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与神同在

考古对仰韶的了解，经历了近100年的时光。从发现仰韶村，到发现双槐树，我们并不能说考古已经完全得知仰韶文化的所有关键信息，也不能说对已经获得的信息都有了恰当的解释，或者说我们还在误解中反复说道那些不够完善不够成熟的结论。
就考古发现的现状而言，我们远不能说已经对仰韶了如指掌。半个多世纪前大家在讨论半坡和庙底沟的文化特征时，就觉得掌握了可以说明问题的资料。可是后来的发现却不断改变着已有的认知。近些年发现的那些仰韶城址，就已经足以让我们重新评价仰韶的社会进程了。刚刚提出的“河洛古国”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就颠覆了关于中原中心论的认识。

河南巩义河洛镇的双槐树遗址，是距今53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超大型聚落遗址，一些学者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发现仰韶文化三重大型环壕城址，出土大批仰韶文化时期丰富的文化遗物。李伯谦认为“河洛古国的地理位置和所处时代太重要了，伊洛汇流后在这里汇入黄河，遗址呈现出的景象与内涵，契合了《易经》'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李伯谦说不排除双槐树遗址是黄帝时代的都邑所在，至少是早期中国的酝酿阶段。他将距今5500～5000年这一阶段，称为黄帝时代或五帝时代。在这个时代，有了双槐树遗址这样的重大发现，这里就是黄帝文化的核心所在，它是这个时期的都邑遗址。无论从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及所处时代无不凸显了其在中华文明的中心地位，应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王巍也认为“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也表明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的的确确是黄河文化之根。”1
由新发现引出的这一番新认识，无异于重返仰韶文化时期的“中原中心”论，无异于是说仰韶文化中期已经开始迈入文明门槛。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还不能说仰韶文化再不会有更重大的发现了，以为最重要的中心城邑已经找到了。其实河洛古国的定名本不必如此着急，现在找到的也未必一定就是都城遗址，也不能确定就是唯一的都城遗址。新的发现，仍然可以期待。
在我自己的心里，一直保存着一个大疑问：我们在许多地点已经发现了诸多庙底沟文化大房址，平面为五边形的大房址，面积可以大到200多甚至是500多平方米，可是至今却没有见到与之匹配的大型墓葬。这样的墓葬一定会有，只是暂时还没有线索。设想一当发现了这样的墓葬，一个时代的文化发展高度才可能得到更全面的揭示。试想良渚文化如果不是发现那些大型墓葬，不是发现了那些随葬的精美玉器，我们对良渚文化的了解又怎么会有现在这般清晰？虽然在西坡遗址也发现了一批比较重要的墓葬，但感觉等级还不够高大，随葬品也不够丰厚。相信与大房址相对应的大墓葬，在庙底沟文化时期是一定存在的，我们要耐心等待它面世的时刻。
我们期待仰韶大型墓葬的发现，还有另外一个因由，是希望由此获得仰韶人关于精神生活方面更多的新信息，特别是信仰方面的信息。
关于南北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异，赵辉有过反复探讨，他说“南方环境良好，资源丰富，社会安定，等级分化明显，中间阶级数量最多，在稳定的状态下，手工业发展得早，水平也高，社会更宗教化。北方资源条件不如南方，社会分化不那么明显，是一种金字塔型的社会，动荡不稳，战争、暴力的现象突出，政治、军事都紧紧围绕生存，更世俗化。两者之间有融合和借鉴，八方辐辏的中原地区尤其具有一种灵活的态度，最后中原在广泛联系、交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成为现今世界整个东方体系的源头。宗教不发达、工商业不发达、血缘为主的家长制等特征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影响至今”2。 南方自然条件好，社会更宗教化。北方资源不如南方，宗教不发达。这样的比较研究结论还有需要斟酌，一方面是我们获得的资料有局限，另一方面是我们对现有资料的理解也有局限。就北方的红山文化而言，那样的神权现象体现的宗教不可谓不发达，南北分论这个问题可能还存在辩证的空间。
宗教信仰表现的主要形式神灵崇拜，我们需要由史前艺术的解读获得了解。我曾经说过：史前艺术是信仰飘扬的旗帜。我将史前白陶、彩陶和琢玉艺术，视为史前造神运动中兴起的三次艺术浪潮，艺术在传播中使得信仰获得大范围认同。
南方白陶上频繁出现的飞翔神鸟和獠牙神兽，是8000年前高庙人创造的神灵，是当时高庙人普遍的信仰。

高庙文化白陶器（湖南桂阳千家坪）

高庙文化白陶纹饰
（湖南桂阳千家坪）

高庙文化白陶纹饰
（湖南桂阳千家坪）

东南和长江中游玉器上精致的獠牙神像，是4000多年前良渚人和石家河人分别创造的神灵。虽然这可能只是社会上层的信仰，却也一定是代表了平民的意志。

良渚文化玉器神面与神像
（浙江余杭）

良渚文化玉器神面纹
（浙江余杭瑶山）

石家河文化玉神面
（湖北天门石家河）

石家河文化玉神面
（湖南澧县孙家岗）

黄河流域及邻近区域的彩陶，也只有彩陶，主要指仰韶彩陶，我们习惯上一般没有将它归入信仰范畴进行研究，或者只是少有选择地进行了研究，其实它也全都是造神运动中的艺术作品。最近的研究确认仰韶文化彩陶至少流行鱼纹与鸟纹主题，由于大多数纹饰都是以几何形的象征图形出现，它们远没有被研究者认知，所以人们不易认定仰韶人的主要崇拜对象是鱼神与鸟神。

仰韶文化彩陶鸟纹几何化轨迹示意图

仰韶文化彩陶鸟纹变化脉络示意图
（华县泉护村与陕县庙底沟，据石兴邦）

仰韶文化彩陶鱼纹头部的扩展示意图
（除注明者均大地湾出土）

在仰韶人通过彩陶表现的信仰图景中，我们还发现了日神与月神崇拜，日与月的化身是飞鸟和蟾蜍，彩陶上不难见到它们的影子。除了鸟、鱼、蟾蜍之外，仰韶彩陶上拟人的动物神像还有猪。甘肃西和县西峪乡下坪村新出土一件深腹陶罐，属半坡文化晚期，器腹黑彩绘大幅面的四眼神面，也可能表现的是四面神像。神像半睁着眼睛，斜翘着双眉，大张着鼻孔，额面绘花朵样图形，表情肃穆庄重，气场威严神秘。神像眼睛似鱼纹之眼，鼻孔又似猪。由口腔内的痕迹可知，原本应有镶嵌的牙齿，或者带有獠牙。仰韶这种大幅面的神面像是首次发现，感觉非常震撼，这个发现提示我们，现在所能认知的仰韶其实距离真相与全貌可能还很遥远。

仰韶文化彩陶器及神面纹
（甘肃西和）

如果以下坪村发现的神像重新检索旧有彩陶资料，我们又会有一些新发现。神像的鱼纹之眼和猪鼻形陶塑与彩绘过去是见到过的，陕西临潼姜寨等遗址有半闭式鱼眼，姜寨等遗址发现有猪面彩陶，高陵杨官寨有猪头陶塑，而甘肃天水师赵村遗址也见到猪面形神像陶塑，后者与下坪村的神面彩绘创意完全相同。

仰韶文化彩陶（陕西临潼姜寨）

仰韶文化彩陶鱼眼变化示意图

仰韶文化彩陶（陕西临潼姜寨）

仰韶文化彩陶（陕西临潼姜寨）

仰韶文化彩绘陶塑
（陕西高陵杨官寨）

马家窑文化（?）猪面陶塑
（甘肃天水）

在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的彩陶上发现过神面像，山东兖州王因和江苏邳州大墩子遗址都有同类构图的神面彩陶。神面绘双旋眼，眉心绘花朵形，这个花朵形与下坪村的神面像所见非常接近。再看看过去出土的那些残碎的彩陶片，上面留存的局部纹饰，也都包含有神像的影子，其中就有多例类似的花朵形构图。

大汶口文化彩陶

仰韶文化彩陶残存纹饰
（甘肃秦安大地湾）

仰韶文化彩陶上其实并不少见构图简略的神面纹，有时就出现在权杖类器具上。最简略的神面有时只表现眼形，很容易被我们忽略。

仰韶文化彩陶权杖上神面纹
（甘肃西和宁家庄）

仰韶文化彩陶
（甘肃秦安大地湾）

仰韶文化彩陶眼形纹
（河南陕县庙底沟）

仰韶文化彩陶眼形纹
（河南陕县庙底沟）

仰韶文化彩陶眼形纹
（山西夏县西阴村）

仰韶文化彩陶眼形纹
（陕西华县西关堡）

仰韶文化彩陶眼形纹
（陕西西安南殿村）

仰韶文化彩陶（湖北郧县大寺）

仰韶文化彩陶简化神面纹
（甘肃秦安大地湾）

仰韶文化彩陶猪面纹
（陕西临潼姜寨等）

仰韶彩陶上的神面像有时简化为几何纹，或者还会出现猪鼻形构图，这种双重属性的意象也值得研究。鱼和猪被仰韶人取作神灵的造像原型，应当是具有深意的，而鱼和猪之间出现的合体艺术创意也非常值得研究。想起处在淮河之滨的双墩文化中，陶器上不仅见到大量繁简不一的鱼和猪形刻画，有的鱼刻画在“十”字形上，表明这不只是艺术，而且更是信仰。特别是双墩也见到猪和鱼纹合体刻画，可以想象在不同的考古文化之间，在信仰上也自有相通之处。

双墩文化陶器刻画鱼纹
（安徽蚌埠）

双墩文化陶器刻画“十”字纹和鱼纹
（安徽蚌埠）

双墩文化陶器刻画鱼纹及鱼猪合体纹
（安徽蚌埠）

现在看来，我们对良渚文化玉器表现的信仰笃信不疑，但对彩陶上的信仰却视而未见。这样一来，自然会明显左右我们对仰韶文化精神文化层面的判断。
与人同行的动物们，天上的飞鸟，水里的游鱼，还有同在屋檐下的猪，被人奉为神灵，都曾经给先人带来无尽的慰藉。
我们注意到赵辉说过，“由于中原社会在性格上是一个务实的社会，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巩固军事首领的世俗权力都是最直接的目的，所有的政治手段都是围绕这个目的而设。……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中原社会似乎是仅仅将其作为巩固加强世俗权力的手段之一，却不允许宗教和自己并驾齐驱，出现一个凌驾整个社会之上的神权”3。仰韶社会的神权制度，我们的认知还有提升的空间，如果深化了对彩陶意义的认识，对仰韶整体内涵的认知也一定会有很大改观。
史前，新石器时代，是一个艺术时代。史前艺术的真谛，是信仰认同，艺术是信仰飘扬的旗帜。仰韶时代，仰韶彩陶，没有理由被排除在信仰范畴之外。一些新发现与再发现，让人确信仰韶的真面目，部分的还掩藏在面纱之后。这面纱会一点点揭开，仰韶的真相会越来越清晰。

在谈及文明探源的复杂性时，我写过一篇短文发表在《光明日报》4（链接:考古人在干什么），众多学科的考古学者经过十多年的合作，努力追寻中国文明的源头，但是这个源头似乎还那么遥不可及。
源头在召唤，其实在探源学者的眼中，各自眼里的源头处在并不相同的方位。我在自己的短文里是这样表述的：

文明的出现，经过了漫长的孕育过程，放宽一点视野，在中国，这个过程经历了：人类社会产生与发展，由婚姻组成家庭，由氏族社会进入等级社会；发明农业种植和家畜饲养业，从采集游猎经济转入农业和畜牧经济；发明建筑技术，由自然洞穴居所进入人工建筑居所，由时常迁徙进入定居生活；因血缘氏族形成聚落，又因部落联盟筑城而居；城邑居民因生活出现分工，因贫富形成等级，因社会复杂化导致邦国建立；逐渐形成埋葬死者的墓葬制度，信仰祖先神崇拜，这是史前造神运动的开始；发明制陶技术，烹调水准提升；发明煮盐，有了基本的调味品，促进了体格健康；发明酿酒，主要用于信仰祭祀仪式；艺术由萌芽到发展，刻画和雕塑艺术渐趋成熟，彩陶奠定了跨越史前至历史时期的艺术传统，这是由造神运动掀起的艺术浪潮；琢玉由装饰器转向礼器制作，将造神运动推向又一个高潮，这是东方独有的文化传统；中心城邑出现，宏大的治水工程见诸实施，建构起初级国家管理机构；最后发明文字，发明冶金术，人类终于走出混沌，文明诞生，王权与神权结合，国家出现。

我还表达了这样一种想法：“考古学研究的目标，过去关注较多的是物质文化，是陶器、石器之类，讨论的是文化传播、进化和发展模式，后来开始关注经济形态，关注环境、人口、资源与消费，资源影响到消费，影响不平等现象出现，影响到文明与国家的形成。人们因共同利益聚集到一起，又因不同利益分化为阶层，社会结构模式提升，国家与文明出现。关注文明形成，梳理文化传统，成为考古人一个重要的科学课题。”其实这是不够的，有关精神文化的建构，信仰认同的研究，我们多少有些忽略了。我们忽略的恰恰可能是比物质文化更重要的东西，是更能体现文明特质的所在。

1 新华社:《“河洛古国”掀起盖头，黄帝时代的都邑找到了?》，新华每日电讯，2020年5月8日。
2 赵辉:《中国考古学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历程》，在上海博物馆的讲座，2017年2月26日。
3 赵辉:《中国的史前基础—再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文物》2006年8期。
4 王仁湘:《一把手铲让古今没有距离》，《光明日报》2018年5月30日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