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接上文，需要特殊说明上博的钱范大部分非建国后出土，无考古记录，确实存在部分藏品不合理之处，我在详解系列中只提出疑问，供各位感兴趣的泉友共同深思，也可以在留言区把您的观点说出来，共同探讨。
此范符合此币种铸造特征，可被认定为有文铜贝范之标准器：
更始二年五铢叠铸铜质母模
此模背面有'更始二年十月'铭文，目前，泉界多以此模作为更始五铢母模之标准器：此模曾于之前做过展示，但此模仍有疑问。更始五铢叠铸母模至今已发现多品，皆如上图所示之布局，即盒内钱模一正一反依次排列，而下图这品呈一侧四枚正模一侧四枚背模，虽可铸钱，然与所见同类范模皆不同，故有泉家对此品提出质疑：此品背面有'建武十七年．.....'铭文，可为建武五铢母模之标准器：此品亦真伪存疑，疑点一，此品盒内四枚钱模皆为面模，此种情况需另有同型背模方可完成铸币，是否会存在这种工序尚待印证；疑点二，此模盒内无榫卯定位点，翻出泥质钱腔后无法合范定位：上博解为南北朝，实为东汉末无文五铢（亦有董卓五铢一说）叠铸铜质母模此盒内背模无明显凸起，压出钱腔后仅有明显穿口特征：此品上博解为南北朝，实为东汉末无廓五铢叠铸铜质母模此品上博亦解为南北朝，实为三国时期曹魏五铢叠铸铜质母模此模水口分布有特殊性，内侧四枚钱由中流水口供给铜水，外侧四枚钱由内侧钱腔依两圆相切供给铜水，设计精巧：
以下为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钱币。
上博馆藏孙吴大泉当千四个规格其中的三枚，图中居中者为收藏市场所常见的大泉当千大样，居下者为大泉当千之中样，此币种亦有减重小型者和剪边钱存世，图中最上方者为大泉当千超大样（非最大样），现世极少，应与铸期有关，通常的货币沿革逻辑下，一个币种在虚值前提下，减重是个趋势。
东吴所铸大泉当千之最大型，直径46毫米有余，马定祥批注《历代古钱图说》中提及此钱存世两品，一品为赵权之收藏。今所见此钱三枚，除上博外另有一枚传世品，今年南京亦发现一枚。另有一枚虽版式与此品相同，然铜质过精，文字力度与前述三品有异，暂定为存疑品。上博所藏东吴孙权赤乌元年至九年（公元238-246年）所铸大泉二千两种版式，下方者今天收藏市场可见，上方者略大，存世极罕。三国蜀所铸'世平百钱'，此钱背有龟纹，存世甚稀，为泉界公认的珍品。'世'或与'太'通，此品种或为'太平百钱'一特殊版式。内含曹魏五铢（压五压金范式）面背铜模各四枚，水口分布与汉莽同类范模有异。东晋李寿踞成都改大成国为汉，改元汉兴所铸之钱，直读、横读两版梁造新泉，诸谱多定为前凉（公元317-376年）张轨所铸，亦有沮渠蒙逊自立北凉皇帝，于永安元年（公元401年）所铸一说，吾倾向于后者。汉龟二体钱（俗称龟兹五铢）、龟兹无文小钱，此钱为龟兹所铸，始铸时间于汉末三国时期，故列入此，该币种在两晋南北朝整个时间段内均参与流通，流通下限可达公元7世纪初唐，其中汉龟二体钱背文为龟兹文'20','2'于龟兹文中意为'50','0'为一度量单位，因此'20'为50个'0'单位，当与正面汉文'五铢'等值。这样'0'即相当于中原的'絫'，十絫合一铢。
南北朝期间的钱币类藏品虽涉及的品种不多，但随着近年来的实物资料与考古研究的新发现，出现了许多颠覆性的观点。这里我姑且一说，您姑且一听就是。
上博展陈注为'五铢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择本图自左向右拆解左一为西晋蜀地益州刺史王濬所铸之五铢；左二为南朝萧梁武帝所铸双柱五铢；左三为汉末蜀地刘焉所铸五铢；右一则应暂归入汉末藩镇自铸五铢。左侧两枚即上图右侧两枚，本图右侧两枚应暂归入汉末复式五铢，铸主待定。此四平皆为东汉晚期平当五铢，平字五铢铸主待定，现世多见于蜀地或与蜀钱同出。此类钱币收藏市场中伪品众多，上博此四枚均堪称标准器。
民国年间为泉界珍品，上世纪九十年代江南出土一批，流入市场，今已不难见到。可能对许多钱币爱好者而言略有颠覆，此范式五铢在大家原有概念里多归为隋，然上博此解读是正确的，这套范式在魏墓葬中常有出土，可以明确其始铸时间一定上达西魏，至隋，虽沿用这个范式，但基本不可区分某个版式为隋铸或西魏（乃至北周）。此品为《中国钱币大词典·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卷》之原品，书中定为西魏大统五铢然此品至今仍为仅见范式之孤品，余以为不能作为西魏大统五铢之标准器予以定义，这里我们多提一句，传统观念里隋置样五铢，从出土情况看应非隋所铸，基本确定是西魏铸币。此品有泉家质疑其为臆造老假，从展陈来看钱体符合此币种铸造特征，外貌熟旧经年，吾不敢妄下评论。此品为多本钱谱之原物，此版余在泉界关注多年，然至今未有开门真品出现，上博此品也须暂定至老假范畴。除右侧版需定入老假范畴，前两品折腿太和直腿太问题不大，其范式亦不多见。此币种至今仅见钱范存世，而并无钱币现身，也是铁两类钱币界一桩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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