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YAL 皇室贵族
清末发行的铜元对中国社会影响非常深远，牵涉到的范围极为广泛。然而，当时各省间铜元的流通状况，不太受藏家注意，虽然这方面的史料十分欠缺，仍然有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或许其观点偏重于纯学术性的探讨，然而泉界仍可自此得到不少的启发，从而更能了解中国铜元在旧时行用的实际情形。
铜元在山东通行的初期状况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广东省仿香港铜仙形式造币，是中国铜元之滥觞，因颇有成效，沿江、沿海各省相继跟进。山东是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在省城济南购地设立铜元局，于1904年（光绪三十年 七月）开工。后清政府在光绪三十二年整顿圜法，山东铜元局被裁撤, 同年十二月十四日（1907年1月27日）停制，在此期间所产数额折合当十铜元2亿9,000余万枚。根据英国驻华领事向其本国提交的报告书,山东铜元局在光绪三十二年的制额是十文铜元2亿枚、二文铜元500万枚，之前的两年没有数据。
因鲁省设局时间稍迟，开工初期日产仅十余万枚，完全不敷使用, 故市面所用铜元皆自外省输入，光绪二十九年《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情形论略》（以下简称《海关报告》）胶州口报告记载:“由福州来当五、当十 铜元估值关平银一万三千八百五十两。”所谓关平是海关征收关税时的 衡银标准，每两合37.68克。此外因地缘关系，亦有大量朝鲜旧式铜币私运至烟台流入，由于为害财政权益甚巨，致使外务部在同年十月以《南洋禁止韩钱入口》咨文饬令驻仁川等口领事，会同当地海关稽査外, 并通告天津、烟台及上海等地海关严加禁止韩钱进口，不得与中国铜元掺杂混用。
山东人口众多，在铜元局开工的光绪三十年时估计约3,750万人，占全国总数的8.7%左右，本身农林矿业资源充裕，加上地处沿海要冲经济活动能力强，故对现金的需求量甚大。此年关册上即记载烟台运入价值约关平银217万两的“当五、当十铜元。此项铜元，取携甚便，人皆乐用。”当地通行的铜元，有户部、北洋、江西、江 苏、浙江、湖北、福建、广东及山东九种，但“因济南府铸钱局年底始创，且先运铜至济南府，然后铸铜元发往各处”，故该省所造者少见。胶州的情况也差不多，由各通商口岸运来的铜元估值关平银 72.45万两，另由于现金的自然流动，亦出口估值关平银2万余两的铜元。也就是说，这一年仅以烟台、胶州两埠计，进口铜元登记有案的价值已超过290万两白银，以陆运及其他方式携入境内的还未计算在内。
同年，德国修筑的由青岛至济南的胶济铁路通车，更促进了商务贸易的发达，青岛贸易额很快就超越了烟台。次年（1905年）关册中烟台口报告称:“当十铜元自南省运到，计值关平银三百五十万两，至公历八月奉抚院谕禁进口。因有外省铜元进口，兼之济南铸钱局铜元运到，故钱价跌落，以年中钱价扯平核计，每圆可兑制钱八百六十文。”由上海运到青岛的当十铜元则值银173万余两，“因有山东巡抚设法立铜元局专造当十铜元，已经通行市面。本年进口共享紫铜一万五千担，更有外省铜元由上海运来甚多。”山东省设置铜元局后，进口的铜元价值却是:前一年的1.8倍，达523万余两银之多，可见市场需求之殷。
以上内容是摘录自1902—1905年（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四年间的《海关报告》。山东铜元局停办后，关册内的记载减少，只有进 出口的统计记录，几无文字叙述。
各省区间巨量流通的原因
导致省区间铜元流动的主要原因，是各地铜元与银圆在兑换上有价差，买卖铜元有利可图。如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福州《海关报告》 记载：福州银圆局新铸十文铜元行用时值制钱十三文，而福州本地以 99〜102枚可换取洋银一圆，但若运到上海，只要92〜95枚即可兑得洋银一圆。当年铜元运往上海者值银6.7万两，故“本口市上反觉罕见。” 即使在同省之内银钱兑换也有差价，甚至于不见当地造币厂所产的铜元流通，如同年度苏州口报告中称:“十月间制钱颇为缺乏，传闻有将当十铜角运往江北者。因本地每洋一圆兑钱八百八九十文，江北每圆仅兑钱八百文，运往该处可获厚利，故纷纷运去。”
同年各口岸报告上相似记载的，尚有广州出口至北方当十铜元6万两，以及汉口的800两，鄂局销外地数额低是当时有钱荒，“制钱少而价昂，银圆每圆只兑制钱八百文。”这里提到之处都是沿江、沿海已开制銅元的省份，其中广东与福建生产的时间是光绪二十六年，江苏是 二十七年由江南局西厂代苏州造当十铜元，湖北省则是在光绪二十八年于银圆局附设造铜币厂。由此可知，虽然产地本身有所需求，但在赚取银、钱兑换价差利益的诱因下，大量的铜元依然被转售至其他省份。
银与钱的兑价在当地报刊经常都会登载，而银、钱的大宗运输除走私或陆运外，则均在海关各口留下记录。因其所记之数据是“实际的”， 故海关报告的可信度极高，超越官府呈报用之“书面的”记载，成为学 者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流动的形态——“南钱北运”
沿江、沿海各厂所出的铜元主要运往北方。银、钱兑差产生的主要 原因是各地区使用货币的习惯不同造成需求有异。学者的研究发现:“南人虽数分犹用银，北人虽五十、百金犹用钱。”张之洞全集亦有“两广、滇、黔及江浙之沿海口岸市镇用银者十之七八，用钱者十之二三；其上游长江南北之口岸市镇已银钱兼用：若长江南北之内陆州县，则银一而钱九。”之记载。概括来说，北方以铜钱及票帖为主要交易工具，在清末商民习用硬币调査表上有“直隶各州县仍多用制钱”的情形，山东也不例外。
“南钱北运”的主要集散地是上海，烟台是主要的收纳港埠。据估计，东南沿海的铜元经上海转销，毛利在5%至35%之间。其他的商人也利用各地区银钱比价的变化来左右逢源，如光绪二十八年自天津“出口铜钱共值一万三千两，其有若许私钱列为天津市面禁用后，皆由火车运往满洲，人所共知也。”然而位于辽东湾的营口，却有“值 一万四千二百二十二两的制钱”运往山东内陆，意思就是 同样的铜钱，在山东可以比营口兑换到更多的银子。铜元与制钱不仅仅是货币，还被当成商品在各地买卖。
以上仅是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的状况，“南钱北运”的态势在光绪二十九年时基本未变。但在这一年有江苏、 江西、浙江与北洋等各厂陆续完工开制，加上已投产的各局产量暴增。数量上的变化，在次年开始逐渐有了质变。
在光绪三十年之前，由于钱荒，各省当局对铜元的外运多半采取限制，以免流通货币的缺乏造成商民困扰，铜钱不足的地方则设法自外省输入。这一年各厂规模的扩充陆续完成，如汉口海关报告称：银币局、 铜币局生意旺盛，日夜赶工制造当十铜元，全年所出“散之四方似仍不 敷市面之用”。即使在北方，邻近如北京、天津也有兑价差额存在:“京市每洋一圆易铜元九十余枚，天津则换八十余枚，利之所在，人共争趋，京津火车朝发夕至，率皆运出，故京市绝少铜元也。”翌年（1905 年）是铜元全盛时期，据关册的记载，估计此年制造总额高达75亿枚， 累计则超过100亿枚；该年与银圆的兑换比由1：88 “一日之内陡长至96 个”，年底更达107枚，一年之间跌幅达22%。
铜元泛滥成灾后，影响省与省之间的关系，当时，山东巡抚袁树勋在宣统二年的奏折上有这样的描述:“民苦其捂克而官乐其盈余，此省铸彼省亦铸，互相禁制，如防敌焉。盖不特视民铸为私铸，即视官铸者亦 如私铸矣。……今此省对彼省之铜元，非遏绝即折抑之……一国之官, 彼此不相联属；一国之币，彼此不相流通，是何景象乎？”
由盛而衰及对财政的影响
光绪三十一年是铜元滥造的高峰，该年紫铜进口 96.4万多担，值银3,133万两有余。上年则不足29万担，值银870万多两。再前一年是9万余担，值银约250万两。1909年（宣统元年）进口不过4,000 担，较前六年平均每年23.3万多担已无法比较。翌年“各省想已停铸，紫铜板进口无多。”只有2万多担。到大清王朝的最后一年，也不过6万担左右，在《海关报告》里只是一个统计数字，而不再是谈论的话题。
铜元充斥加速了制钱的消失，但清代在缴纳税款时，实际上又以制
钱作价，田赋的征收都是以制钱来折算。地方“以钱折收， 以银上兑”，出入之间利用以 钱易银的差价作为行政经费或 其他需索，此中有其微妙之处。铜元的贬值自然影响地方政府的财政，致使官员常以提高银两及铜元与制钱之间的折算率来维持税收。
地方官员本已对劣质铜元采取打折或拒收的态度，形势因铜元泛滥而更加恶化。在光绪三十二、三十三年间，山东省内部分州县规定农户缴纳田赋，一半或甚至七成的税款要以制钱支付；光绪三十四年，栖霞县农民若以铜元纳税，要按面值六折计算。胶州的田赋本是“铜元、制钱各半完纳”，在宣统元年时，将制钱兑铜元的比价提高三成五，使农民遭受极大亏损。次年，莱阳县更因规定以铜元缴纳田赋时要打七折，触发农民的抗争。类似情形也发生在其他省份，这是清末大多数地区的共同现象，造成了严重的物价上涨与社会不安。
清末民初的物价
物价的稳定受到货币购买力的影响，以关册内山东烟台地区记载 为例：1902年至1911年的十年之间，木炭、蔬菜、食盐、鱼肉蛋及 其他日用品价格上扬约一倍或以上；此中原因 很多，铜元的贬值是其一。由于物价高涨及 铜元贬值，以铜元支付的工资无可避免地增 加，有些人可能误以为工资增加后，工匠的生活至少能维持十年前的水平。但事实正好相反，在1902年时每天 80文已可温饱，而到了 1911年，想要买到同样的食物必须支出200 文或更多。
在其他数据中可知，同期在当地为数颇众的缫丝工，其月薪（管 吃）由9吊增长至13吊，看似提高44%,其实跟不上物价的涨幅。若干行业的工资增长率更低，故铜元贬值受害最深的，是社会基层的劳工大众，“其祸烈于洪水猛兽，惨过凶荒兵燹矣。”
根据1913年（民国二年）12月财政部泉币司的统计调査表数据, 铜元开制以来全国17处银铜元局所造的累计数量约290亿枚，其中以面额当十文者最多，几达286亿枚，占铜币的98%。若以当时全国人口 4.4亿计算，平均每人分配到的数额约66枚。同样由泉币司1915年在 21处省城的调査，这时每大洋平均可兑铜元135.3枚，其价值仅合大洋半圆。以烟台的缫丝工来说，若薪资以银圆作价，此数不及半日工作所得，不足温饱之用。故铜元数量虽多，购买力却低。
而1909年底德国当局在青岛发行对大洋作价之十进制“大德国宝” 镣币两种，制额（含次年运到的）分别为五分币61万枚及壹角币67万枚。是年青岛人口约3.5万人，合计平均每人分配通用数是36枚左右, 发行额也不低，但其金额则合大洋2.8圆；在有效的通货管理制度下, 当时可随时至德华银行（Deutsch-Asiatische Bank）按照面值兑换银币, 有此后盾可维持住它的价值及保持其购买力。
铜元贬值为害甚大，一般均认为是滥造之过，而当时任职海关税务司，后来成为著名汉学专家的马士（H. B. Morse）却有观点不同。他以美国为例，其通货发行额平均是每人15圆银洋，金额合中国的数十倍，但相当于十日工资，若以此比例，铜元“现出之数并不为多”， 认为是因为没有通货管理制度，故购买力的低落才是症结所在。马士主张中国应划一货币及度量衡，各局所造者要等值按面值行使，官价、 市价不得有别。
铜元与制钱在山东各县的行用状况
由于时隔已久，现代人常以为铜元由受欢迎而兴起乃至泛滥成灾， 各地必然充斥，其实并不尽然。在铜元产量全盛近十年之后的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五金价格陡涨，日本商社开始聚资在冀、鲁两地搜购铜料，数量以万吨计。制钱的买卖成为高利润的生意，据报，在山东经营此行业者有三千余人，在天津的有二千多人。当时，北洋政府为防止此事造成物价波动，除进行调査各地使用状况外，也同时搜购制钱 改制成各面额的铜辅币，欲顺势统一币制。
次年，在专员孔繁漕等为收购制钱价格而呈财政总长的报告中提到：山东使用制钱的地区，有博兴、高苑、惠民、阳信、无棣、滨县、利津、乐陵、沾化、蒲台、商河、青城、临清、邱县、德县、德平、陵县、临邑、平度、潍县、昌乐、益都、临淄、广饶、寿光、昌邑、临胸 等27处；铜元制钱并用的地方有长山、桓台、齐河、济阳、聊城、堂 邑、博平、荏平、清平、莘县、冠县、馆陶、高唐、恩县、武城、夏 津、濮县、朝城、招远、莱阳等20县；其余皆使用铜元，制钱仅为零 星小数的辅助之用。由调查报告可以看出，习用制钱的州县仍有相当比例，而离铁路沿线较远的地区更是如此。
民国初年的情形
民国初年，山东金融混乱，德国租借的胶州湾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日联军进占，日本势力骤增，日商得以大量搜购制钱熔锭出口，影响铜元的流通；沙俄的解体使境内俄国纸钞剧贬，影响市面。20世纪10年代，烟台大约进口 4.75亿枚十文铜元，银圆与铜元的兑换由1921年137枚升至1920年的150枚；胶州地区流通的铜元有六成来自江南造币厂，银铜币的交易数变动平稳，十年间同期为136枚及141枚。
铜元在山东的行用状况变化极大，20世纪20年代，胶州地区“当十铜元，几已绝迹。当廿铜元，则充斥市面”，故与银圆兑价出现逆转。以往大洋一圆由换当廿铜元250枚暴增至350枚，而兑换当十铜元却由昔日的280枚降为200枚，也就是说，一枚廿文铜元的购买力比不上一枚十文铜元。究其原因，“向以当十铜元含铜成分较多，狡黠者流，往往融成铜块，潜输日本，或将该项铜元私运沪、粤等埠，以博厚利。” 西北部渤海湾的龙口地区无此现象，两种铜元在与银圆兑换时，年均尚可维持在每圆换当廿铜元160枚、当十铜元300枚左右。
再办山东省铜元局未成
韩复案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时，以铜元缺乏、市面钱票发行过滥造成金融紊乱为由，决定设厂造铜币以资救济。1932年（民国二十一 年）3月8日省府政务会议通过《山东省铜元局筹备细则》，同年9月 13日通过《山东省铜元局章程》及筹募商款章程，局址定在济南西南乡大槐树。目前存世有民国二十一年版、二十二年版之贰拾文币样，非常罕见。此系列之模具雕工佳，颇有天津造币厂风格，查津厂此时运作不正常，屡屡停工，员工生计受影响，不排除由该厂技师操刀之可能。近年尚发现二十一年版“壹分辅币”，工艺较逊，或许是山东铜元局自行雕刻欠佳而求助于津厂。计划赶不上变化，山东省铜元局纸上谈兵没结果，推测是南京中央政府反对。此时筹建多年的上海中央造币厂已竣工，正紧锣密鼓准备二十一年版金本位制新国币，金本位新制虽未施行而改银本位，但一圆主币及辅币规格早已制定，此乃僭越中央专属特权(造币权)之行为， 即便完成也寸步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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