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接上文,需要特殊说明上博的钱范大部分非建国后出土,无考古记录,确实存在部分藏品不合理之处,我在详解系列中只提出疑问,供各位感兴趣的泉友共同深思,也可以在留言区把您的观点说出来,共同探讨。
此范符合此币种铸造特征,可被认定为有文铜贝范之标准器:
更始二年五铢叠铸铜质母模
此模背面有'更始二年十月'铭文,目前,泉界多以此模作为更始五铢母模之标准器:此模曾于之前做过展示,但此模仍有疑问。更始五铢叠铸母模至今已发现多品,皆如上图所示之布局,即盒内钱模一正一反依次排列,而下图这品呈一侧四枚正模一侧四枚背模,虽可铸钱,然与所见同类范模皆不同,故有泉家对此品提出质疑:此品背面有'建武十七年......'铭文,可为建武五铢母模之标准器:此品亦真伪存疑,疑点一,此品盒内四枚钱模皆为面模,此种情况需另有同型背模方可完成铸币,是否会存在这种工序尚待印证;疑点二,此模盒内无榫卯定位点,翻出泥质钱腔后无法合范定位:上博解为南北朝,实为东汉末无文五铢(亦有董卓五铢一说)叠铸铜质母模此盒内背模无明显凸起,压出钱腔后仅有明显穿口特征:此品上博解为南北朝,实为东汉末无廓五铢叠铸铜质母模此品上博亦解为南北朝,实为三国时期曹魏五铢叠铸铜质母模此模水口分布有特殊性,内侧四枚钱由中流水口供给铜水,外侧四枚钱由内侧钱腔依两圆相切供给铜水,设计精巧:
以下为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钱币。
上博馆藏孙吴大泉当千四个规格其中的三枚,图中居中者为收藏市场所常见的大泉当千大样,居下者为大泉当千之中样,此币种亦有减重小型者和剪边钱存世,图中最上方者为大泉当千超大样(非最大样),现世极少,应与铸期有关,通常的货币沿革逻辑下,一个币种在虚值前提下,减重是个趋势。
东吴所铸大泉当千之最大型,直径46毫米有余,马定祥批注《历代古钱图说》中提及此钱存世两品,一品为赵权之收藏。今所见此钱三枚,除上博外另有一枚传世品,今年南京亦发现一枚。另有一枚虽版式与此品相同,然铜质过精,文字力度与前述三品有异,暂定为存疑品。上博所藏东吴孙权赤乌元年至九年(公元238-246年)所铸大泉二千两种版式,下方者今天收藏市场可见,上方者略大,存世极罕。三国蜀所铸'世平百钱',此钱背有龟纹,存世甚稀,为泉界公认的珍品。'世'或与'太'通,此品种或为'太平百钱'一特殊版式。内含曹魏五铢(压五压金范式)面背铜模各四枚,水口分布与汉莽同类范模有异。东晋李寿踞成都改大成国为汉,改元汉兴所铸之钱,直读、横读两版梁造新泉,诸谱多定为前凉(公元317-376年)张轨所铸,亦有沮渠蒙逊自立北凉皇帝,于永安元年(公元401年)所铸一说,吾倾向于后者。汉龟二体钱(俗称龟兹五铢)、龟兹无文小钱,此钱为龟兹所铸,始铸时间于汉末三国时期,故列入此,该币种在两晋南北朝整个时间段内均参与流通,流通下限可达公元7世纪初唐,其中汉龟二体钱背文为龟兹文'20','2'于龟兹文中意为'50','0'为一度量单位,因此'20'为50个'0'单位,当与正面汉文'五铢'等值。这样'0'即相当于中原的'絫',十絫合一铢。
南北朝期间的钱币类藏品虽涉及的品种不多,但随着近年来的实物资料与考古研究的新发现,出现了许多颠覆性的观点。这里我姑且一说,您姑且一听就是。
上博展陈注为'五铢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择本图自左向右拆解左一为西晋蜀地益州刺史王濬所铸之五铢;左二为南朝萧梁武帝所铸双柱五铢;左三为汉末蜀地刘焉所铸五铢;右一则应暂归入汉末藩镇自铸五铢。左侧两枚即上图右侧两枚,本图右侧两枚应暂归入汉末复式五铢,铸主待定。此四平皆为东汉晚期平当五铢,平字五铢铸主待定,现世多见于蜀地或与蜀钱同出。此类钱币收藏市场中伪品众多,上博此四枚均堪称标准器。
民国年间为泉界珍品,上世纪九十年代江南出土一批,流入市场,今已不难见到。可能对许多钱币爱好者而言略有颠覆,此范式五铢在大家原有概念里多归为隋,然上博此解读是正确的,这套范式在魏墓葬中常有出土,可以明确其始铸时间一定上达西魏,至隋,虽沿用这个范式,但基本不可区分某个版式为隋铸或西魏(乃至北周)。此品为《中国钱币大词典·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卷》之原品,书中定为西魏大统五铢然此品至今仍为仅见范式之孤品,余以为不能作为西魏大统五铢之标准器予以定义,这里我们多提一句,传统观念里隋置样五铢,从出土情况看应非隋所铸,基本确定是西魏铸币。此品有泉家质疑其为臆造老假,从展陈来看钱体符合此币种铸造特征,外貌熟旧经年,吾不敢妄下评论。此品为多本钱谱之原物,此版余在泉界关注多年,然至今未有开门真品出现,上博此品也须暂定至老假范畴。除右侧版需定入老假范畴,前两品折腿太和直腿太问题不大,其范式亦不多见。此币种至今仅见钱范存世,而并无钱币现身,也是铁两类钱币界一桩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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