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子”：“地域黑”到底有多黑
（宋）赵佶《文会图》（局部）
“福建子”是句骂人的话，首创权归北宋名相王安石。
当年王安石闹变法，重用福建南安人吕惠卿。到后来，王吕失和，吕惠卿取代王安石而上位。王安石败退金陵，时常书写“福建子”三字来泄愤。这则故事，载于元代修撰的《宋史·吕惠卿传》中，原文是这样的；
始,惠卿逢合安石,骤致执政,安石去位,遂极力排之,至发其私书于上。安石退处金陵,往往写“福建子”三字,盖深悔为惠卿所误也。[1]
清代有人以为，“福建子”故事为“邵氏造谤者”所为。[2]所谓邵氏，即北宋的邵伯温。邵氏亲身经历王安石变法，对王安石很不友善。邵伯温的说法是：
王荆公晚年于钟山书院多写“福建子”三字，盖悔恨于吕惠卿者，恨为惠卿所陷，悔为惠卿所误也。[3]
与邵伯温同时代的吴幵，在他的《漫堂随笔》中，也记载有类似的轶事。
黄符信叔云：介甫自金陵召再相，至京畿，亲客迓之。介甫于桌子书“福建子”，字重叠。盖介甫之出，吕惠卿颇叛之，迓客言之故云。
沈锡子昭言：元丰中，以舅王安礼和甫任为假承务郎，尝致书叶涛，题云建安沈锡。涛得书在半山，王介甫见之云：“沈氏，吴人，安得云建安？”他日，子昭过半山，介甫问之，子昭云：“锡居真，真昔为建安军。”介甫笑，占诗曰：“官名虽是假，乡里本来真。幸非福建子，莫作建安人。”因叹曰：“吾平生为福建人所苦，二壻又皆闽人。”[4]
沈锡，字子昭，曾在书信上题名“建安沈锡”。王安石见了误以为是福建的建安郡（即今之建瓯）。沈锡解释说，自己家居真州（今江苏仪征），而真州旧时又叫“建安军”。王相这才释然，也再度引发他对“福建子”的牢骚。
“福建子”，于是成了吕惠卿的代名词。
吕惠卿造像（来源网络）
王安石的政敌苏轼，也很不看好吕惠卿。元佑初年，吕惠卿因苏辙的弹劾而被贬出京。临行上谢表，文末中有句：“龙鳞凤翼，固绝望于攀援；虫臂鼠肝，一冥心于造化。”苏东坡见文笑道：这福建子，人品虽难以忍受，但到底还是会写文章的。[5]
王安石的另一个政敌司马光，也更恨吕某。一次二人在皇帝面前说变法的事，说着说着发生肢体冲突。皇上大惑不解，说：“相互间只讨论对错，怎么要搞到这地步？”外间有人就评论说：“一个陕西人，一个福建子，怎么能凑到一块呢？”[6]
对吕惠卿个人的差评，让福建人普遍跟着不看好。
吕惠卿欲将孙女许配以新进进士李熙嘏，派人送去丰厚的聘礼。李熙嘏不愿，跑到开封府递交诉状，要求退婚。府尹蔡京，惊而问其故。李进士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平生不喜欢和“福建子”交往。蔡京也是“福建子”，闻后大怒，将李熙嘏赶出衙门。一语伤二人，退婚自然是没有戏了。[7]
蔡京像（来源网络）
到后来，“福建子”已不是吕惠卿的专享。连皇帝不高兴时，也要拿“福建子”三字来发泄。
兴化人龚茂良，是宋孝宗的首席参知政事。宋孝宗一心想北伐，找龚商议。龚茂良上书以为不能轻言恢复，恢复需要有天意、人事、财赋、将帅,还需要谋略和时机。宋孝宗大不高兴，说：你五年不说恢复的事,今天一说就说这些泄气话。退朝后,宋孝宗怒气未消，大骂：“福建子不可信如此!”[8]
与福建人有交集的密切接触者，有些也被冠上“福建子”的名头。
王安石，江西临川人。因任用了吕惠卿，司马光就说他“心术似福州”。[9]
赵挺之，山东诸城人。因是章惇荐举，又与蔡卞关系密切，被人称为“观望险诈”，而号为“移乡福建子”。[10]
北宋名相韩琦，籍贯安阳人。因他出生于泉州父亲的官署中，又心思“深不可测”，被人说成“有闽士之风”。[11]
其实宋人的“地域黑”，黑的不单单是福建人，整个南方都被黑过。
据说宋太祖有“不用南人为相”的遗训，并亲写“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在政事堂上。[12]
北宋名臣寇准，更是一个死命“黑”南人的人。他称“南方”为“下国”，就是小地方的意思。又称南人“轻巧”，即轻佻、善欺诈、爱作假。江西新余人萧贯中状元，寇老西就上奏说“南方下国,不宜冠多士”，即南方小地方的人不合适让他作众贤士之首。宋真宗听信了他的话，就改用胶州人蔡齐为状元。闻讯后，寇准高兴地告诉同僚:“我又为中原夺得一个状元了。”[13]
然而，“南人”之间却也不肯相惜相护。
骂吕惠卿“福建子”的王安石，是江西人；骂赵挺之的“移乡福建子”的任伯雨，是四川人。与任伯雨同乡的苏东坡，也耻与福建人同伍。有一次在座席上听人说“闽蜀同风，腹中有虫”，东坡先生也忘了名士风度，怫然作色。[14]
拿地名耻笑人，是一种“低级黑”。不论官场、民间，都很吃这一套。宋代《清异录》中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荆楚贾者，与闽商争宿邸，荆贾曰：“尔一等人，横面蛙言，通身剑戟，天生玉网，腹内包虫。”闽商应之曰：“汝辈腹兵亦自不浅。”盖谓“荆”字从刀也。
双方各拿“闽”和“荆”字说事。不过还是闽人被贬得厉害，说话听不懂就如“蛙言”，脾气暴躁如同“通身剑戟”，而且肚子里面还要包着一条虫子。[15]
《说文》对“闽”的解释，“东南越蛇穜（种），从虫门声。”
在宋代，闽人被“污名化”达到了极致。在《宋史》的“奸臣传”中，福建籍的占了奸臣总数的三分之一。被列入奸臣榜的有：
蔡确，晋江人；吴处厚，邵武人；吕惠卿，晋江人；章惇，浦城人；蔡京，仙游人；黄潜善，邵武人。附于蔡京传之下的奸臣，还有蔡京之弟蔡卞，蔡京之子蔡攸、蔡翛。
章惇像（来源网络）
金华人王淮，就看不惯这种对福建人的地域歧视。宋孝宗时成都缺帅，宰相王淮推荐永春人留正出任。宋孝宗问：留正不是福建人吗？王淮说：用人一定要公正，为什么讲到福建人，就一定要说章惇和吕惠卿，就不曾看到曾公亮、苏颂、蔡襄？说到江浙，就一定说有多少多少的名臣，就不说还有奸臣丁谓和王钦若呢？[16]
宋代官场上的福建人不被看好的原因，或许与独特的性格有关。
偏袒王安石的朱彧说过，“中州人每为闽人所窘”，所以用“福建子”一词，表达自己“畏而憎”之情。[17]
浦城人杨亿对福建同乡，也有“闽士轻狭”的评语。[18]
司马光更加偏激。宋神宗向他征求建阳人陈升之和晋江人曾公亮任宰相的意见。司马光说，“闽人狡险”，如果让陈、曾二人入阁，就一定重用同乡人，到时朝堂内就充斥闽人，天下风俗就不再醇厚了。[19]
把官场变成福建人的“同乡会”，也不是不可能的。宋代的福建是“高考”大省。“根据《八闽通志》的记载,宋代福建进士约6650名,而根据《福建通志》的记载则多达7043名。若按美国学者贾志扬《宋代学子的艰难门槛:科举的社会历史》的统计,两宋共有进士28933名。”不管确切的数字如何，“宋代福建的进士数量不仅排名全国第一,而且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20]。连谚语都说：“龙门一半在闽川”[21]。这些福建籍的进士严重地挤占了原本属于北人的政治空间，足够让人惴惴不安和愤愤不平的。
宋代之后，“福建子”之名气似乎不那么大了，间或也有提及，却都不是好话。清光绪十年，江西学政、闽县人陈宝琛奏请将顾炎武、黄宗羲二人配祀孔庙。瞬时在朝堂内引发议论风暴，礼部、翰林院反弹最烈。有说只知道顾炎武还有《日知录》一书,却不知道黄某是何许人也；也有说顾、黄二人康熙时不肯为新朝服务，品行不行，岂能从祀？追究下去，从祀的倡议是“出于福建子之请”,众人以为这够耻辱了。[22]
民国26年8月26日，民国政府在南京以叛国罪公开处决汉奸18名。为首者，黄浚（也作黄睿）。黄氏为行政院秘书，著名文化人。据说因受日谍南造云子色诱，而堕落卖国。黄浚，福州人氏。贵州高昌隆便以《福建子》为题，作诗斥之。开首说道：“快报一夜八千里，报道群奸肆诸市。蠢尔绝天十八人，就中叵测福建子。文人无行有逾闲，上视千年那见此。”[23]卖国蠹贼，着实可诛。但让无辜乡亲为此“背锅”，却万万不妥。
1937年8月27日《新闻报》消息
[1]《吕惠卿传》，《宋史》卷471,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443页。
[2]（清）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6页。
[3]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12，中华书局1983年版，128页。
[4]吴幵：《漫堂随笔》，《全宋笔记》第九编一。
[5]（宋）王铚《四六话》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1478册，第951页。
[6]佚名：《道山清话》，《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1037册，第664页。
[7]（宋）朱彧《萍洲可谈》卷3，《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1038册，第308页。
[8]《宋史》列传第144。
[9]《道山清话》，《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1037册，第664页。
[10]《宋人轶事汇编 4》,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845页。
[11]《懒真子》卷5，《笔记小说大观》第6册，83页。
[12]《道山清话》，第658页
[13]（宋）欧阳修：《归田录（外五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87页。
[14]《邵氏闻见后录》卷20，《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2册，第1963页。
[15]（宋）陶穀《清异录》腹兵。
[16]《宋史》列传155。
[17] [宋]朱彧《萍洲可谈》卷3。
[18]《宋史》列传第70。
[19]《续资治通鉴》卷67。
[20]《福建科举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5页。
[21]《全唐诗》卷876。
[22]徐一士：《记王夫子、黄宗羲、顾炎武从祀孔庙》，《凌霄一士随笔》，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498页。
[23]高昌隆：《福建子》，《耻躬堂残稿》贵州文史馆,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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