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鲁迅先生在北京工作、生活14年之久。在任职教育部的同时，先后兼职于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期间，他与众多学者交往频仍，其中因志同道合、声息相通而与多人结为挚友。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的徐旭生即为其中之一。
初识国学门
徐旭生（1888-1976），字炳昶，河南省唐河县，1911年毕业于京师译学馆法文科，此后留学法，1918年底毕业于巴黎大学哲学专业。1921年被京大学哲学系聘为教授，讲授西洋哲学史、近代哲学史、法文选读等课程。
鲁迅早在1912年即来到北京，先后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第一科科长、佥事等职，主管文化、科学、美术，包括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及美术展览会，调查及搜集古物等。1920年8月，应聘北京大学国文系，讲授中国小说史，与同时期应聘哲学系的梁漱溟一样，职称为讲师。其时，周作人为国文系教授，讲授欧洲文学史、外国文学书选读等课程。
虽然徐旭生与鲁迅（周豫才）同列于北京大学教职员名录（1922年度）中，但直到1923年4月，二人似乎才有了相互间的直接交往。是月，二人与蒋梦麟（总务长）、皮宗石（图书部主任）、单不庵（图书部中文图书主任）、马衡（图书部古物美术品主任）、张黄（凤举，中文系教授）等同时被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委员。
国学门正式成立于1922年1月，以“研究国学为宗旨”，由中国文学、哲学、史学三系组成，主任沈兼士，接收本科毕业、有专题研究规划且经相关教授会议审批合格者进行培养。其研究方向分别有文字学、文学、哲学、历史学、考古学五类。首批委员包括四名当然委员：蔡元培（校长）、顾孟余（教务长）、沈兼士（国学门主任）、李大钊（图书馆主任），以及马裕藻、朱希祖、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
同年8月，北京大学召开季刊编辑员讨论会，决定创办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文艺四种季刊。徐旭生与鲁迅（周豫才）、胡适、沈尹默、沈兼士、周作人、顾孟余、陈师曾、张凤举等16人被聘为文艺组编辑员，该季刊编辑主任为校长蔡元培（兼）。以哲学教授而列入文艺编辑的徐旭生，似与他刚刚翻译发表了比利时、波兰作家的剧本和小说有关（与乔曾劬合译梅德林著剧本《马兰公主》；显克微支著小说《你往何处去》；乔曾劬，字大壮，与徐为译学馆同学，时与鲁迅同事于教育部，任编审）。
1924年5月，国学门正式成立考古学会，初始会员12人，其中会长马衡，另有叶瀚、李宗侗、陈万里、沈兼士、韦奋鹰、容庚、徐旭生、董作宾、李煜瀛、铎尔孟、陈垣等人。学会以“用科学的方法调查、保存、研究中国过去人类之物质遗迹及遗物”为宗旨，是中国由传统“金石学” “器物学”向近代考古学转型期间较早成立的学术团体。随后，北京西郊大宫山、洛阳、新郑、孟津等地都留下考古学会考察的足迹。
虽然鲁迅在教育部所负职责中包含有“调查及搜集古物”事项，但尚未发现他与新成立的国学门考古学会间的联系。鲁迅与徐旭生术业各异，参与相关学术机构的活动，无疑为二人的交往和相识提供了新的平台。
相知《语丝》与《猛进》
1925年五卅前后，北京地区政治局势动荡不安，而思想文化领域却一度活跃，由北大教授学者主办、主编的《语丝》《现代评论》《猛进》杂志风行京城。秉持“提倡独立判断” “不畏强御”， “无所顾忌”地“去催促新的产生”，竭力排斥“有害新的旧物”， 《语丝》主笔鲁迅与《猛进》主编徐旭生觅得共识，并且以文成友。
《语丝》创刊于1924年11月，是一个以散文为主的文学刊物，孙伏园、周作人先后担任主编。作为主要撰稿人的鲁迅以隽逸的文思、简洁尖刻的语言力促形成独特的“语丝文体”。鲁迅等人发表的思想杂感、社会随笔、散文等作品纵论古今，针砭时弊，迅速引起广泛关注，被读者誉为“自由说话”的刊物。12月， 《语丝》第4期发表徐旭生署名的杂文《胡语乱道》，与同期鲁迅的《野草》三则相似，文章共分五则，阐述帝制结束是历史的趋势，无论路易十六也好、威廉二世也罢，包括溥仪在内，都无法抗拒。强烈批评将削除皇帝名号的行为诬为“过激”的言论。次年1月， 《语丝》第10期，发表杂文《进化呢？退化呢？》抨击封建遗老享受着民国政府的照顾，干着破坏社会的陋行。《语丝》第13期，连载《胡语乱道》第六、七、八则，在介绍民主共和制度的同时，指责北洋政府执政“极像专制国的大皇帝”。
1925年3月6日，徐旭生、李宗侗主编的《猛进》创刊，以政论为主，一经问世即直面时局，抨击弊政，嘲讽政客，并将众所关注的社会现象引入更深层次的思考。《猛进》“不畏强御，不讲妥协”，北洋政府扣发多次， “其坚强也如故”。虽引发不少攻击妒忌之词，却深受广大青年喜欢。
鲁迅欣赏《猛进》的“勇”，在与徐旭生的通信中，希望《猛进》从鞭挞政象开始，重启《新青年》时期的“思想革命”，以反击“浓厚透顶了”的“反改革”空气。徐旭生认为鲁迅的主张是中国“现在最急要不过的事情”，当务之急是向思想中的惰性表现 — —“听天由命和中庸”开火， “此二者不打破，永远没有进步的希望”。他建议《语丝》《现代评论》《猛进》联合起来，创办一个专讲文学思想的刊物，通俗易懂，富于启发，成为大中学生的良友，以促进思想的进步。《现代评论》主笔胡适以可能的征稿字数为由，表示徐旭生的建议“很难”，或者说“几乎不可能”。而鲁迅在回复中，则不看好这种歧见难掩的“联合”，担心其变为“和平中正、吞吞吐吐的东西”。而一些“量少力微”却敢于“袭击古老坚固的堡垒”的各种小周刊，犹如在黑暗中“匕首的闪光”。这类目标小异大同的小刊物的增加和联合， “效力或者也不见得小”。
鲁迅进而批评一派学者、文人奉劝青年“钻进研究室” “搬入艺术之宫”，与社会现实相隔绝的主张，指出这是抵制新思想的“老法子”的“圈套”。而“自囚在什么室什么宫里”，令人叹惜。徐旭生深为同感，认为鲁迅此论“真是一件重要的发现”。要相以为戒， “不要上他们的当”。
《猛进》“强悍”，《语丝》“尔雅”，虽各有侧重，但锋芒所向封建的旧文化及共和体制掩盖下的专制统治。与徐旭生引为同道的鲁迅先后撰写并在《猛进》发表《并非闲话二》《十四年的读经》《碎话》等杂文，而《论睁了眼看》（《语丝》第38期），则是鲁迅对徐旭生《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猛进》第19期）一文有感而发：“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不幸这一种勇气，是我们中国人最所缺乏的”；断言， “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
直面抗争强权
1925至1926年，徐旭生与鲁迅共同经历了北京女师大风潮、关税自主运动以及三一八惨案等事件。期间，他们义不容辞地站在爱国学生一边，慨然发声，身体力行，与北洋政府的专制统治相抗争。
1925年初开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对校长杨荫榆的迫害日益不满，终至5月酿成“驱杨运动”的风潮。时在该校兼职的鲁迅多次代学生起草致教育部呈文和披露事件真相的宣言等。8月，杨荫榆带军警冲入学校，导致风潮进一步扩大，教育总长章士钊下令解散女师大，并下令罢免了鲁迅教育部佥事一职。徐旭生明确反对“用外交的方法对付学生”的行径，指出杨荫榆的种种劣行，表明“她不配办学校。因为她如果成功，那女校前途将来更要有不可问的地方”。而此类“政客式的教育家不哄出教育界，教育怎么样能有光明的希望”。
8月26日，徐旭生、鲁迅与王尚济、李书华、周作人等41名北京大学教员联名发表《反对章士钊的宣言》，指责他“藉整顿学风的名目，行摧残教育的计划。对于女师大风潮，不用公允的办法解决，竟用武装警察强迫解散该校，又用巡警老妈强迫拉出女生。直接压迫女师大，间接示威于教育界，并且可藉此压倒种种的爱国运动。”所以“我们要出来抵抗，反对他为教育长官”。在回复钱玄同的信件中，徐旭生表示， “你对于女师大风潮的意见，我完全表示同意。”
9月21日，由鲁迅等人发起成立的女师大校务维持委员会决定移地复课，租赁阜成门内南小街宗帽胡同14号作校舍，当日开学，徐旭生与鲁迅、许寿裳等专、兼职教师按时前往义务上课。11月至12月，杨荫榆、章士钊先后去职，女师大复校。次年1月2日，徐旭生与鲁迅、陈启修、郑奠、马裕藻、许寿裳等出席了女师大校务维持会会议。11日，徐旭生应邀参加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召开的恳亲会，与陈启修、许季黼、李泰芬先后发表演说。3月，徐旭生受聘为女师大哲学科主任。在评议会选举中，与鲁迅、马裕藻、文元模、许寿裳、郑奠、陈启修、林玉堂、张泽垚、赵炳廷、戴夏等当选为评议员。
女师大风潮期间，五卅运动反帝浪潮遍及全国。10月26日，北京政府在列强授意下召开关税特别会议。当天，北京各界沪案后援会、北京学生联合会等团体组织数万人集会游行，强烈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实现关税自主。军警对爱国民众进行镇压，在新华门等处制造了多起流血事件。冲在前列的徐旭生惨遭殴打，造成两颗门牙脱落。次日，报界讹传，鲁迅参加游行并被“打脱门牙”。为此，鲁迅发表《从胡须说到牙齿》一文予以澄清，“国民因为主张关税自主，游行示威了。但巡警却断绝交通，至于发生冲突”。而关于自己受伤， “脱门牙二”的报章新闻却荒诞无已，因为那天“我竟不在场”， “为什么呢？曰：生些小病，非有他也”。
1926年3月18日，为日舰袭击天津大沽口炮台进行战争威胁一事，北京群众5000余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抗议列强无理提出的最后通牒。北京政府下令向游行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47人，伤200余人，是为鲁迅称之为“民国时期最黑暗的一天”的三一八惨案。19日，北洋政府悍然通缉徐谦、李大钊等五人。随即报界又公布通缉50人（48人）的名单，鲁迅、徐旭生及《猛进》《语丝》的主要撰稿人均被列入。接到徐旭生告知被通缉的消息后，鲁迅移至《莽原》杂志社暂时避难。
关山难阻心通
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先后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广州）任教。1927年10月后，定居上海专事写作。而徐旭生也离开了北京大学，从参与科学考察逐渐转向考古研究。
1926年8月13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鲁迅举办送别会。会后午餐，徐旭生与朱遏先、沈士远、沈尹默、许寿裳作陪。26日，鲁迅离京经上海赴厦门。
1927年5月，徐旭生辞去北京大学教务长、哲学系主任职务，出任中瑞（典）西北科学考查（察）团中方团长，率团从北京出发，沿内蒙古、宁夏、甘肃直至新疆一带进行科学考察。长途跋涉、风餐露宿，穿行于人迹罕至的荒漠原野，在地质勘探、气象观测、史迹考古等方面收获颇丰，引起国内外各界的普遍关注。1929年1月，徐旭生返归北平。此时，他已经被任命为北平大学第二师范学院（原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院长（未到任）。
1929年5月，徐旭生与鲁迅再度相见。是时，鲁迅由上海来北平探望母亲。20日下午，鲁迅访徐旭生不见。27日，徐旭生与张凤举在中山公园长美轩设晚宴与鲁迅聚餐，同席者有沈尹默、马隅卿等10人。得悉鲁迅拒绝了燕京等数个大学任教的邀请，此次宴请也算是为其饯行。6月1日，鲁迅写给徐旭生一信。
虽然不详其内容，但此次鲁迅确代《东方杂志》的编辑约稿，请徐旭生将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经过及工作大略写出来”。1930年9月，《徐旭生西游日记》出版，并向鲁迅赠书三本。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去世。此时，徐旭生已经辞去北平师范大学校长之职，专职于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考古室主任，并兼陕西考古会工作主任，主持宝鸡斗鸡台的考古发掘工作。
1938年10月23日，徐旭生经成都前往迁往云南的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工作。在四川大学参观所藏之古物时，听闻成都文艺及学术界开会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遂前往参加，与时任四川大学教务长、代理校长的叶石荪、在成都筹备戏剧教育实验学校的熊佛西等共同与会，表达对老朋友的追思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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