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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村遗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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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1.30 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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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在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被誉为“20世纪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何家村窖藏。

何家村窖藏又被称为“何家村遗宝”,出土唐代金银器、铜器、玉器、宝石、玻璃、陶器还有钱币、药品等共一千多件,分别埋藏在2个大陶瓮和1个银罐之中。


先来欣赏一批何家村遗宝中的精品,让你梦回盛唐。(注: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镶金兽首玛瑙杯


鎏金舞马衔杯银壶


葡萄花鸟纹银香囊


赤金走龙


鎏金双狐纹双桃形银盘


虽然何家村遗宝惊艳了世人,但对考古学家来说,这个重大发现只是开始。因为他们不清楚这些宝物是谁埋在地下?又是什么时候埋进去的?以及,为什么要把这批价值连城的珍宝埋藏起来呢?


鸳鸯莲瓣纹金碗


何家村遗宝发现之初,考古学家已经知道其出土地点应为唐长安城的兴化坊所在地。但关于何家村遗宝的主人是谁,学者们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郭沫若《出土文物二三事》中唐代邠王李守礼说,二是唐代租庸使刘震说。

最初的报告指出具体位置为兴化坊中部偏西南,对照唐人韦述《两京新记》中所记载的邠王府位置,初步判断何家村遗址就在邠王府。邠王李守礼是章怀太子李贤次子,作为王室宗亲,邠王很容易被认为就是这批宝物的主人。


白玉忍冬纹八曲长杯


但随着考古学家研究的深入,在对比了《两京新记》和《太平御览》中所载,得出邠王府正确位置后,又发现邠王府和何家村遗宝出土地实际上相去甚远。由此,埋藏于邠王府的说法就被推翻了。

而邠王李守礼虽为皇室子孙,但他作为废太子的儿子,被囚禁十多年不准出门。且无才无德,荒淫无度,债台高筑,这样的经济状况显然也不可能拥有如此贵重而数量庞大的宝物。到这里,何家村遗宝的主人也可以确定不是邠王李守礼了。


鎏金双狮纹银碗


飞廉纹六曲银盘


北京大学齐东方教授,在他的论文《何家村遗宝的埋藏地点和年代》中认为,何家村遗宝的主人可能为租庸使刘震。在清人徐松编撰的《唐两京城坊考》书中讲到兴化坊中曾经住过一位租庸使,名为刘震。刘震在兴化坊中住宅的位置和何家村遗址的地点基本吻合。租庸使是唐代中央专门设置的征收租庸调的官员,在何家村遗宝中的22块银饼,其中刻字或书迹的,均表明此为“庸调”银饼。这让刘震和何家村遗宝的产生了进一步联系。




鎏金飞狮纹银盒


鎏金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


鎏金乐伎纹八棱金杯


何家村遗宝无论是极高超的工艺还是刻字内容,都可以肯定这些不是个人财产,而是官府所有。那么,这么庞大一笔官府财物,又是怎么到了刘震手中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能以待来日了。 



金筐宝钿团花纹金杯


镶金白玉臂环




大唐盛世可谓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其遗留下的稀世珍宝更是富贵华丽令人叹为观止。它们见证了盛世的兴起与没落,直到今日又再度出土为后人所见证。



鸳鸯莲瓣纹金碗




鎏金双狮纹银碗

双狮对称是传统中国纹样,而碗则利用捶揲技术捶出凹凸纹样则是地中海区域较为流行的,同时碗底的主纹饰环绕圆框的装饰手法则是受波斯萨珊银器影响。




兽首玛瑙杯

整杯由一块玛瑙精雕细琢而成,兽嘴镶金。此种形制的杯子源于西方,至今此杯由西方传入或是唐朝工匠所制仍有争议。




彩绘陶马

马身上的犹如泼墨的上色方式着实给这只陶马加入了丝丝野性。




动物系列

以下依次为:鎏金凤鸟纹六曲银盘;鎏金龟纹桃形银盘;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鎏金双鱼纹银碗;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鎏金双狐纹双桃形银盘






鎏金蔓草花鸟纹高足银杯




赤金走龙




金怪兽




鎏金蔓草花鸟纹银碗




鎏金蔓草花鸟纹八棱银杯




掐丝团花纹金杯




鹦鹉纹提梁银罐




鎏金宝相花纹银盖碗




镏金飞狮宝相花纹银盒




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




摩羯纹海棠形金杯




臂环




唐三彩女立俑


举个例子,629年(即贞观三年),唐太宗宴请回鹘来京朝贡的官员时,“殿前设高坫,置朱提瓶,其上潜泉浮酒,自左阁通坫趾注之瓶,传授百斛镣盎。回鹘数千人饮毕,尚不能半”。


章怀太子墓壁画 礼宾图


其次,款待皇亲贵胄、赏赐有功之臣不能小气。

在当时,御酒,是身份的象征。《唐六典》按身份等级对给大臣供酒作了明确规定:

亲王以下每月供酒九斗;

五品以上每日酒一升半;

六品以下则无供酒规定。

除了料理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逢红事白事和各种节令,或者领导心情好,陪宴也是大臣们的重要职责。万里江山如画,管弦丝竹悦耳,琉璃盏、夜光杯悦目,君臣之间谈笑风生,果真潇洒。

谁要是得领导青眼、捧得“御酒”回家,那绝对是荣耀门楣的大好事!为了感谢皇恩浩荡,大家纷纷写“谢酒诗”:

先赞一下酒好,“御酒瑶觞落”,此酒只应天上有;

再表明下自己的忠心,“圣酒一沾何以报,为欣颂德奉时康”,圣上如此厚待,我辈感激涕零,只能鞠躬尽瘁保国泰民安以报隆恩!

此外,皇帝还要“赐酺”。

这是君民欢聚一起饮酒同乐的典仪。权力得来不易,统治者深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无论大事小情都得表现下朕很亲民。

不仅需求量大,对品质的要求更不会低,加之为讨朝廷欢心,大伙还得时不时搜肠刮肚地开发新品种,如此一来,原有机构就不够用了。长安城里慢慢兴建了许多官营酿酒厂,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酿酒师傅。


国营酒厂好是好,但是一般人喝不到,无法满足腰包鼓起来的唐朝官民对觥筹交错美好生活的向往。


国宝!唐代玛瑙兽首牛角杯


唐代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


《旧唐书》记载,睿宗诸子送终时,随葬品中就有“诸药酒三十余色”。

每逢节令,大伙还拿应季的植物泡酒,比如端午的艾酒、菖蒲酒,端午的茱萸酒、菊花酒,除夕元日的屠苏酒。

这个屠苏酒很有讲究,由米酒加入大黄、白术、桔梗、蜀椒、桂心、乌头、菝葜制成,据传是神医华佗所创,不仅养生还能辟邪。

另外,由于松树四季常青,寓意美好且材料易得,用其松脂、松花、松叶等配制而成的松醪酒尤其受到大众好评。

单独用松树某一种材料泡酒也很流行,如松叶酒。松叶中含有挥发油和乙酸龙脑酯,香气郁烈,似乎很符合性格奔放的唐朝人口味,他们相信常饮此酒能益寿延年。

孙思邈称松叶酒能治腿脚病,“主脚弱十二风痹、不能行”。



万国来朝的盛况怎少得了外来好酒?

葡萄酒是舶来品。

唐代房陵公主墓壁画,提壶持高足杯仕女图,据说,这种高足杯是用来喝葡萄酒的

640年(贞观十三年),唐太宗大破高昌(今吐鲁番市东面约四十公里的哈拉和卓乡所在地附近)之后带回了马奶葡萄种子和酿酒方法,在宫廷中种植,并亲自研究配方酿制了葡萄酒,闻之芳香、入喉辛辣。

一时间,李世民龙心大悦,以葡萄酒赏赐群臣,逐渐从贵圈子里流行起来,风靡长安。

“及破高昌,收马乳葡萄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太宗自损益,造酒成,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缇益,即颁赐群臣,京师始得其味。”

对葡萄酒有兴趣的还有著名的宰相魏征,他除了擅长进谏之外,还曾多次向胡人学习酿制葡萄酒,成为一个高水准的葡萄酒酿造师傅。他酿的酒,连皇帝都大加赞赏:

“醽醁胜兰生,翠涛过玉薤。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败”。

此后,葡萄酒在大唐沃土上迅速蔓延,河东、陇右一带,长安、洛阳以及南方的金陵(今南京)、襄阳、郢州(今武昌)等地陆续成了主要产地。


唐代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便于旅行时随身携带


戍守在边塞的将士们最喜欢葡萄酒。任务在身时自然不能饮酒,只等军前犒赏可以痛饮一番——大漠荒芜,烽火城边,好男儿的报国壮志与思乡之情都在酒里: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女子还流行起以醉为美的“酒晕妆”。

唐代女子“酒晕妆”

韩熙载夜宴

描摹当朝名士旷达不羁纵酒之态的最佳作品,非诗圣杜甫名作《饮中八仙歌》莫属,当然,也因为他写了李白(偷笑)。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麹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世贤。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

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辨惊四筵。”

可以说,在唐朝,一个才子的标配技能有两项:能作诗、会喝酒。

如果你能喝上很好的酒、作出很好的诗,那就成了大才子,比如李白。

试想一下,若没有这些活得浓墨重彩的才子,唐朝会多么乏味?

然而,若是没有了酒……


纵酒归纵酒,实际上,唐朝是推行过禁酒令的。

建国之初,唐高祖李渊即位伊始便颁布《禁屠酤诏》:

“酒醪之用,表节制於欢娱……肴羞麹蘗,重增其费……关内诸州官民,宜断屠酤”。

说得很清楚,禁酒的目的为了减少粮食的消耗,防止粮食价格飙高,以此来缓解饥荒。后来,唐高宗在670年因粮价高涨、唐玄宗在713年发生旱灾时短暂禁酒,也都是出于这个考虑。

不过,隋唐五代正处于历史气候的温暖期,更是得益于政局稳定和农业技术进步,水稻种植范围快速扩大,逐步与麦、粟呈三足鼎立之势。

因此,在大多数时期,唐朝人很幸福——不缺粮食酿酒,全国上下都爱喝酒,政府管制不多,开店酿酒售酒是个日进斗金的好生意。

各地富商均投资于此,不仅推动了酿酒、餐饮行业的发展,还带动了制曲、陶瓷等相关行业,虽无明文酒税,数量庞大的店铺所带来的地产税等财政收入也相当可观。

直到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割据、地方叛乱、吐蕃战事接踵而来,军马粮草兵器是笔庞大开支,在战争之后地方重建也需要钱,要命的是自然灾害不断。

在这种大环境下,朝廷的财政状况急转直下,只征收传统的地税和人口税是不够的,政府把眼光投向了获利丰厚的酒店。

764年(唐代宗广德二年),颁发敕文“天下州各量定酤酒户,随月纳税”,以特许专卖商税的的形式出现的酒税。

不过,随着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力的减弱,朝廷能从地方收上来的酒税越来越少,但数字仍十分可观。

834年(唐文宗太和八年),全国的酒税为156万余缗,酿造费用占1/3,这还不包括逃税的贫户在内,纯收入有百万缗。

853年(唐宣宗大中七年),蝗灾过后,每年全国所缴纳的税钱为925万余缗,其中租税550万余缗,酒税为82万余缗,盐利为270万余缗。

要知道,国库里有多少钱直接决定了中央政府能出多大力气削藩——对已然坐大的强藩重镇用兵,军费耗费是笔巨额投资。

907年(唐哀帝天佑四年),朱温开启了后梁纪年,曾经金碧辉煌的大唐王朝寿终正寝,而它所孕育出的诗与酒根植于炎黄子孙的血脉里,不断发芽,在接下来的时代里焕发更为耀眼的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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