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學者巴東根據張大千不同時期的作品風格，將其創作生涯分為三個時期：第壹個時期自壹九二〇年拜師曾農髯起，至壹九三九年赴敦煌前夕止，畫風清新俊逸;第二個時期自壹九四〇年赴敦煌臨摹壁畫起，至壹九五九年旅居國外初創潑墨畫風止，畫風精麗雄渾;第三個時期自壹九六〇年潑墨畫風成形起，至最終形成潑彩潑墨的成熟畫風止。每壹階段大致二十年時間。筆者贊同這壹分期說。張大千每壹個時期的繪畫風格在發生改變的同時，其精心培育的藝術市場也在悄然發生新的變化。換句話說，風格的改變與藝術市場的動向緊密相聯。本文限於篇幅，擬就張大千第壹個創作時期的書畫市場經營策略做壹探討。
張大千 魚籃大士像 46cm×69cm 1944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藏
據張大千自述，其第壹次舉辦畫展是在壹九二五年秋天，地點在上海寧波同鄉會館。“早年我開畫展，每次都是壹百張，這壹百幅畫總是以壹個月的時間畫成，山水人物花鳥無所不有，我的第壹次畫展，是在上海寧波同鄉會開的。當時也很妙，我不分畫別，每張畫壹律定價二十元銀洋。”這可看做張大千職業畫家之路的開始。
張大千首次舉辦畫展之時，壹百張作品壹律標價二十元，且很快脫銷，深受市場的歡迎和熱捧。這對於壹位青年畫家來講，幾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正因此，有研究者曾懷疑其真假，認為是張大千“沖殼子”之舉，但事實上確有其事。其師曾熙曾在壹封書劄中提到張大千早年畫展之事，足以佐證其自述的真實性。“季爰開會之籌備，畫百件作百票，每票二十元，須先向至契商計，願承認若幹票，蓋交情上之分別。刻聞已有六十矣。如百票完全可得千元，以褾價、開銷各費須壹千也。曉翁生意頗好，尚不多，已去壹次。熙再頓首。”(該信劄為曾熙曾孫曾迎三先生藏品)壹九三〇年五月二十壹日，《申報》載：“蜀中張大千君擅鄭虔三絕，修髯道貌，丘壑滿胸，而以畫最擅勝場。現定於今日起，將其最近作品壹百余點，假座寧波同鄉會四樓展覽三天。”《申報》第二天繼續對張大千個人展的盛況進行報道：“張大千個人畫展自於昨日(二十壹日)假寧波同鄉會公開展覽後，雖值天雨，而來賓仍極擁擠，大有戶限為穿之概。所有與乃兄善孖合作之扇筵，每柄定價分十元、六元兩種，即昨日壹日之中，已售出扇筵四十余柄，並有專向預定者，足見兩張之書畫確有真確之藝術也。”作為壹名剛入道的青年畫家，能夠將自己的個展辦至“來賓擁擠”“戶限為穿”，不僅說明張大千有過人的才情，而且必然有特殊的營銷手段。如果沒有明確的市場意識和高明的經營策略作支撐，是不可能取得如此大的轟動效應的。細究起來，張大千的成功，離不開以下因素的推動。
張大千自壹九壹九年秋從日本留學歸國後，隨即拜師曾熙、李瑞清學習書法藝術。此二人在二十世紀初期的上海聲名極盛，是眾多書畫愛好者追捧的對象，與吳昌碩、黃賓虹並稱“海上四妖”。曾、李二人在當時又有“南曾北李”之譽，作品極受市場歡迎。舒文揚在《趙叔孺印存》中記載：“當時海上桃李最盛有三家，壹為昌碩門下，缶廬弟子;壹為李瑞清、曾熙門下曾李同門會;另壹家則就是趙叔孺了。”另外，寓居上海的這批遺老，絕大多數是“帝黨”，曾經積極支持、參與維新變法，受西方思想文化的影響，政治上有革新、開放的精神。這種政治上的革新精神也促使他們積極探索書畫藝術的創新之路，與張大千的二哥、同盟會員、以畫虎聞名的張善孖的政治和藝文思想接近。因此，張大千在傅增湘、張善孖的安排、引薦下拜師曾、李，既學習到書畫藝術本身，也自然接受了職業書畫家應有的開放意識和創新精神的洗禮，同時保證壹步入藝術圈就占據了極高的平臺，擁有極開闊的眼界，避免了陷入三流藝術家庸俗、媚世的創作傾向。張大千早期參與各種文人雅集、結識各方名流大家，主要是依靠曾農髯、李瑞清、張善孖等人的引領並逐漸嶄露頭角。
張大千 巫峽清秋 47cm×92cm 1938
二十世紀初的滬上書畫界，由於書畫市場十分活躍，書畫家的經濟收入有保障，因而常常雅集唱和，探討書理畫趣、學問人生。既切磋技藝，又廣交朋友，匯聚人脈，擴大影響。張大千十分重視積極參加各種文人雅集活動，通過與滬上書畫名家的互動交往來增進畫藝、擴大影響。據張大千自述，他第壹次參加文人雅集是在壹九二四年秋天，隨二哥張善孖參加趙半皮組織的“秋英會”。因青年張大千詩、書、畫皆善，所以讓大家對他刮目相看，並與鄭曼青、謝玉岑等人壹道受到大家“寵召”，自此在滬上“壹鳴驚人”。盡管近年有研究者指出張大千“秋英揚名”之事還有若幹需要進壹步確證的細節，但可以確定的是，隨後不久，張大千即以青年畫家的身份進入公眾視界。如壹九二六年四月壹日，《時報》的《東亞藝術展覽會觀畫記》中開始出現對張大千藝術的評價：“張季蝯之山水，以簡單取勝，寥寥數筆中，別具壹格，可謂工於是道矣。”張大千自述揚名於“秋英會”，但其應該在更早的時候就小有名氣了。早在壹九二壹年的秋天，張大千從上海回到故鄉四川內江作短暫停留之際，即應當地名寺資聖寺主持之請，為資聖寺題鄉賢、明文淵閣大學士趙貞吉詩壹首並勒石，此石現仍然立於原寺遺址，是今天所能見到的最早的張大千手跡。壹九二三年十月，張善孖的老師、著名學者傅增湘為張大千母親所繪《耄耋圖》題跋曰：“夫人既擅絕詣，晚歲盡以手訣授哲嗣善孖、大千，視文湖州張氏女臨黃樓障以傳子昌嗣，竟成名家者，先後符，而二子亦鹹厲誌展能，飛聲海內，號為二難，清芬世守，當代賢之。”可見，張大千在參加“秋英會”之前已經“飛聲海內”了。張大千在北京參加的最有影響的文人雅集，當屬壹九二五年冬首訪北京之時。當時他住在畫家汪慎生家，隨後經汪引薦，結識了北京書畫界的壹批名流，如周肇祥、陳半丁等。在陳半丁邀約諸家品鑒石濤精品冊頁的聚會上，張大千公開指出陳精心收藏的壹件石濤畫冊為自己多年前的仿作，讓主人十分難堪，但他從此在京名聲大噪。
張大千 水月觀音 140.8cm×144.5cm 四川博物院藏
除熱衷於參加書畫家之間的雅聚擴大知名度外，張大千還積極加入壹些書畫團體，廣交藝壇名宿。壹九二五年十壹月，他參加了“海上書畫聯合會”。該會於壹九二五年十壹月二十八日(民國十四年十壹月二十八日)創立，由查煙谷創辦，並任會長。會員有於右任、王壹亭、吳昌碩、周鍊霞、馬企周、張善孖、張大千、葉柏臯、劉海粟、錢化佛、陶冷月、謝公展、黃賓虹、田梓琴、黃素盦、周逸安、龔鐵梅、馬軼群、吳鐵珊、洪麗生、姚鴻、喻誌韶、繆谷瑛、謝閑鷗、姚墨邨、鄭煙樵、關富亭、高杭生、顧伯達、李芳園等，頗有規模。該會以研究、發揚中國書畫藝術為宗旨，活動甚多，並多次舉辦會員作品展覽。壹九二七年，滬上著名書畫家江小鶼、張石詠、王濟遠、朱屺瞻、潘玉良等發起成立“上海藝苑研究所”，張氏兄弟熱烈響應，從此結識徐悲鴻，並與汪亞塵、王濟遠、潘玉良、吳湖帆等過從甚密，開始了他們長達壹生的親密友誼。同年，黃賓虹與經亨頤、王偉等人組織了“寒之友社”，參加該社的均是誌趣相投的書畫界名流，張大千與二哥善孖首先加入該會。社友有於右任、何香凝、李叔同、謝玉岑、夏丏尊、陳樹人、謝公展、馬孟容、潘聞韻、王陶民、張聿光、方介堪、鄭曼青、潘天壽、王祺等人。壹九二八年，張大千與二哥張善孖在上海與黃賓虹、俞劍華等組織“爛漫社”。俞劍華對“爛漫社”發起之緣由曾有記載：“民十八九年之頃，故友張善孖居西門路西成裏，賓老曾由余之介，租居樓上廂房，而熊松泉與故友馬企周均租居相去不遠之永裕裏，後余亦移居永裕裏西鄰之西湖坊，與西成裏望衡對宇，遂邀故友陳剛叔、蔡逸民共八人組爛漫畫社。”(《懷黃賓虹先生》)壹九二九年冬，參加鄭午昌、王偉、謝公展、賀天健、陸丹林等發起的“蜜蜂畫社”。壹九三壹年，在參加“蜜蜂畫社”的基礎上，與張善孖、葉恭綽、黃賓虹等人發起全國性的繪畫團體“中國畫會”。
張大千 臨盛唐鬼圖 70.8cm×216.8cm 四川博物院藏
壹九三三年，在蘇州與張善孖及寓蘇諸多書畫名家結成“正社”，次年因籌辦“正社”畫展而畫名大噪。又受中國畫學研究會之聘，與陳漢第、胡佩衡、溥雪齋、溥心畬、黃賓虹、蕭俊賢等人壹道組成書畫評議團隊。積極參加各種高規格的書畫團體的經歷，使張大千眼界大開，結識了滬上壹大批最有名望的書畫家和青年才俊，其中的很多人後來都成了張大千壹生的摯友。他們對於宣傳張大千書畫藝術和培育其書畫市場無疑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三 積極參加各種書畫展覽活動，借以擴大影響、提高知名度
民國成立後，滬上雖無專門的美術展覽館，但美術展覽活動卻如雨後春筍般蔓延開來，成為滬上書畫家們的壹個極為重要的作品展示和出售形式。美術展覽的出現與“天馬會”的成立有密切關系。據劉海粟介紹，壹九壹九年八月，其個人拿出壹百余幅作品並聯合丁慕琴、江小鶼、王濟遠等人舉辦展覽，“展出五日，觀眾盈萬”。巨大的成功成為“天馬會”發起的源頭，參展的幾位畫家想效仿法國藝術沙龍和日本“帝展”，將展覽持續辦下去，於是發起成立了“天馬會”。“近來中國美術展覽會之蓬勃，多起源於'天馬會’。”“天馬會”是壹個以西畫為主的新興美術團體，由丁慕琴、江小鶼、汪亞塵、陳曉江、楊清磐、張辰伯和劉雅農等人發起，劉海粟作為“天馬會”的“特別會員”加入。“天馬會”受到西方繪畫展覽形式的影響，成立後舉辦了壹系列高規格的展覽，受到各界矚目，“中外人士有不遠千裏而來觀者”。由此使滬上美術展覽蔚成風氣。甚至有畫家宣稱：“飯可不吃，展覽會不可不開。”可見書畫展覽對畫家的重要性。盡管缺乏專業的美術展覽館或畫廊，但書畫家們克服困難，通過各種私人或團體的會所、各大高校的教學場所舉辦展覽。展覽形式也不拘壹格。有的參加由美術社團組織的集體展覽，有的是與誌趣相投的若幹書畫家聯合舉辦展覽，也有不少書畫家舉辦個人展覽。壹時間，各種展覽讓人有應接不暇之感。
張大千 臨隋唐釋迦說法圖 127.5cm×237.51cm 1941—1943 四川博物院藏
壹九二八年，張大千與唐吉生合作的山水畫作品參加了由寧波同鄉會舉辦的“天馬會第九屆畫展”並受到了關註，被譽為“醇厚可喜”。同壹時間同壹地點，張大千又參加了“麗澤扇箑展覽會”，被譽為“古松及山水，有石濤遺意”。壹九三〇年，他又參加“蜜蜂畫社”成立後的“第壹次古今書展”，被譽為“為本社光”。張大千早年參加的畫展，最重要的當屬壹九二九年四月在上海舉行的全國美術展覽會。這次美展由教育部出面代表政府主辦。眾多的歷史文獻以不同視角記載了這次現代書畫發展史上的盛事。豐子愷撰文指出：“國家主辦的美術展覽會，今年四月是第壹次……我希望這回的全國美術展覽會，從此成了中國的Salon。”徐誌摩和徐悲鴻則借助這次美展會刊《美展匯刊》進行畫學論爭，壹時“烽煙四起”。張大千受聘任美展幹事，負責審查送展作品。其本人亦有數幅作品參展，並受到了關註。如俞劍華在《全國美展中之名跡》壹文中稱：“大風堂張善孖、張大千兄弟，素以藏石濤、八大著名海上。”程小蝶在《從美展作品感覺到現代國畫畫派》壹文中，將這次規模宏大、規格頗高的全國美展作品分為“復古派”“新進派”“折衷派”“美專派”“南畫派”及“文人派”，並將張大千列為第二大畫派——“新進派”的代表人物。其評語為：“張大千寫石濤最工，蔥菁秀郁，近觀自佳……蓋蒼頭突起之軍，而亦復古諸家之畏友也。”張大千通過參加各種書畫展覽擴大了影響，而同行知名書畫家的撰文評價，無疑為張大千培育自己的藝術市場創造了必要條件。
張大千 南無不等觀菩薩 66.8cm×124.2cm 四川博物院藏
自晚清以降，滬上書畫界在任伯年、吳昌碩等兩代職業書畫家的推動下，不斷繁榮壯大。至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眾多的書畫家順應潮流，進入到職業畫家行列，以鬻書賣畫為生。為了奪得市場的壹席之地，書畫家們展開了各種宣傳造勢手段。對此，傅抱石曾說道：“我有壹種感想，我覺得民國二十六年來，尤其是近十年，有壹件不十分可解的事。這件事就是中國的藝術家，他的評價，完全是建築在'人事’上面的，藝術還在其次。妳看誰開畫展，不是許多許多的人署名介紹?這班名人，也許他並不認識這請求的人，或者並未拜讀過他的作品，如何能知道他的藝術?如此壹來，社會上只剩有耳朵而瞎了眼睛的了。於是被介紹者壹躍自居名家，介紹者也儼然畫壇盟主。這種情形，影響藝術的進步是極大的。”誠如傅抱石所言，這種包裝、宣傳固然具有壹定的譽美成分，但在競爭激烈的書畫市場，要堅守“畫學在文藝中最為清高”(金潛庵《全國美術展覽之所見》)的心態，恐怕很難在藝術市場上立足。
張大千 翠樓遠望圖 1943 四川博物院藏
張大千出身於亦農亦商的富裕之家，容易形成商人思維和善於變通的行事習慣。其好友南宮博在《花到夷方無晚節，仰人顏色四時開——憶大千居士》壹文中，便談到他對宣傳的重視：“至於人們詆毀，他並不介意，但他重視。大千很了解宣傳，視為畫家職業的壹部分。”“人們譏他家江湖氣，品質不高，當與他註重宣傳有關。每壹個享大名的畫家都需要壹定的宣傳襯托，不止大千。”(香港《大成》雜誌第壹七三期，壹九八八年四月)對於如何既保證作品的品質又能夠在宣傳造勢上取得優勢，張大千有非常高超和多樣的手法。他的《三十自畫像》完成後，隨帶在身，求題於南北兩地名流。品題者，有曾熙、楊度、譚延闿、陳三立、黃賓虹、溥心畬等眾多大家、名家，共計有三十二位之多，幾乎把畫像上下左右的空白寫滿。其後由張目寒、高嶺梅影印成冊，以求擴大影響，傳之久遠。壹九三五年，《張大千畫集》四大冊在北京出版，共同署名作序者，有溥心畬、溥雪齋、陳寶琛、傅增湘、齊白石、陳半丁、周肇祥、於非闇、俞陛雲、徐鼐霖、成多祿等北京畫壇名流，計十壹人。壹九三六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張大千畫集》，徐悲鴻作長序，譽大千為“天縱之才”，此後更有“五百年來第壹人”之盛譽。《張大千傳》的作者王家誠分析道：“類似這些自畫像上的品題、畫集序跋中的種種推崇，固然多出於題者的美意，但也不乏某些作序或題跋者筆下所說'索序於余’的意味，也就是畫家自我宣傳的手法。”張大千早年為了擴大影響，還曾利用飯店來宣傳自己和二哥張善孖的藝術。其老友、著名印人陳巨來就曾撰文回憶，當時上海有壹家名為“蜀腴”的川菜館，老板是“二張”的同鄉，於是，該飯店從大堂到雅間，無處不張掛“二張”的畫作，以作宣傳之用。張大千重視輿論，尤其重視記者、評論家的評論的作用。為此，他樂意與記者、藝評人打交道，他的朋友圈裏也有不少記者朋友，這就營造出了有利於擴大他的書畫市場影響力的輿論氛圍。臺灣知名記者薛慧山曾撰文回憶他於壹九三三年初識張大千的經過。當時的薛慧山不到二十歲，負責主編《吳縣日報》副刊，受張大千邀請到蘇州網師園做客，張大千特意向舉座嘉賓介紹薛慧山：“這位薛先生年紀最小，但寫起書畫評論來，倒是壹支敢言的健筆。後生可畏，誰都逃不了他的品評月旦呢!”壹九三七年春，張大千在北平中山公園水榭舉辦個展，接受同為蜀人的記者樂恕人的采訪，從此二人成為壹生的好友。壹九七壹年，樂恕人自日本赴美並往“可以居”拜訪張大千。張大千設特別家宴款待，席間說：“我太太五六年不下廚，這次特別為妳親手做壹桌大風堂的家常菜。”這次家宴張大千親撰的菜單在北京匡時二〇壹七年春季拍賣會上以二十三萬元人民幣的價格成交。其內容為：“六十年辛亥四月十五日，恕人鄉兄自華府重來可以居，命家人治具歡宴，並邀正言兄、賡舜兄伉儷、天循親家、親家母作陪相邀：幹燒鰉翅、香糟蒸鴨、蔥燒烏參、成都師(獅)子頭、雞油蘆筍、雞融菽乳餅、茶腿晚菘、豆泥糍飯、西瓜盅。”
張大千 春困圖 33cmx79cm 1949
有研究者指出，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書畫家與贊助人聯系緊密。“海上畫家的陣營幾乎可以按照贊助人來劃分，畫家基本寄食巨賈豪門，由富商資助培養，這些贊助人不僅有殷富的家族背景，而且都具有較高藝術造詣和豐厚家族收藏，他們組成的書畫會社是招攬培養民間有才華畫家的溫床。其中，吳昌碩、王壹亭壹門的畫家有：王傳燾、趙子雲、吳東邁等;屬於李祖韓的：李秋君、張大千、丁六陽等;屬於龐萊臣的：陸恢、張石園、吳湖帆、張大壯、吳桐、郭蘭枝等。”沒有京派文人政治學術上的優勢，滬上的職業書畫家與商業巨頭聯姻則成為海派書畫的壹大特點。也正是借力於依靠經商發家的新興市民階層和商賈們的鼎力支持，滬上職業書畫家才能夠立足，書畫藝術才得以蓬勃發展。譬如吳昌碩初到上海時，商界領袖王壹亭暗中收購其賣不出去的畫作，從而使吳昌碩得以在滬上站穩腳跟。王壹亭幼時為裝裱店學徒，滬上大富商李薇莊偶然發現其聰敏好學，於是著意栽培，最終成為滬上藝商兩界的巨擘。王壹亭本人後來也成為滬上著名的藝術贊助人。“在民國前期，對於上海書畫藝術的發展貢獻最大的商界人士要數虞洽卿和李薇莊、李祖韓父子。”他們是寧波籍旅滬商人中的骨幹，同時熱愛書畫藝術，樂於與書畫家交往。他們創建的旅滬寧波同鄉會會館，常常舉辦書畫家們的各種展覽，成為滬上最著名的藝術贊助機構。
張大千初到上海之際，十分清楚需要借力於像李氏家族這樣的在藝、商兩界影響巨大的贊助平臺。張大千曾自述與李家為世交，故受到李薇莊、李祖韓父子的特別關照。他能夠在滬上站穩腳跟，順利走上職業畫家之途，與李家對其進行的商業包裝和運作分不開。張大千早年在上海時，李家就是他的落腳點，而他的畫室就常設在李家。張大千晚年曾對采訪他的記者謝家孝詳細地介紹了他寄寓李家的情況，且提到與李祖韓、李秋君兄妹的關系非常親密。李薇莊甚至要將三小姐李秋君許配於張大千。故無果後，李秋君竟終身不嫁，成為張大千壹生的紅顏知己。張大千的畫展常常由李祖韓、李秋君全權操持，而他本人可以完全放任不管。李家憑借在滬上廣泛的人脈關系、強大的財力支撐以及高明的運作手段，使得張大千每壹次畫展都舉辦得相當體面且獲得了極大的成功。如壹九二五年張大千在寧波同鄉會會館舉辦的第壹次畫展，就是在李氏兄妹的操持下舉辦的。這次畫展“不分畫別，每張畫壹律定價二十元銀洋，而且訂購的人沒有選擇的余地，壹律以編號來抽簽決定，各憑運氣”，營銷策略顯然經過精心準備，十分獨特。展覽獲得了巨大成功，與李氏兄妹的成功運作以及他們在上海灘的商業實力、社會影響力等因素是分不開的。展覽上的作品被訂購壹空，“全賴李府寧波同鄉捧場”。著名書畫家余紹宋曾對張大千畫展的營銷模式嗤之以鼻，認為有損畫家之斯文，不值得效仿。他說：“前日在北京聞張大千、善孖兩昆仲個展覽會獲數千元。其辦法乃先以政治手腕，向各當道之家眷運動，開這若幹幅，標價甚昂，而實僅收十分之三四。開會之日，各預定畫幅同時標明某某所定，壹時庸眾頗為所驚動，競相購買。又其畫皆用玻璃鏡框裝成，不惜工本，自易動目。似此行為又豈余所能效者耶?”可見早在二十世紀初，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打折式營銷策略、精心包裝策略已為張大千及其專業運作團隊熟練運用了。
作為職業畫家，張大千善於準確捕捉藝術市場的風向變化，從而使自己的畫風作出必要的調適。“他的仕女畫，從二三十年代的弱不禁風、楚楚可人，到四五十年代的健美明艷、大方自然，都緊扣當時的審美風尚。其古裝美女的造型韻味，體現出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在上海極為流行的廣告月份牌的影響;而那時喧騰壹時、玉腿橫陳的《摩登仕女》，也取自上海商業廣告中都會女性的時髦造型。”對於自己學“月份牌畫家”玩弄性趣味來取悅大眾的做法，張大千並沒有覺得有什麽尷尬，他曾笑著對好友陳巨來說：“某某，吾現在畫仕女，專從美貌曲媚於人，每幀需三百元。請妳原諒，如要我畫仕女，只好專寫背影，不給妳看面孔了。”
張大千洞悉市場風向，最成功的是迎合了民國初年藝術市場對石濤的尊崇心理，並將自己打造成了壹位聞名於京滬的“石濤藝術研究專家”。民國初年，石濤的畫作極受藝術市場和收藏界的歡迎和追捧，不少圈內外人士熱衷學習石濤的繪畫並進行收藏。正如徐建融等人所說：“石濤山水畫的影響力是在近代，即清末民初批判'四王’山水之風興起以後方才成為壹股潮流。”“可以說，'五四’以後中國畫的發展，石濤所給予的影響之大，超過了歷史上任何壹位大師。”石濤在民國初年受到關註和推崇，是海派書畫界第二代領軍人物吳昌碩、曾熙、李瑞清以及黃賓虹等人親自推動的結果。由於石濤具有迥異於“四王”的獨特畫風以及明末遺民身份，因此受到海上這批從前清過來的遺民書畫家的偏愛，他們手上都藏有不少石濤真跡，常常在壹起對石濤畫作進行品鑒和欣賞。藝壇名宿的價值取向，自然引起藝術市場的跟風。地產大亨陳霖生就以收藏石濤畫作頗豐自鳴得意。少帥張學良、顯宦張群也極為欣賞石濤畫作，二人後來均因收藏石濤畫作而與張大千結下壹生的友誼。藝術市場對石濤的垂青使張大千看到了成名的契機和巨大的商機。由於曾、李二師以及他們的好朋友吳昌碩、黃賓虹都藏有不少石濤畫作，加之他們之間常常聚會品鑒石濤的作品，這就使得張大千具有壹般人不可企及的觀賞、臨摹石濤各類真跡的機會。他在《四十年回顧展自序》中說：“二十歲歸國，居上海，受業於衡陽曾夫子農髯、臨川李夫子梅庵，學三代兩漢金石文字，六朝三唐碑刻。兩師作書之余，兼喜作畫，梅師酷好八大山人，喜為花竹松石，又以篆法為佛像;髯師則好石濤，為山水松梅，每以畫法通之書法，詔門人子弟。予乃效八大為墨荷，效石濤為山水，寫當前景物，兩師嗟許，謂可亂真。又以石濤、漸江皆往來於黃山者數十年，所寫諸勝，並得茲山性情，因命予往遊。”這裏不僅交代了他的老師對於石濤、八大山人的喜愛之情，也講述了自己為了迎合老師的趣味而臨仿石濤、八大山人，結果竟至於“兩師嗟許，謂可亂真”。高超的臨仿能力鼓舞了年輕畫家的熱情，接連繪出了不少石濤仿作，這些畫作最後大多流入了市場，客觀上推動了石濤在當時藝術圈和收藏界的影響力，使石濤壹派炙手可熱，同時也為張大千帶來毀譽參半的巨大聲望和可觀的經濟收益。
張大千 黃山文殊院圖 41.5cm×102cm 1946 吉林省博物院藏
張大千大量制作古畫的動機，王家誠的概括很有代表性：“推測他作假畫的原因，為了賣錢以維持龐大的開銷、向藝壇權威挑戰和炫耀自己摹仿古畫的才華都有。此外當時制造假畫的風氣，以及清道人之弟李筠庵——大千稱為'三老師’，對他造假畫技巧上的傳授，都成了他大量造假畫的動力。”陳定山在《春申舊聞》中記錄了張大千如何精心設局、與古董商合謀騙過地產大亨陳霖生，從而獲利上萬元的往事。張大千慫恿喜好石濤繪畫的陳霖生在家中專設“石濤廳”，為藏家樹立典範。而自己則暗中參照陳家廳堂格局極有針對性地創制了壹幅規模宏大的石濤山水仿作。古董商隨後攜該作遊說於陳，陳未免心動。為避免上當，特意找來張大千進行鑒定，張壹口咬定該作乃偽作，交易遂中斷。事後，張大千特意假古董商之口放出風聲，稱張大千承認看走眼，且日前已經以四千五百金預訂該作。惱羞成怒的陳霖生最終以雙倍的價錢“搶”走了這張假畫。青年張大千的狡獪，不僅讓精明的商人吃盡了苦頭，也曾經讓藝壇前輩黃賓虹難堪。起因同樣是圍繞對石濤繪畫的收藏。張大千曾經向黃賓虹求借壹幅石濤精品以供臨摹而被拒，遂心有不悅，隨後以自己的臨仿之作置於老師曾農髯的案頭，有意讓來訪的黃賓虹看到此畫。果然，黃賓虹對此作大為欣賞，稱：“這壹幅石濤，乃其平生精心之作，非識者不能辨也。”當他要求收購此作時，張大千乘機提出交換要求：“妳老人家既然如此欣賞這幅石濤，照說我是舍不得的，如果妳老同意的話，我這幅'石濤’換妳那天不肯借給我的那幅'石濤’如何?”最後張大千成功以該偽作換來了黃賓虹手中的石濤真跡。這件偽作就是著名的《白雲荊關壹只眼》。
張大千制作古畫，絕不僅限於石濤、八大山人，歷史上很多有名望的畫家，尤其是宋元以來的畫家他都臨仿過。他的偽作遍布世界各大博物館、美術館或私人藏庫中，不少偽作被當做真跡珍藏。如耶魯大學藝術館收藏的石谿《山水》，倫敦大英博物館收藏的五代巨然《茂林疊溪圖》、檀香山美術館收藏的《睡猿圖》等，都曾長期被當做真跡珍藏。我國臺灣學者傅申，以及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高居翰等花了大量精力投入到張大千偽作的鑒別工作中，以致成為了“專心致力於追蹤辨識張大千偽古畫作”的專家。張大千在作偽方面的水平之高，甚至連老朋友徐悲鴻、吳湖帆、謝稚柳等人都難辨真假。如其偽作、著名的《睡猿圖》即是壹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期，張大千以宋代名畫家梁楷的筆法畫了壹幅《睡猿圖》。畫成後，通過渠道交給了北平琉璃廠的古董商出售。適逢吳湖帆因事到達北平，見到此畫大為心動，遂以四千元白銀的重金買下此畫，張大千與古董商各分得兩千元。吳湖帆得此畫後，特請好友葉恭綽在畫的上方詩塘題下“天下第壹梁風子畫”幾個大字。此後經張大千私下點撥，才暗中又將此畫賣了出去。該畫後來輾轉賣進了檀香山美術館，壹度成為該館東方藝術品珍藏中的“瑰寶”。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經張大千親自向館方承認此為偽作，才有了定論。
張大千高超的臨仿能力盡管讓他毀譽參半(如好友王季遷就曾批評其造假畫的行為打垮了中國古畫的國際市場，外國人不敢再問津中國古畫)，但客觀上給這位青年畫家帶來了巨大的名望，使他可以在京滬兩地的書畫市場上“呼風喚雨”，進而給他帶來了可觀的經濟收入。這壹點張大千自己也是頗為自傲的，他也從不避諱在圈內講述自己仿制古畫獲得錢財的動機。據其好友陳巨來回憶，張大千跟朋友們聚會時，“有時講講自己仿制古畫騙過書畫商的逸事”。張大千最初在京滬兩地的名氣，幾乎都來自於他對石濤藝術的研究以及讓人驚艷的仿古作偽的能力。謝稚柳在《懷念張大千》壹文中說：“當時大千的盛名，交口稱道的是善於寫石濤。的確，大千寫石濤可以亂真，但又不限於亂真，而是又發展了石濤。他走遍了祖國的名山大川，當時他的畫筆描寫黃山與華山的特別多，所以給人的感受是雄奇瑰麗而富於寫實精神。”陸丹林曾撰文指出：“大千臨摹古畫的功夫，真是腕中有鬼，所臨的青藤、白陽、石濤、八大、石溪、老蓮、冬心、新羅等家，確能亂真，尤其是仿作石濤，最負盛名。”張大千高超的臨仿能力和制造假畫的經歷，既讓他在藝術市場中名利雙收，同時也給他帶來過麻煩。壹九二八年夏末，張大千為滬上壹大戶鑒定其收藏的石濤畫作並指其為贗品。不料有人刻意挑撥該大戶，汙指張氏將其真跡隱匿，以贗品代之。該大戶大怒，揚言要報復張大千，常常唆使地痞流氓到張家尋釁滋事。無奈之下，張大千兄弟二人只得暫離上海，舉家遷往浙江嘉善避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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