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彦《厦门印象记》：“听没有”的厦门话

鲁彦夫妇于鼓浪屿寓所（1930年）

清乾隆末年，江苏名士赵翼到厦门公干。期间，赵氏在福泉漳之间频频跑动，与闽省各类方言作密切接触。大概深受闽省的方言土音折磨，赵名士愤然题写《闽言》一首：

满耳啾啁不辨何，

近来渐解说楼罗。

始知公冶非神技，

只为听他鸟语多。[1]

孔子门人公冶长身怀神技，能听懂百鸟之言，即便是鸟儿间讨论“三纲五常”。后来的人就啾啁难懂的语言，一律叫做“鸟语”，不管是远达番邦，还是近至南疆。而语言学家讲高雅，又创造出“鴃舌”一词来。“鴃”，俗名伯劳鸟。第一个用“南蛮鴃舌”嘲笑楚国人的，是“亚圣”孟子。后人推而广之，中原以外的南方语系都叫成“南蛮鴃舌”。

其实，来南方的北人耳朵受累，而去北方的南人却心灵受伤。

同安的吕大奎，是朱熹的三传弟子，满肚子的经书学问。南宋淳祐七年（1247年）吕大奎考中进士，在仕途上一路行走，最后爬上吏部侍郎的位子，并兼任“崇政殿说书”，在皇帝身边讲说书史、解释经义，并且充当顾问。但就因为满口的“地瓜腔”，被赶出京城。史书原话是，“以操南音，出知兴化军”。“兴化军”，就是现在的莆田。[2]

梁实秋也说过一个极端案例，“在清华有一位同班同学,是中等科唯一的厦门人,他只会说厦门话,在高等科还有一位厦门人,偶然过来陪他聊聊天。他在学校里就像是单独拘禁,不堪寂寞,不久他就疯了”。[3]

外出的如此，生活在方言区内的也免不了受伤。道光十一年（1831年），有人报告道光皇帝说，汀州、龙岩、漳州、泉州一带书吏为害最为严重。其中之一就是官员与百姓言语不通，处事办案，只能任由书吏“信口传述，黑白不分，是非倒置”，官长被欺蒙，却不能发觉。官民的语言隔阂，给了无良的“语言中间商”赚取差价提供了商机。[4]

现代作家鲁彦，1930年前后到集美中学和厦门《民钟日报》任教、任职。1934年，鲁彦在《中学生》杂志1934 年第42期上，发表散文《地方印象记：厦门》（后来收入文集称《厦门印象记》）。鲁彦的厦门印象形形色色，有码头“三大姓”的争斗，有鼓浪屿富人区和籍民；有中学生的生活，有械斗，有贩卖人口，有黑死病等等。“罗马字拼音”是其中的一节。

鲁彦全家于集美（1931年）

和前辈文人赵翼一样，鲁彦遭受厦门话的折磨，他的感受是“厦门话真不易懂”。然而，又与赵翼不同，他看到新时代带给不识字民众的微茫曙光，即“用罗马字拼本地音”。

用罗马字母拼写厦门白话，源起于洋人传教士传教的需要，所以也叫“教会罗马字”。其他还有“闽南白话字”“白话字”“话音字”等称呼。白话字的字母23个，“凭着这23字母，就可以写闽南地方方言的一切。不管它是从古代汉语留下来的，从古代非汉语里借来的，或是从外国语言借来的，凡是口里可以说得出，笔下也就一点也没有困难的完全可以写得出”。[5]掌握了这些字母，昔日的目不识丁的汉字和足不出户的民妇，也能看书读经，或给南洋写信。

1908年,“闽南圣教书局”在鼓浪屿大埭路开张，售卖上海来的《圣经》和本地印制白话字《圣诗》。1932年书局迁址福建路，业务扩展至出售本地印刷的《圣经教义》《基督教故事书》《基督教三字经》等等,甚至还有学校的课本。其中，闽南白话字书籍有100多种。营业范围，已不拘厦鼓,还外销闽南各地及南洋。

闽南圣教书局编刊的《养心神诗》

教会白话字能有此成效，洋人传教士功不可没。其中就包括了编写方言辞书的基础工作者。清末民初，洋人编写的方言辞书在厦台两地出版的，主要有：

1873年，英国杜嘉德的《厦英大辞典》；

1883年，英国麦嘉湖的《厦门方言英汉辞典》；

1891年，加拿大乔治·莱斯里·马偕(中文名偕叡理)的《中西字典》；

1894年，美国打马字的《厦门音的字典》；

1913年，英国甘为霖的《厦门音新字典》；

1923年，英国巴克礼的《厦门话字典补编》。

《厦门音的字典》（左）和《厦门音新字典》（右）封面

不单是洋人，新派的华人来赶研发新文字的潮流。其中典范的有：

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同安人卢戆章制作罗马字式的字母“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龙溪人蔡锡勇制订速记式的中国拼音方案；

1922年，惠安人周辨明创议“国语罗马字母拼音制”；

1923年，龙溪人林语堂草拟《国语罗马字方案》；

1931年，北京人罗常培拟订厦门方言罗马字系统……

与洋教士不同的是，华人兄弟的目光更投射于民智的开发，视野也延展至国语体系。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厦门林辂存向朝廷推介卢戆章的“切音新法”。在上疏的折子中，他举例说，在厦门“近时用卢戆章切音新法，只须半载，便能持笔书写其所欲言”。因此，卢氏之学如能颁行推广，那么无论蒙古、西藏、青海、伊犁，还是南洋数十岛国，只要是华民居住地不用几十年，就会“书可同文，言可同音”，而且“妇孺皆能知书”。从此文明之风大启，“四百余兆人民，无不知学，则我国富强，未始不从此致也”。[6]

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插图

林辂存、卢戆章的理想，跟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告终。然而闽南白话字却没有消失，在民国时期的推广更是风生水起：

厦门是教会罗马字推行得最有成绩的地方。据1922年教会的报告，1921年闽南教区所出版的146967部出版物中，有5万部是用方言罗马字印的。1926年，厦门话的教会罗马字圣经已销去4万多部（台湾所销售的尚未计算进去）；因此，我们知道当时厦门的拼音文字是曾经在社会上起过相当大的作用。W·B·Cole说：“罗马字拼音有极强的表现力，在福建方言中，罗马字被用来替这一代服务。同时也替接着而来的几代服务。它将有效地达到这个目的，作者一点怀疑也没有。”（《罗马字拼音在福建》）[7]

1935年冬开始，伴随着一场文化争论的开始，厦门的厦话拉丁化运动热闹开场。次年6月，“第一次闽南新文字代表大会”在厦门举行，闽南方言区各地县派代表参加，会议宣布“闽南新文字协会”成立。7月，《厦门话拉丁化方案》向社会公布。然而时运不济，1938年5月厦门的沦陷，厦门话新文字运动被迫停歇。

厦语新文字运动重振旗鼓，是在1950年。是年1月，“厦门新文字研究会”成立；3月，修订后的《厦门话新文字方案》在《江声报》上发表。1951年10月13日，在《江声报》纪念鲁迅逝世50周年的专栏上，新文字研究会会长黄典诚发表题为《将文字交给一切人》的纪念文章，黄典诚先生在文中说道：

（新文字）它只用国际通用的26字母，就可以拼写一切的中国普通话，如：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Klai!Gi-Xangiaopo de nuli!

又可以应用打字，收发电报也不必翻译为号码，排字也可以免了终日穿梭走动的麻烦，编制索到可以按照国际字母习惯的次序，可以真真实实地写话，人民大众学习它，只要一两个月就会了，也太方便了。难怪鲁迅先生要一再写文章来鼓吹它，要无比诚恳地号召我们：“将文字交给一切人。”[8]

“将文字交给一切人”，也就是厦门新文字运动的初衷吧。

《厦门话新文字方案（1950）》之“读物举例”

鲁彦：《厦门印象记·罗马字拼音》 

厦门话真不易懂，跑到那里好象到了外国一样。就连用字，也有许多是我们一时不容易了解的。学校的布告常常写着拜六拜五，省去了一个“礼”字。街名常常连着一个“仔”字。从某处到某处的路由牌，写着“直透”某处。

有一次，我看见街上有一个工厂，外面写着很大的招牌，叫做某某雪文厂。我不懂得“雪文”是什么，跑到门口去一看，原来里面造的是肥皂，才记起了英文sosp，世界语的sapo，法文的savon，而厦门人叫肥皂是叫做sapon的。

我的老朋友告诉我，厦门话古音很多。如声方面，轻唇归重唇的，例如房读若旁；舌上归舌头的，澈读若铁，娘日归泥，娘读若良，人读兰。韵方面：有闭口韵，如三读sam，今读kim，入声带阻，如一读it，十读tsap，沃读ok。

然而，我的那位老朋友虽然平日在文字学和音韵学方面有特殊的修养，在厦门已经住上三四年了，他还是不大会说厦门话。

同时，厦门人学普通话，也仿佛和我们学厦门话一样的困难。虽然小学校里就教国语，到了高中甚至大学的学生还不大会说普通话。他们写起文章来常常会把“渐”写作“暂”，把“暂”写作“渐”，而“有”字尤其容易弄错。

但是有一天我却看到了一种特别的异象。我看见许多男女老幼从一家教堂出来，各人都挟了一二本书。这自然是《圣经》之类的书了。

“他们都受过很好的教育，都认得字吗?。我实在不相信，他们中间明明是有许多太年青的人或工人似的模样的。

一次，我在一家商店里买东西，瞥见了柜台上一张明信片。那上面全是横行的罗马字，看过去不是英文、法文、德文、俄文。

“怎么，你懂得罗马字拼音吗?。

“是的。我们这里不会写中国字的，就学这个。”

“谁教你们的呢?”。

“在教会里学的。”

“不是北平几个弄注音字母的那几个人发明的吗?”

“我们不知道。我们这里已经行了很久了。教会里的书全是用罗马字拼本地音的。”

我明白了。我记起了鼓浪屿有一家专门卖《圣经》的书店，便到那里去翻看，果然发现了全用罗马字拼厦门音的《新旧约》以及各种书籍，而且还有字典。据说是教会里的外国人所发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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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赵翼：《瓯北集》卷31；楼罗：也作“偻罗”，象声词；形容言语不清，难懂。

[2]康熙《同安县志》卷8 人物志三。

[3]梁实秋：《同乡》，《雅舍小品》,北方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204页。

[4]《清实录·道光朝实录》卷191，道光十一年六月。

[5]黄典诚：《从闽南的“白话字”看出拼音文字的优点》，《中国语文》1953年第13期。

[6]林辂存：《上都察院书》，《清末文字改革文集》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第17页。

[7]洪笃仁：《介绍厦门新文字》，《江声报》1949年12月13日。

[8]黄典诚：《将文字交给一切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50周年》，《江声报》1951年10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