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子”:“地域黑”到底有多黑
(宋)赵佶《文会图》(局部)
“福建子”是句骂人的话,首创权归北宋名相王安石。
当年王安石闹变法,重用福建南安人吕惠卿。到后来,王吕失和,吕惠卿取代王安石而上位。王安石败退金陵,时常书写“福建子”三字来泄愤。这则故事,载于元代修撰的《宋史·吕惠卿传》中,原文是这样的;
始,惠卿逢合安石,骤致执政,安石去位,遂极力排之,至发其私书于上。安石退处金陵,往往写“福建子”三字,盖深悔为惠卿所误也。[1]
清代有人以为,“福建子”故事为“邵氏造谤者”所为。[2]所谓邵氏,即北宋的邵伯温。邵氏亲身经历王安石变法,对王安石很不友善。邵伯温的说法是:
王荆公晚年于钟山书院多写“福建子”三字,盖悔恨于吕惠卿者,恨为惠卿所陷,悔为惠卿所误也。[3]
与邵伯温同时代的吴幵,在他的《漫堂随笔》中,也记载有类似的轶事。
黄符信叔云:介甫自金陵召再相,至京畿,亲客迓之。介甫于桌子书“福建子”,字重叠。盖介甫之出,吕惠卿颇叛之,迓客言之故云。
沈锡子昭言:元丰中,以舅王安礼和甫任为假承务郎,尝致书叶涛,题云建安沈锡。涛得书在半山,王介甫见之云:“沈氏,吴人,安得云建安?”他日,子昭过半山,介甫问之,子昭云:“锡居真,真昔为建安军。”介甫笑,占诗曰:“官名虽是假,乡里本来真。幸非福建子,莫作建安人。”因叹曰:“吾平生为福建人所苦,二壻又皆闽人。”[4]
沈锡,字子昭,曾在书信上题名“建安沈锡”。王安石见了误以为是福建的建安郡(即今之建瓯)。沈锡解释说,自己家居真州(今江苏仪征),而真州旧时又叫“建安军”。王相这才释然,也再度引发他对“福建子”的牢骚。
“福建子”,于是成了吕惠卿的代名词。
吕惠卿造像(来源网络)
王安石的政敌苏轼,也很不看好吕惠卿。元佑初年,吕惠卿因苏辙的弹劾而被贬出京。临行上谢表,文末中有句:“龙鳞凤翼,固绝望于攀援;虫臂鼠肝,一冥心于造化。”苏东坡见文笑道:这福建子,人品虽难以忍受,但到底还是会写文章的。[5]
王安石的另一个政敌司马光,也更恨吕某。一次二人在皇帝面前说变法的事,说着说着发生肢体冲突。皇上大惑不解,说:“相互间只讨论对错,怎么要搞到这地步?”外间有人就评论说:“一个陕西人,一个福建子,怎么能凑到一块呢?”[6]
对吕惠卿个人的差评,让福建人普遍跟着不看好。
吕惠卿欲将孙女许配以新进进士李熙嘏,派人送去丰厚的聘礼。李熙嘏不愿,跑到开封府递交诉状,要求退婚。府尹蔡京,惊而问其故。李进士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平生不喜欢和“福建子”交往。蔡京也是“福建子”,闻后大怒,将李熙嘏赶出衙门。一语伤二人,退婚自然是没有戏了。[7]
蔡京像(来源网络)
到后来,“福建子”已不是吕惠卿的专享。连皇帝不高兴时,也要拿“福建子”三字来发泄。
兴化人龚茂良,是宋孝宗的首席参知政事。宋孝宗一心想北伐,找龚商议。龚茂良上书以为不能轻言恢复,恢复需要有天意、人事、财赋、将帅,还需要谋略和时机。宋孝宗大不高兴,说:你五年不说恢复的事,今天一说就说这些泄气话。退朝后,宋孝宗怒气未消,大骂:“福建子不可信如此!”[8]
与福建人有交集的密切接触者,有些也被冠上“福建子”的名头。
王安石,江西临川人。因任用了吕惠卿,司马光就说他“心术似福州”。[9]
赵挺之,山东诸城人。因是章惇荐举,又与蔡卞关系密切,被人称为“观望险诈”,而号为“移乡福建子”。[10]
北宋名相韩琦,籍贯安阳人。因他出生于泉州父亲的官署中,又心思“深不可测”,被人说成“有闽士之风”。[11]
其实宋人的“地域黑”,黑的不单单是福建人,整个南方都被黑过。
据说宋太祖有“不用南人为相”的遗训,并亲写“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在政事堂上。[12]
北宋名臣寇准,更是一个死命“黑”南人的人。他称“南方”为“下国”,就是小地方的意思。又称南人“轻巧”,即轻佻、善欺诈、爱作假。江西新余人萧贯中状元,寇老西就上奏说“南方下国,不宜冠多士”,即南方小地方的人不合适让他作众贤士之首。宋真宗听信了他的话,就改用胶州人蔡齐为状元。闻讯后,寇准高兴地告诉同僚:“我又为中原夺得一个状元了。”[13]
然而,“南人”之间却也不肯相惜相护。
骂吕惠卿“福建子”的王安石,是江西人;骂赵挺之的“移乡福建子”的任伯雨,是四川人。与任伯雨同乡的苏东坡,也耻与福建人同伍。有一次在座席上听人说“闽蜀同风,腹中有虫”,东坡先生也忘了名士风度,怫然作色。[14]
拿地名耻笑人,是一种“低级黑”。不论官场、民间,都很吃这一套。宋代《清异录》中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荆楚贾者,与闽商争宿邸,荆贾曰:“尔一等人,横面蛙言,通身剑戟,天生玉网,腹内包虫。”闽商应之曰:“汝辈腹兵亦自不浅。”盖谓“荆”字从刀也。
双方各拿“闽”和“荆”字说事。不过还是闽人被贬得厉害,说话听不懂就如“蛙言”,脾气暴躁如同“通身剑戟”,而且肚子里面还要包着一条虫子。[15]
《说文》对“闽”的解释,“东南越蛇穜(种),从虫门声。”
在宋代,闽人被“污名化”达到了极致。在《宋史》的“奸臣传”中,福建籍的占了奸臣总数的三分之一。被列入奸臣榜的有:
蔡确,晋江人;吴处厚,邵武人;吕惠卿,晋江人;章惇,浦城人;蔡京,仙游人;黄潜善,邵武人。附于蔡京传之下的奸臣,还有蔡京之弟蔡卞,蔡京之子蔡攸、蔡翛。
章惇像(来源网络)
金华人王淮,就看不惯这种对福建人的地域歧视。宋孝宗时成都缺帅,宰相王淮推荐永春人留正出任。宋孝宗问:留正不是福建人吗?王淮说:用人一定要公正,为什么讲到福建人,就一定要说章惇和吕惠卿,就不曾看到曾公亮、苏颂、蔡襄?说到江浙,就一定说有多少多少的名臣,就不说还有奸臣丁谓和王钦若呢?[16]
宋代官场上的福建人不被看好的原因,或许与独特的性格有关。
偏袒王安石的朱彧说过,“中州人每为闽人所窘”,所以用“福建子”一词,表达自己“畏而憎”之情。[17]
浦城人杨亿对福建同乡,也有“闽士轻狭”的评语。[18]
司马光更加偏激。宋神宗向他征求建阳人陈升之和晋江人曾公亮任宰相的意见。司马光说,“闽人狡险”,如果让陈、曾二人入阁,就一定重用同乡人,到时朝堂内就充斥闽人,天下风俗就不再醇厚了。[19]
把官场变成福建人的“同乡会”,也不是不可能的。宋代的福建是“高考”大省。“根据《八闽通志》的记载,宋代福建进士约6650名,而根据《福建通志》的记载则多达7043名。若按美国学者贾志扬《宋代学子的艰难门槛:科举的社会历史》的统计,两宋共有进士28933名。”不管确切的数字如何,“宋代福建的进士数量不仅排名全国第一,而且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20]。连谚语都说:“龙门一半在闽川”[21]。这些福建籍的进士严重地挤占了原本属于北人的政治空间,足够让人惴惴不安和愤愤不平的。
宋代之后,“福建子”之名气似乎不那么大了,间或也有提及,却都不是好话。清光绪十年,江西学政、闽县人陈宝琛奏请将顾炎武、黄宗羲二人配祀孔庙。瞬时在朝堂内引发议论风暴,礼部、翰林院反弹最烈。有说只知道顾炎武还有《日知录》一书,却不知道黄某是何许人也;也有说顾、黄二人康熙时不肯为新朝服务,品行不行,岂能从祀?追究下去,从祀的倡议是“出于福建子之请”,众人以为这够耻辱了。[22]
民国26年8月26日,民国政府在南京以叛国罪公开处决汉奸18名。为首者,黄浚(也作黄睿)。黄氏为行政院秘书,著名文化人。据说因受日谍南造云子色诱,而堕落卖国。黄浚,福州人氏。贵州高昌隆便以《福建子》为题,作诗斥之。开首说道:“快报一夜八千里,报道群奸肆诸市。蠢尔绝天十八人,就中叵测福建子。文人无行有逾闲,上视千年那见此。”[23]卖国蠹贼,着实可诛。但让无辜乡亲为此“背锅”,却万万不妥。
1937年8月27日《新闻报》消息
[1]《吕惠卿传》,《宋史》卷471,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443页。
[2](清)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6页。
[3]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12,中华书局1983年版,128页。
[4]吴幵:《漫堂随笔》,《全宋笔记》第九编一。
[5](宋)王铚《四六话》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1478册,第951页。
[6]佚名:《道山清话》,《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1037册,第664页。
[7](宋)朱彧《萍洲可谈》卷3,《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1038册,第308页。
[8]《宋史》列传第144。
[9]《道山清话》,《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1037册,第664页。
[10]《宋人轶事汇编 4》,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845页。
[11]《懒真子》卷5,《笔记小说大观》第6册,83页。
[12]《道山清话》,第658页
[13](宋)欧阳修:《归田录(外五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87页。
[14]《邵氏闻见后录》卷20,《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2册,第1963页。
[15](宋)陶穀《清异录》腹兵。
[16]《宋史》列传155。
[17] [宋]朱彧《萍洲可谈》卷3。
[18]《宋史》列传第70。
[19]《续资治通鉴》卷67。
[20]《福建科举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5页。
[21]《全唐诗》卷876。
[22]徐一士:《记王夫子、黄宗羲、顾炎武从祀孔庙》,《凌霄一士随笔》,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498页。
[23]高昌隆:《福建子》,《耻躬堂残稿》贵州文史馆,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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