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初期，清朝政府的税入大约为白银4000万两，支出约需白银3600余万两，收入与支出相互抵销尚有盈余。自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以后，清政府的财政危机急骤恶化。
咸丰六年上海县号商王永盛匠万全造壹两银饼 （一枚）
咸丰六年上海县号商王永盛匠万全造壹两银饼一枚，K-900/LM-589，俗称“上海银饼”，是中国最早自制的银两币，由上海道委托号商铸造，铸行时间短暂，绝大多数回炉铸锭，存世稀少，版底平整、字口峻拔之好品尤为难得，
咸丰二年（1852年）户部奏称：“两载以来，军需河饷糜帑已二千数百万两，以致度支告匮，筹划维艰。”同年六月十六日户部密摺言：“自广西用兵以来，迄今三载，经臣部奏拨军饷及各省截留筹解，已至二千九百六十三万余两，……户部银库，截止本月十二日止，正项待支银仅存二十二万七千余两。” 在这种支出日多、财政窘迫、军饷困难、国库空虚的情况之下，清政府企图借实行通货膨胀的政策，进一步对百姓进行搜刮与掠夺。
清代宝泉局“咸丰元宝”当千“尔”宝版样钱一枚
清代宝泉局“咸丰元宝”当千“尔”宝版样钱一枚，系部颁样钱的试样钱，未正式铸行，存世极罕，迄今仅发现不超过五枚；拍品铸造精整，雕刻深峻，钱文笔画之间毫无粘连，明朗清晰，棱角分明，样钱风范极致，极美品
拍品源于2011春北京拍卖会“平尾赞平收藏”专场拍卖品第2457号，成交价：74.75万元。
清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起义军在江苏南京建都，北上征伐，战无不克。清廷为镇压起义，军费开支大增，税额大减，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而此时清政府赖以铸钱之用的滇铜，却因道路阻断，无法运进北京。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咸丰三年（1853年），清廷被迫鼓铸大钱，当时全国各省有二十八局均鼓铸咸丰大钱。这种大钱自当十至当千，有多种面值。因轻重倒置，有利可图，一经面世，便引得私铸蜂起，市场混乱，加之大钱使用不便，民生困难。咸丰四年（1854年）七月，清廷即令停铸当百以上面值的大钱。其中当五百、当千两种，流通时间仅约半年，后被户部用宝钞和官票大量回收，留存至今非常有限。目前所见的宝泉局当五百、当千流通大钱均为“缶”宝，“尔”宝试样存世极罕。—参阅苏晔著《中华古币春秋》，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页652-660。
咸丰二年（1852年）十月十九日，四川学政何绍基向清廷上摺，要求政府铸造大钱，以应付日益困难的财政需要。
他在奏摺中说：“……历代大钱之制不一，大约由当五、当十至当千而止。拟请于常行通宝钱外，铸为大钱三品：曰当一百，曰当五百，曰当一千；当千者重不过二两，俾与制钱相剂而行。由部臣议定成式，务期精好，颁发中外，一体鼓铸。凡支给俸、薪、养廉，及河工、兵饷，皆银与大小钱兼放；赋税所入当收银者，皆准以银与大小钱搭配交纳。应归藩库部库者，酌为减节，以免先解后拨之烦。惟关税仍照旧尽数收银而特恩锡赉则给银以示优异。俟大钱畅行之后，民输官赋乃渐不必用银。然非置银于无用也，民间以银易钱及用银交易，听其自如，无庸过问。……”
清代宝泉局“咸丰元宝”当百背星月双排钱树局部四枚
咸丰皇帝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奏摺上亲自朱笔批示：“所奏不为无见，然小钱大钱，制虽异，用实同，现铸小钱，铜尚不足，何况大钱乎！汝知一未知二也。至器用多铜，原干例禁，本年曾经降旨。况古制亦非尽善，举一事必欲复古，试问井田，封建尚可复乎？此摺著户部存记，若有可行时，不妨采择入奏。钦此。”虽然，何绍基铸造大钱的建议未能获得朝廷的批准，但是，出于当时“军饷增多，帑金不足，”的现实情况，在清朝政府的最高统治阶层，已经拉开了铸造大钱的论战。
清代宝陕局“咸丰元宝”当千样钱一枚
清代宝陕局“咸丰元宝”当千样钱一枚，直径：71毫米，铸造规整，钱文精美，目前所见咸丰大钱最佳品相，征集自海外资深古钱收藏家，极美品
此后，清朝政府中的有关部门主管，如御史蔡绍洛、刑部尚书周祖培、大理寺卿恒春、户部尚书孙瑞珍、巡防大臣绵愉、管理户部事务祁隽藻等，均先后向朝廷力陈铸造大钱的利处。然而，以户部左侍郎王茂荫为首的反对派，包括左庶子庞钟璐、御史蔡征藩等一批官吏，竭力反对铸造大钱。咸丰三年（1853年）二月，太平天国起义军占领江宁（今南京），并将南京改为天京，革命势力遍及长江流域各省，战局的急剧发展，使得当时市场银贵钱贱，货币信用发生严重危机，国家财政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清代宝泉局“咸丰元宝”当五百一枚
清代宝泉局“咸丰元宝”当五百一枚，直径：57.5毫米，铸造精整，钱文深峻清晰，品相罕见，
据《光绪顺天府志》记载：“咸丰三年，军旅数起，饷需支绌，东南道路梗阻，滇铜不至，刑部尚书周祖培、大理寺卿恒春、御史蔡绍洛等先后条陈钱法，请改铸大钱，以充度支。”在这种情况之下咸丰大钱终于应运而生。
清代宝陕局“咸丰元宝”当五百一枚
清代宝陕局“咸丰元宝”当五百一枚，极美品
清代宝泉局“咸丰元宝”当百背星月样钱一枚
清代宝泉局“咸丰元宝”当百背星月样钱一枚，黄铜质，极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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