《“南海Ⅰ号”沉船反映的宋代海上生活辨析》(《中国文化遗产》第4期)结合船体结构､货物的堆放方式､船上发现的与船员生活相关的生活物品､商业用品､食品等细节情况，探讨了船上空间与人员组成､生活空间和等级分化，试图复原当时海船上的社会场景｡大运河文化及沿线考古也是近年大家比较关注的课题｡陈超《安徽隋､唐､宋古运河遗址考古研究》(《中国港口》第S1期)从河道､河堤､桥梁与码头､沉船､出土遗物等方面对安徽境内隋､唐､宋古运河遗存的发现与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随着考古成果的不断丰富，地区性或阶段性研究成果的总结也不断出现｡董新林《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考古见证——新中国宋辽金元明清考古七十年》(《中国文物报》12月6日第5版)从城市､陵墓､手工业和中外文化交流考古等方面择要述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宋辽金元明清考古的成果与相关研究｡董新林《辽金考古:历史时期考古的新亮点》(《中国文物报》4月2日第5版)对近些年在辽金时期城市考古､陵墓考古､矿业考古等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进行了回顾与总结，但同时也指出应进一步加强学科体系建设，主动性考古发掘也有待加强｡黄信《隋唐宋元考古》(《文物春秋》第6期)从城市考古､陶瓷考古､佛教考古､墓葬考古等4个方面，对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河北隋唐宋元考古的主要成果进行了回顾总结与展望｡新中国成立70年来，河北隋唐宋元考古成果丰硕｡元中都､大名府故城､太子城､正定古城､钜鹿故城等不同级别城市考古工作的开展，为建立河北隋唐宋元城市考古体系提供了考古依据｡寺院､塔基､窖藏的发现，为佛教考古､佛教在河北的传播等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不同时期､不同等级墓葬的发掘，基本明确了河北自隋至元墓葬的演变序列｡在未来的考古工作中仍需精耕细作，有重点地开展工作｡马晓玲《四十年来西夏文物考古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西夏研究》第2期)围绕石窟与壁画､王陵与墓葬､古塔与寺庙､城址与烽燧､窑址与窖藏､器物研究等方面对四十年来西夏文物考古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总结｡其中围绕石窟壁画或造像题材与内容的研究是西夏文物考古研究中成果最为集中的领域;西夏王陵考古研究已呈现出在传统考古学基础上不断向科技考古､大遗址保护､文化遗产活化研究方向发展的趋势;在墓葬､古塔与寺庙等其他方面也均取得了突破与成就｡姚蔚玲《宁夏考古70年综述》(《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第12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宁夏考古自史前至西夏､元明时期不同阶段考古成果进行了分期总结｡张红星､李春雷《内蒙古蒙元考古综述》(《草原文物》第1期)对近代以来内蒙古地区在城市考古､聚落遗址､墓葬等方面的蒙元考古成果作了梳理和总结，认为目前该地区蒙元考古研究虽已取得不少成就，但仍处于不断发展壮大的阶段，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还有待提高｡吉林省蒙元考古开展比较薄弱，郝军军､沙芳源《吉林省蒙元考古遗存辨析》(《边疆考古研究》第1期)对这一地区城址､墓葬､窖藏､聚落遗址进行了重新分析，从原来认知不清或误认为辽金时期的遗址中辨析出一批蒙元墓葬时期遗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浙江考古(1979~2019)》(文物出版社)是对浙江考古工作40年以来的全面总结，分成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夏商周考古､汉唐墓葬考古､宋元明考古､瓷窑址考古(唐五代至宋元明)､科技考古几个部分｡在宋元明考古､瓷窑址考古几个部分对浙江两宋及元明墓葬考古､城市考古､手工业遗存､佛教､水下考古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本文电子版由编者提供 原文刊于《中国考古学年鉴2020》）
责编：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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