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福建的漳浦古雷地区、云霄沿海区域出现大量永历背国、背定、顺治通宝仿古式等明清钱币，本文针对该地区出现的永历通宝背定、背国钱进行研究和论证，主要通过清初“迁界”造就区域的无人区这个特殊的背景进行推测，探讨其铸地和所属的可能性。
历代史料对于钱法和铸币这方面记载较少，在地方志中有关记录更少。《福建通志》中“重纂福建通志凡例”有句话“方志统于国史，制度、文章、风土、民物，犁然具列，典綦重也。全书统贯，条流纷繁，诸家荟粹，分并不一，谨参酌古今，择要从之。”“疆理定而食货之政举，故户口、田赋、盐法、钱法次之；”可见，方志中的记录也是“择要从之”，而钱法在地方志的食货记载中处于末位，大多数地方志基本未载,较详细钱法记录大都存在于国家层面编撰的史料。
福建地区铸造永历通宝钱的记载主要是郑成功委托日本铸造的长崎永历，其形制及铸造工艺与中国铸造的货币明显不同。
一、记载郑成功铸永历钱史料的分析
史料记录郑氏集团委托日本铸永历钱有三次，郑成功一次，郑经入台之后两次。
第一次在永历五年（顺治八年），记载来自郑成功研究涉及的四种原始史料中的《台湾外纪》。厦大庄为玑教授《郑成功四种原始史料的比较研究》，将《从征实录》《闽海纪要》《海上见闻录》《台湾外纪》称为“原始史料”，是因为这些史料是由和郑成功同时代的人直接记录下来的，这与由后人辗转抄录的非原始史料是不同的，是极为可信的。在这四种原始史料中提到郑成功铸钱的唯有江日昇的《台湾外纪》：
“永历五年十二月成功乘胜旁掠诸县，漳浦守将杨世德、陈尧策（字邦缵，系功之旧将）献城投降”，军事上的胜利带来的“士卒繁多，地方窄狭，以器械未备、粮饷不足”的忧虑，“遂与参军等潘庚钟、冯澄世、蔡鸣雷、林俞卿共会议”。“澄世曰：『方今粮饷充足，铅铜广多，莫如日本，.....藩主何不修书，竟以甥礼自待，国王必大喜，且借彼地彼粮以济吾用。然后下贩吕宋、暹罗、交趾等国，源源不绝，则粮饷足而进取易矣』”。成功是之。令兄泰造大舰，洪旭佐之。
对于永历五年十二月郑成功攻占漳浦县的记录，前三部史料记录十分简略，侧重记录了军事上的胜利，而《台湾外纪》不但记录了军事上的胜利，同时也记录了由于兵力扩大而带来军事给养的不足的问题以及解决的办法，难能可贵之处是提到了铸永历钱，郑成功听从了属下的建议，“以甥礼遣使通好日本。国王果大悦，相助铅铜；令官协理，铸铜熕、永历钱、盔甲、器械等物”。
第二次和第三次铸永历钱的记录来自台南连横撰《台湾通史》卷十四外交志，而《台湾通史》关于永历钱的记录应是来自日文的《华夷变态》等史料。郑经入台之后，为了巩固政权，大力开展对日贸易，于永历二十年委派“忠振伯洪旭以商船贩日本，购造铜砲、刀剑、甲冑之属，并铸永历钱”，永历二十八年郑经趁三藩之乱，进攻厦门“命兵都事李德东聘，再作兵铸钱”委托日本铸造永历钱。
“当成功之起师也，遣使往聘，致书德川幕府曰，幕府受之。永历三年，复遣使乞师，“今际艰难之时，愿贵国怜之。乞假数万之兵，则感义无限矣”。是时日本方行锁港之策，文恬武嬉，不欲有事国外，幕议不可，唯时馈军糈以助之。及克台后，日人之在台者，礼之有加。二十年，忠振伯洪旭以商船贩日本，购造铜砲、刀剑、甲冑之属，并铸永历钱。二十八年夏，为三藩之役，经至思明，命兵都事李德东聘，再作兵铸钱。而日本亦岁以宽永钱相餽，贸易繁盛。
《台湾诗钞》记载“永历十八年，嗣王经既退保东都，乃从洪旭议，派往贩日本，购造军器。八月，改东都为东宁，始铸「永历钱」。”
南明政权在与清军斗争的过程中，为了取得外部的支持，郑氏家族利用海外密切的贸易关系，希望从邻国日本取得支持，他们通过书信、派出使者联系日本地方政权。日文史料《华夷变态》记录了不少郑芝龙、郑彩、郑成功代表当时的鲁王、隆武政权向日本请求援助的书信。
“令水军先锋都督副将崔芝修书二道、参将林高赍而来本邦请援兵”，“请兵三千”，“因思日国之甲，天下共羡，以御弓矢，如金如石”；郑彩“十月，彩贻书本邦乞兵器曰”“今使都督总兵陈光猷、陈应忠、施赞、江新驾舟三艘，赍药材丝绢贸易，且以修旧交；请得以所赍诸品，交易贵地武器，鸟铳、腰刀、角甲、硝铅，殊所恳求。”“德川系谱曰：「赐以军粮」”
“成功又贻书于长崎译官曰”“成功生于贵国，故深慕贵国。今艰难之时，贵国怜我，假数万兵，感义无限矣”。
在隆武政权失败后，郑芝龙降清，郑成功联合叔父郑鸿逵，在东南沿海树起抗清大旗，“五月，彩移咨琉球，求甲劒枪硝等；且以其国密迩日本，托而乞援于日本，相共发兵”
在日文记录中“请求出兵”“贸易通商”“购买粮饷”“购买兵器等战略物资”是南明政权和郑氏集团最迫切的诉求，大部分的采购清单并无请求铸造货币的记录，可见委托日本铸造货币只是附带的一个事项，并非主要目的。通过海外贸易，取得宝贵的、急需的战略物资，这对于处于战争状态、并且没有战略纵深的郑氏集团是自然而然的。结合东南沿海及台湾地区事实存在的那些日本风格的永历钱，证明这些委托日本铸永历钱记录是可信的。
海澄，作为郑氏集团南下的重要战略物资存贮地、战略要地（即现在的龙海市海澄镇一带）周边经常出现郑成功篆书、行书、草书永历，其中篆书永历存在三个明显的版别，侧面说明这种日本代铸的永历可能是多次多批铸造。
在《从征实录》中，朱逿先生点评到曰：『增筑海澄城，此书记载甚略（仅云：「令冯工官调民夫，增筑海澄短墙」，）似不知其重要。阮旻锡记此事则较详，其言曰：「筑海澄城，所属地方，每家各出民夫一名。城高二丈余，旧有五都土城，连而为一，皆用灰石砌成，并筑短墙，安大小铳三千余号，周围环以港水，巨浸茫茫，外通舟楫，内积米榖军器，据潮州之咽喉，与厦、金二门，相为表里，以为长守之计。命冯澄世督其工（海上见闻录上）。据阮氏之记载，则更可见海澄之失，不特丧其辎重、军器为可惜也』。”
日铸郑成功永历（图片来自网络）
一、驻军、兵饷与制钱的关系
明戚继光《练兵实纪》中第十四回“分军饷”这样描述明代兵饷的发放情况：根据发放兵饷清单，“监錾包封”。由于银两需要“錾银”，存在损耗，所以定“每人以一分为耗”。
军士月粮赏赐出，先将数报知，即时委官。并请主将委官，监錾包封。包刊印板一方，上书某月粮额该若干。每人以一分为耗，委官某人錾银二日内完足。请主将下教场，或在衙门，通候军士集到，唱名给与。先取一封秤兑。如一封不足，则所包诸封，尽行算数倍偿治罪。军士已散到手，若复情愿送人者，日后告状亦不许扯引在内。如未散到手，而本管官私克，并不禀錾包封而径散者，通坐以边海钱粮论，径听告理。
可见，发饷是发银两，錾银包封，发放的是个人饷银的总数。
根据《明清史料》中的清方档案，当时的清方“钦差总督浙江福建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陈锦”在顺治五年的揭帖提到“闽省僻处遐方，江南制钱不能远运。故底定以来，顺治通宝尚未行及。今民间市廛犹以前朝旧钱行使，深为悖戾”建议在“本省设局鼓铸，既可以流通兴朝制宝，从中更可分别顺逆而镇定人心”。该铸钱建议是在清军在福建大量用兵，导致粮饷不支的背景下提出，在得到批复后，福建于顺治六年开炉鼓铸，铸造顺治通宝制钱。而在此之前，清军南下使用是江南、浙江等处铸造的制钱，这点在清军与郑氏集团对峙的区域漳浦、云霄、诏安等地区，墓葬的出土已经得到证明。即：永历定、国及光背钱和清早期铸造明式顺治钱同出于墓葬（南版光背、上工、上户、右户、上昌、昌一厘、宁、浙、浙一厘、上福、福一厘、福版光背等）。
清代《福建省例》錢法例中记载，纹银与制钱的兑换大概为“每两换钱八百七、八十文至九百一、二十文不等”，纹银充当大额支付的角色，制钱主要用于小额支付，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同时、鼓铸制钱除了小额支付需要之外，“查鼓铸钱文，原为搭放兵饷之需”，而兵丁领取的饷银是需要“势须换钱行使”，通过兵丁的流通，制钱“复散布在民，似与兵民均有裨益”。
《碑传选集》中记载“台湾在郑氏时行永历钱；既入版图，有司请更铸制钱。部颁「台」字钱式，熔故钱铸之”，因制钱“以「台」字故，不能行于内陆”，导致“商旅贸得钱，必降价易银以归。铸日多，钱日贱；至三、四千文乃值银一两”。“兵以官值市物，民多闭匿，弗与市。奸人构扇其间，几激变”。最后“得旨下闽督、抚议之，竟得停铸；台湾兵民始相安。”
《浙江通志》卷八十七钱法.搭放，中记载，清代发放军饷都需要铸钱搭放，同时测算需要用于铸钱“净铜”的数量。
“顺治十三年题准，铸钱搭放兵饷工食，令州县扣算刋入，由单塡注收簿”
“雍正五年十二月，户部摺奏，查各省兵饷多者至一百四十万余两，少者三四十万两，其余皆百万内，外饷多之省以一成钱搭放，需钱十五万余串，得净铜一百四十余万觔可以开铸。以二成钱搭放需钱三十余万串，得净铜二百八十余万觔可以开铸，饷少之省以一成钱搭放，需钱三四万余串，得净铜三四十万觔可以开铸。以二成钱搭放，需钱五六万余串，得净铜五六十万觔可以开铸，兵饷百万内外之省以一成钱搭放需钱十万串内外不等得净铜一百万觔可以开铸以二成钱搭放需钱二十万串内外不等得净铜二百万觔可以开铸臣等以各省兵饷搭放一成二成钱文计算除云南省现开鼔铸外其余省分应用净铜若干觔可开鼔铸之处另单录呈”
用兵需粮饷支出，大量的兵饷的发放是需要大量的制钱搭放。银两利于运输携带，但发放到士兵手上，银两需要切割小块，所以“给兵饷，则银七钱三，有成例”，鼓铸制钱用于搭放兵饷。因此，长期部队驻扎的区域就会有大量的制钱流通，通过兵饷搭放制钱，通过士兵与民间的交易流通到市面，流通到当地百姓手中。
1994年龙海石码发现的黄铜质的，毛边篆书和行书永历钱，这种与日本代铸的紫铜永历钱有着本质的不同。由于这批钱属于半成品，铸造后尚未完成边道的打磨，像是就地铸造。据石码镇旧志记载，郑氏屡次大举进攻漳州，石码为漳州的门户，适当兵冲”，从顺治四年郑成功入海澄，破九都，至顺治十二年海澄被清军收回，10年的拉锯战，石码成为两军交战争夺的桥头堡。而联系到发现这批钱周边的“郑军埔”“郑氏宗祠”等与军事有关的地名，或许这批铜钱很可能就是当时郑氏集团驻军在当地铸造，用于搭放军饷的制钱。
三、郑成功集团与清方控制及对峙区域
郑氏集团在顺治二、三年间崛起，以郑成功为首领，联合退入舟山，由大臣张名振、张煌言统帅的鲁王余部，广泛发动沿海抗清人士，迅速扩大力量的东南反清集团。因他坚强的意志和鲜明的反清立场，受到郑芝龙原辖官兵、海上枭雄和复明人士的拥护，三四年间即拥兵四五万人，继又扩展为十万。
初期郑彩、郑联，郑鸿逵，郑成功各自占据地盘。永历三年（顺治六年）“时，海上藩镇分驻于各岛”“郑彩、郑联等守厦门”，“令定国公郑鸿逵守安平之白沙，使其将陈豹守南澳”。赐姓驻厦门，以亲丁三百人遣其故锦衣卫郑芝鹏护家眷。使张进守铜山所；太子太师郑香守海澄之石尾”“定国公遂率舟师至潮州，随地取饷”。
郑成功在取得郑联、郑彩的地盘厦门、接收了其兵力。郑鸿逵也将其统帅部队交予郑成功指挥，自己告老归乡。集中了郑氏集团的权力。顺治九年（永历六年）郑成功取海澄，同安浯州人周全斌投谒，成功向其问策，周全斌根据形势给出了上、中、下三策，郑成功听后很满意，并授予官职。其中针对目前形势，建议“固守各岛，上踞舟山以分北来之势、下守南澳以遏南边之侵，兴贩洋道以足粮饷，然后取漳、泉以为基业，由汀郡、福兴水陆并进，则八闽可得矣。
朱逿先先生对《从征实录》的点评：“自永历三年至十四年，约十二年间，沿海征取粮饷，记载最为详赡。......其地方可分为福建本省及广东（潮阳揭阳）、江浙（浙江沿海及长江）三区域”。
根据《台湾文献丛刊》256 《清奏疏选汇》中，福建漳州府海防同知臣蔡行馨在顺治十六年的《请除弊害以图治安七条疏》中写道，
“如海澄与漳浦地方，其铜山、陆鳌、元钟、南澳，犹三有一水之隔耳。至于游宫、方田之东南以及镇海卫、佛潭侨、旧镇、杜浔等处皆属陆路，我兵马所能及者；胡为弃置而不一顾？况镇海城民现在，独不宜分一总兵以镇其要害乎？至于云霄，乃漳浦、诏安两县之咽喉也。查云霄一镇，不过土着之数百步兵，安能抵蜂拥之「海贼」！万一有事，咽喉几绝。”
蔡行馨认为，海澄和漳浦这些靠海的地方，如“铜山”“陆鳌”“元钟”“南澳”“镇海卫”“佛潭侨”“旧镇”“杜浔”均被“弃置而不一顾”，对于“云霄，乃漳浦、诏安两县之咽喉也”这不过“数百步兵”。“铜山”“陆鳌”“元钟”“镇海”均是明代卫所，筑有卫城。而以上靠海的区域，清方基本放弃防守，作为清政府的“福建漳州府海防同知”，他呼吁清政府驻扎重兵，加强防守，压缩郑氏集团的活动空间。
《台湾郑氏始末》记载：“洪旭镇思明，族兄泰镇金门，芝豹、施天福镇安平，张进镇铜山，陈霸镇南澳，距南洋许龙、碣石苏利，而自屯金门后浦。”擅长陆战的满汉八旗步兵对付郑氏海上武装是十分困难，因为“海寇与陆寇不同，洋洋瀚海”，在这十几年控制的区域，自福建的厦门、海澄、漳浦（沿海）、诏安（沿海）、平和、长泰、云霄（沿海），到广东的潮阳、揭阳等地区，分兵驻守，征收粮饷。沿海岛屿有金门、澎湖、铜山、南澳更是长期控制的军事基地，稳固的后方。
因此，郑成功势力控制的区域及核心区域：长期控制区域福建沿海、广东潮揭沿海地区，征收粮饷，派兵驻守；核心区域，特点是稳定，一直控制在郑氏集体手上，作为控制沿海地区，攻守进退。海澄：屯粮、及物资基地；铜山：练兵，水军基地；南澳：陈霸二十年驻守，控制潮揭地区。以控制的岛屿为基地，向沿海陆地延伸，典型区域就是漳浦、云霄、海澄。
四、对于漳浦、云霄、诏安沿海及东山岛铜山周边出现明清货币的分析
（1）以“迁界”时点来推测永历背“定”“国”钱铸造时间和流通区域。
清初，“迁界令”给沿海居民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居民来不及告别祖先就背井离乡，迁界之后沿海区域“田庐丘墟，坟墓无主，寡妇孤儿望哭天末”。据顾诚《南明史》记载,福建“海滨迁民,初时带有银米及锚重,变卖尚可支持。日久囊空,既苦糊口无资,又苦栖身无处,流离困迫……谋生无策,丐食无门,卖身无所。展转待毙,惨不忍言”。
顺治十三年(1656年)六月十六日颁发《禁海救谕》，严申:海逆郑成功等窜伏海隅，至今尚未剿灭，必有奸人暗通线索，贪图厚利，贸易往来，资以粮物。“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严禁“有将一切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贸易”，“凡沿海地方，大小贼船可容湾泊登岸口子”“设法拦阻，或筑土坝，或树木栅，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口，一贼登岸”。
由于顺治十三年六月颁发的禁海救谕取得一定的效果，顺治十八年八月， “朝命户部尚书苏纳海至闽迁海，迁居民之内陆，离海三十里村社田宅悉皆焚弃”，而立界迁民的做法，是禁海政策的扩大和补充。
康熙二十二年 ，前往福建、广东主持展界的内阁大学士杜臻详细记载了闽粤各地内迁情况。以漳州府漳浦县为例，杜臻载道：
（康熙）元年画界，自梅洲寨，历油甘岭高塘洋、云霄镇、大梁山、高洋口、苦竹岭、秦溪、荔枝园、浯江桥、赵家堡、张坑至横口，为漳浦边。边界以外，斗入海四十里月屿，二十里旧洋，附海三十里虎头山，十五里埔头，十二里后葛，十里洋尾桥、杜浔，七里旧镇，皆移。
“朝命户部尚书苏纳海至闽迁海，迁居民之内陆，离海三十里村社田宅悉皆焚弃”
云霄、漳浦被划在界外的铜山、大梁山、杜浔、旧镇的这些区域一直都是郑成功长期控制，在顺治十八年的“迁界”中变成无人区，根据考古记录迁界之后该区域就无新的墓葬。因此可以推测该地区在顺治十八年“迁界”至康熙二十二年“复界”之前一直是没有新的墓葬，因此顺治十八年后铸造的顺治满汉钱和康熙钱将不会出现在以上的墓葬中。推测：该时期墓葬出现该时期的清钱均为顺治仿明式，即光背、单字纪局钱、一厘钱等钱式。
根据考古记录和网络上了解的信息在漳州漳浦沿海、古雷半岛及云霄靠近漳浦沿海的区域、东山岛铜山周边（铜陵）区域和诏安沿海的部分区域出现批量的永历背定、国和永历光背钱，其主要形式是墓葬出现。
以上区域永历背定、国和永历光背钱出现集中。从一些一线人员出了解，永历通宝背国钱一次多则20-30枚，少则5-6枚，且均为直边，流通痕迹小。而伴随出土的钱币大概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万历通宝和崇祯通宝（福建版大样）伴随少量的永历定、国钱；还有一种是永历定、国及光背钱和清早期铸造明式顺治钱一起出土（南版光背、上工、上户、右户、上昌、昌一厘、宁、浙、浙一厘、上福、福一厘、福版光背等）。永历钱在这些出现钱中，背定少见且版别单一。背国数量较多，且版别大致分两种，一种厚重，一种相对较薄。另还有一种光背版，较为稀少。
永历通宝背“定”“国”及光背（图片来自网络）
顺治明式钱（图片来自网络）
根据顺治通宝钱的分类，光背钱式、单字纪局式、一厘钱式铸于顺治十四年之前；满文钱、满汉文钱铸造于顺治十八之后。在考古记录中对于以上区域墓葬顺治明式钱伴随永历定、国钱出现的结构，可以推测这些永历背“定”“国”钱可能铸造于十八年之前。
明末铸局遍地，因运输困难，本地铸造的货币大都在本地区流通，这个结论在很多区域性的出现及窖藏都得到证实。在无明确史料记载铸局、铸钱的情况下，判断一种钱币铸地，大都是以是否有大量、清一色的出现为判断标准。比如：福建闽北的天启、崇祯背星折二大制钱；漳浦周边的万历；福州地区的隆武通宝折二、小平等等。所以推测永历定、国钱有可能为该地区铸造并流通，铸造时间为顺治十八年（永历十五年）之前。
（2）永历背“定”“国”的意义。
一些研究结论认为，永历背定、国是李定国第二次入粤作战，在高州期间铸造。“据说多出自桂粤交界处的钦州，湛江一带”。而在与各地古泉爱好者交流中了解，广东的潮州、揭阳地区出有零星出现永历通宝背“定”“国”钱，而李定国二次入粤作战并未为到达广东的潮州、揭阳地区。这些区域属于福建广东相连接的沿海地区，却是郑成功集团主要的粮饷筹集地区，郑鸿逵一度控制着揭阳地区，周边的南澳岛为其部署陈霸控制二十余年。郑成功集团在这些控制区域存在这相应的、长期的兵力驻扎。
根据《永历通宝钱考》对崇祯通宝钱之背文的分类，可以分为“纪年”、“纪重”、“纪局”、“纪事”四大类。永历政权是崇祯政权的延续，其各级官吏都是崇祯政权的旧员，所以永历政权传承了崇祯朝很多旧制，在铸币方面也是如此。因此永历通宝“御”“敕”“部”“道”“留”“辅”“督”为“纪事”；“粤”为“纪地”；“明”为“纪意”。若永历“定”“国”钱是李定国铸造，那定国二字是来自人名，纪人。李定国拥护永历帝后，封“西宁王”“晋王”，若“纪人”这背字用其封号更为合适。
《从征实录》的作者杨英是郑成功的户官、其下属，“自永历三年迄十六年，凡大小征战，几于无役不从，实为延平王部下经理粮饷之要人。”该书对郑成功的称谓：“藩”，“藩主”“国姓”；郑成功与李定国的书信来往，李定国称郑成功为“国姓大将军”，而对郑鸿逵的称谓“定国公”“定国”。
《海上见闻录》中称成功为“赐姓”。“李定国差人致书，其书曰：「西宁王致书国姓大将军麾下」；言当同心协力，约以舟师直取江南也”“差效用官林云璇奉勤王表诣行在，并持书知会西宁王”。
《海纪缉要》“及隆武立，召见。奇其状貌，封忠孝伯；抚其背曰：『惜无一女配卿，卿当尽忠吾家，无相忘也』！因赐姓朱、改名成功。自是，中外称国姓不名云。在当时，民间对郑成功均以“国姓爷”相称。
《康熙钱币图谱通考》的作者张伟先生对康熙背满汉文“西”钱的研究成果，通过康熙背“西”钱和利用通宝钱面文的对比，认为康熙背“西”钱是吴三桂“平西王”铸造，“西”来自于其封号“平西王”。若“定”“国”是来自铸造之人的封号，结合集中出现区域内最有实力的统治者，那永历通宝背“定”和“国”的来源极有可能是“定”--郑鸿逵“定南王”，“国”--郑成功，赐姓、国姓爷。
康熙利用手（图片来自网络）
康熙背西（图片来自网络）
利用通宝（图片来自网络）
（3）根据同坑货币重量、铸造工艺对比。
古代货币的标准是按重量来衡量的。《明史》食货志记载：“万历四年命户、工二部，准嘉靖钱式铸“万历通宝”金背及火漆钱，一文重一钱二分五厘，又铸镟边钱，一文重一钱三分，颁行天下，俸粮皆银钱兼给。” 货币的标准是按重量来衡量的，直径和厚度只是一直使用习惯的数据。同时期、同区域流通的货币，出于百姓的接受程度，货币的标准应该是接近的，我们提取以下货币进行对比。
崇祯通宝光背平均重量5.13g，崇祯通宝背星平均重量5.2g，崇祯通宝俯月平均重量5.35g；永历通宝背国（厚版）平均重量5.65g，永历通宝背国（薄版）平均重量4.6g：永历通宝背定（厚版）平均重量5.35g，永历通宝背定（薄版）平均重量4.5g：永历通宝光背，平均重量5g；顺治背上福，平均重量5.2g。
永历通宝背“定”、“国”及光背钱和崇祯大样在重量接近，在铸造工艺上两者也存在相同的铸造和打磨工艺。漳浦周边地区出现的崇祯通宝，即所谓福版崇祯大样与同坑永历通宝大都直边，这些都是当时的流通币，在没有大量参与流通的情况下入土陪葬。将两种钱币对比，会发现二者的文字风格、穿口型制、铸造工艺、打磨方式十分相似。
永历小平或者折二光背钱的铸造地的大体可以分为广西等西南地区，福建（日本代铸）和江西（折三），从铸造分格来看，广西等西南地区的永历钱风格明显，特别是搓痕打磨粗况，侧边斜痕，正面大都一个方向的，搓痕粗壮有力。
永历“定”“国”及光背钱搓痕细腻，打磨方向较为多向，侧边为直痕，这种打磨方式和福版崇祯大样是相同。
永历光背与福版崇祯
永历背国与永历光背
推测：通过福建版崇祯和永历通宝“定”“国”及光背这两种钱的对比，对于两种钱因铸造工艺的高度相似性及重量标准的接近，猜测这两个钱铸造存在前后继承的关系，或者可以说是同一个局在不同时期所铸造的两种货币。
五、郑氏集团有庞大的海外贸易商号，通过海外贸易，从日本进口铜铅等物资，解决了铸造货币的材料问题。
郑氏集团是以对日贸易起家，从明末到清初东南延海到日本的海上贸易一直都是郑氏集团控制。1646年清军入闽，郑芝龙投降，郑成功下海到南澳募兵三百人，集中于鼓浪屿训练。起兵初期，粮饷缺乏，当时刚好有三只洋船进港，它们是郑芝龙派往日本贸易的，价值近十万。陈永华向郑成功建议:“取洋货易之，可致兵士，成桓文之业，在此一举。郑成功接受了这个意见，“命取佐军”“从者日众'。
郑氏集团对日贸易，特别重视输入武器和军用物资，日本刀剑驰名东南亚，日本盛产银、铜、铅、硫磺等，这些都是郑氏军队所必需的。《台湾外纪》记载，郑氏往日本去的贸易船的任务是“以资兵用”。对日贸易解决了铸造货币的材料问题。
《东西洋考》记载“万历十七年，提督军门周详允陆饷货物抽税则例：黑铅，每百斤税银五分，番锡，每百斤税银一钱六分。钱铜，每百斤税银五分。番镜，每面税银一分七厘。番铜鼓，每面税银八分七厘。红铜，每百斤税银一钱五分五厘。烂铜，每百斤税银八分七厘。”，这些黑铅、番锡、钱铜、红铜都是铸造货币的材料。
六、基于本文的论证并无直接的证据指向福建漳州的漳浦、元霄出现的永历通宝背定、背国及光背钱为何人何时何地所铸，但我们可以根据现有史料进行合理的推测。
1、郑氏集团通过长期占据厦门、海澄、铜山、南澳等岛屿，进而控制漳浦、云霄、诏安沿海地区，通过在东山岛铜山建立水寨，控制漳浦沿海。由于在以上地区长期驻扎大量的兵力，需要大量制钱搭发军饷。在漳浦沿海旧镇等地区、铜山、云霄诏安沿海地区出现的永历通宝背“定”“国”及光背钱可能为郑成功和其叔父郑鸿逵铸造。
2、福建漳州周边虽不产铜铅等矿产，且在明末清初动荡年代外地贩运也不现实的背景下，郑氏集团通过海外贸易，可以很容易的取得铸造货币的铜材等物资，同时。漳浦是福建万历的铸造地，福建万历、崇祯大样及背月是该区域出现的主要明钱。明中期以来，福建因倭患常年用兵，福建地方政府以漳州月港对外贸易税收作为军饷，支持常年抗倭。我们推测，在漳浦至万历到明末，可能存在为了地方驻军铸造用于搭放军饷的钱局，而这些资源和技术很可能沿用到明末。
参考书目：
1、福建通志
2、庄为玑，《郑成功四种原始史料的比较研究》
3、江日昇，《台湾外纪》
4、连横撰《台湾通史》
5、《台湾诗钞》
6、《华夷变态》
7、杨英，《从征实录》
8、戚继光，《练兵实纪》
9、《明清史料》
10、清代《福建省例》錢法例
11、《碑传选集》
12、《浙江通志》卷八十七钱法.搭放
13、《小腆纪年》
14、《台湾文献丛刊》256 《清奏疏选汇》
15、《台湾郑氏始末》
16、顾诚《南明史》
17、顺治十三年(1656年)六月十六日颁发《禁海救谕》
18、杜臻，《粤闽巡视纪略》
19、《永历通宝钱考》
20、《海上见闻录》
21、张伟，《通过“布谱”看顺治、康熙背“西”钱的来历》
22、《明史》食货志
23、《台湾外纪》
24、《东西洋考》记载“万历十七年，提督军门周详允陆饷货物抽税则例
撰文|刘丰
编辑|叶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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