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石山李暲题刻
图 1：“万笏朝天”题刻
清代道光年间，玉屏书院临时教习杨庆琛应兴泉永道周凯之邀游万石岩，作诗道：诗人自注道：“桃源，石洞名小桃源”；“牙笏，岩有万笏朝天石”。万石山间，山童树稀，怪石崚嶒；然奇景叠生，有小桃源洞、万笏朝天石、象鼻峰者，各具特色，独成一派，成为历来推介万石岩之要，厦志有言：万石岩，去城东二里许。磊石插天，岩扉镌“问渔”二字。旁有石洞，深可半里，纡回曲折，泉流其中。廓处可坐数十人，名“小桃源”。李暲镌“水鸣韶”三字于石上，异其声也。国朝康熙间，施琅建寺。沿涧上行，至一石门，镌“锁云”二字，即郑成功刺郑联处也。再进，有“象鼻峰”“万笏朝天”诸石刻，上有“一览亭”可观海。[2]题刻“万笏朝天”“象鼻峰”者，与题刻“水鸣韶”者同，皆为李暲手泽。自是诸景入诗入文，厦岛山水又添几分韵味：李暲，字东来，一字日章，别号鉴溪，山西静乐县人。6岁时就跟着父亲李子檀辗转各地，读书于官舍。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乡试中举，后授职汀州府同知，再转漳浦理盐政。李暲仕途坎坷，屡遭革职而又返职。历任厦防同知、太平府郡守、芜湖榷官、池州知府、淮安知府、扬州水利同知、南仪所监制同知、扬州府知府、两淮监运吏等职，诰赠“中宪大夫”。李暲好诗文，有诗文集《燕诒草》，却已散佚。幸好有嫡孙李銮宣能秉承家风。李銮宣因教授过皇家子孙而获称“龙大人”，也长于诗。其曾舟经广陵、淮安，为诗以述祖德：李暲在厦任职正是雍正年间，[8]此时海疆无事。极具“烟霞癖”的李暲，正乐得寄迹山水。如今的万石山间的“万笏朝天”“象鼻峰”、小桃源的“水鸣韶”、虎溪岩的“入我门来”、碧山岩的“海不扬波”，也都出自李暲笔下。其间又捐资重修虎溪岩，重修紫阳书院，兴办衡文书院等。李暲官厦为期虽短，但所为惠政却遗泽甚远，最可称道者有“育婴堂”之兴建。地志载曰：育婴堂原在紫阳祠侧，厦防同知李暲以学舍数间改造，名“注生祠”，为育婴之所。雇乳妇数人，月给衣食。[9]这应是厦门最早的育婴堂文字记录了[10]。弃婴、溺女是闽中恶俗，该俗由来久远。北宋福建转运副使王得臣曾记载道：闽人生子多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养育），为其赀产不足赡也。若女则不待三，往往临蓐贮水溺之，谓之“洗儿”。[11]厦同一地，俗随闽风。家资不足者，溺儿溺女也是常事。前人道：闽人习俗，凡女子遣嫁，夫家必计厚奁，故生女之家，每斤斤于后日之诛求，辄生而溺毙。更或贫乏者，忖不能自存，并生男而溺之。[12]“厚奁”者，丰厚嫁妆也。贫困人家虑于日后无力置办嫁妆，干脆就生而不养了。延至晚清，溺女之风更甚。19世纪70年代，英国传教士眼中的闽南杀婴情形如此：同安不同于漳州府和泉州府的任何地方。整个县上上下下，杀害女婴的现象极为普遍。一个不了解同安人粗野到不可思议的地步的人，是无法随便和他们混在一起的。大量仔细的观察使我相信：1、这种杀婴行为决不限于贫困家庭。小康之家假如顺利地生下两三个女孩子，往往也只有一个能活下来。2、尽管知书识礼的中国人口头上谴责这种行为，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却没有把它视为道德败坏的东西，甚至可能也会这样做(说了再做，同样也是罪过)，或者自己家里人这样做，他也睁一眼闭一眼。3、虽然官府再三发布命令要禁止这种行为，但并没有采取任何步骤来认真执行。4、虽然知书识礼的中国人不会为这种行为辩解，但普通大众却一点也不认为它该受谴责，或不觉得它是一件丢脸的事。5、妇女们比男人还情愿维护这种行为。当问起劳动阶层的妇女是否杀害过女婴时，几乎没有一个会觉得不好意思。这些妇女通常认为她们所做的是值得称赞的事。6、在漳泉二州，可能有一半的小孩生下来要不是一出生就被弄死，就是因为是女婴而故意疏忽，让她很快就夭折死掉。[13]贫穷，恐怕是他们出卖孩子，或把孩子送给无后嗣者的原因吧。这些被遗弃的孩子可能备受虐待，或不怀好意地养育，因而贫穷困顿而可怜兮兮，最后只好都把他们送进收容所。穷人不以杀婴罪行为丢脸，富人也一样，因此每年有数千个孩子丧生，或暴死街头，或被溺毙，或仁慈一点用最蹩脚的方法闷死在石灰缸里，或投进海中而致死。厦门镇南关的大门那里有口池塘，就叫做“死囝仔池”。[14]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福建巡抚吴士功发布规范性文件，题目就叫《严禁溺女》。文告曰：照得天地以好生为德，父母以慈爱为本，故杀子孙，律有治罪明文。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乃以亲生之女，无端溺毙，何以全无恻隐之心？试观牛虽蠢而犹知舐犊，虎虽猛而未尝食子。人为万物之灵，具有天良，忍心溺女，真禽兽之不如矣。况溺女者冥报最为酷烈，而育女者未必不如生男。如缇萦之请赎父罪，木兰之代父从征，古来孝女，指不胜屈。故曰生男勿喜，生女勿悲。尔民亦何苦忍心为此？或谓嫁女奁赠需费，不知荆钗裙布，遗范可师，正无庸多费也。合行晓示。为此，示仰所属军民人等一体知悉：嗣后尔民当互相劝诫，凡嫁女者各崇省俭，不得以珠翠绮罗夸耀乡里，并永戒溺女恶习。尔等无子之人，果能誓不溺女，自能一索得男，螽斯衍庆。倘不遵禁令，仍有溺女者，许邻佑亲族人等首报，将溺女之人照故杀子孙律治罪。如系奴婢动手者，即照谋杀家长期亲律治以死罪。如系稳婆致死者，即照谋杀人为从律拟绞。其邻佑亲族人等，知情不首报者，照知情谋害他人不即阻当首告律治罪。各官凛遵毋违等因。 [15]厦门地区，“自育婴堂设，溺女之风稍杀”。[16]尽管在富人家，婢女所生的女孩依然遭受溺杀；但育婴堂多少给些女婴带来生的希望。乾隆时代本地诗人张锡麟作有《育婴堂》诗，赞叹良司牧之良苦用心：李暲倡办育婴堂，“以学舍数间改造，名注生祠，为育婴之所。雇乳妇数人，月给衣食”，然而“岁久而废”。[18]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代理道尹宫兆麟在镇南关旁买地，再建“注生祠”并乳妇住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蔡琛接任道尹，继续集资加大育婴堂建设。蔡琛所处的虽是“康乾盛世”，但也在在路有弃婴，野有遗骸，羸老孤贫之人乞怜号泣于旁。蔡琛外出祈雨，见此景况，不免心生悲悯。于是偕同海防同知黄彬首倡捐资，一时间各方人士踊跃响应。诸官吏上至提督、总兵，下至道属各州县长吏，也“各捐廉俸有差”。于是新修屋宇，整置器具，定立规条，易名为“普济堂”，救济对象扩大到鳏寡孤独、贫病旅亡人等。堂中“多雇乳妇，每月给银一两。收养贫民幼孩，日遣人挑箱巡视，遇弃孩，辄收养之”。蔡琛以为普济堂的设立，“或雇乳母以哺婴孩，或募老妪以恤弱小，或给口粮以养衰老，或设医药以周贫病，或施棺木以瘞旅亡，或掩骸骨以免暴露”，能使“少有所长、老有所终，生遂死安”。[19]嘉庆九年（1804年），海防厅同知徐汝澜捐资修筑屋宇。此后交由胥吏杜芬管理，这杜某却对外虚报婴儿死亡，暗地将人口卖给人家做娼做婢。嘉庆二十年（1815年），同知薛凝度再重兴恤政，捐资修葺场所，并加强内部管理，挑选绅士8人，每月轮流由2人负责收孩、领孩等事宜。另设堂总一人，专管簿册；设门役一人，专管人员出入。恢复“育婴堂”旧称，专心做好弃婴收养一事。此风延续，以后多任同知也有捐修之举。鸦片战争，育婴堂毁于战火。同治初年，道尹秦金鉴（号友芝）、周揆源（字铁臣），又有重兴育婴堂之想，便将任务委托给乡绅叶文澜。叶文澜，字清渠。少年时游历海外，待回乡已是富甲一方。同治初年平定台湾戴潮春民变，三年（1863年），防御漳州太平军李世贤遁海，五年（1866年）后参与福建船政局的开办……叶文澜都有不俗的表现。左宗棠评价为，“好善急公，熟习洋务，遇有委办事件，均能妥实经理，为人敦朴可恃”。上报朝廷，突击提升为道员，赏戴花翎，并加布政使头衔，追赠三代正二品的封典。地志中则称他，“性尤乐善，凡建塾、修道、恤嫠、育婴、施药诸事，终其身弗倦”[20]。叶文澜重办育婴堂，也不是容易的事。官府能拨的款项也就3000银元和1200串铜钱，不足部分需要自己筹集。恤政不是挣钱的活，时间越久，亏空越大。掏取私款垫付，也就只能填补眼前的亏空。实在没办法了，叶就利用出差南洋之机，向侨居海外的乡亲募捐，所得款项用作修葺房舍和育婴堂经费。叶文澜特地撰写《育婴堂记》以记其事，文末叶引用他人话语感叹道，“为善最乐，乐则忘倦”[21]。叶文澜重修育婴堂，时为光绪初年。其时有萧宝芬者，作竹枝词道：
[1]杨庆琛《芸皋观察招游万石岩》，《绛雪山房诗钞》卷9；《清代诗文集汇编》54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28页。
[2]道光《厦门志》卷2 分域略，鹭江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
[3]林树梅：《再过象鼻峰见大石开口刻石笑二字喜而赋之》，《啸云诗文抄》啸云诗存，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28页。
[4]萧宝芬：《鹭江竹枝词》，原题注：“万石岩石排如笏，谓之万笏朝天。”
[5]江煦：《万石岩》，厦门图书馆校注：《嘉禾名胜记 鹭江名胜记》，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1页。
[6]《万石岩避暑》，《海天吟社诗存鹭江乙组梅社吟草》，《同文书库·厦门文献系列》第三辑（8），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28页。
[7]李銮宣《先曾祖父官高邮州牧，先大父官广陵、淮安二郡，舟行过此作述祖德诗二首（之二）》（《坚白石斎诗集》卷3）
[8]李暲任海防同知时间，道光《厦门志》无明确记载，只置于雍正七年（1729年）任职的朱叔权和雍正九年（1731年）任职的胡宗文之间；而李暲的“万笏朝天”“入我门来”“海不扬波”署款时间皆为“丙午”年，即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
[9]道光《厦门志》卷2 分域略 育婴堂，第58页。
[10]厦同境内的育婴堂，还有同安县城和金门、马巷三处。同安县城育婴堂，建于乾隆二年（1737年）；金门育婴堂，建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马巷育婴堂，建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详情分见嘉庆《同安县志》卷13恤政、道光《金门志》卷4规制志、光绪《马巷厅志》附录下黄家鼎《马巷育婴堂碑记》。
[11]王得臣《麈史》卷1 惠政；《文渊阁四库全书》86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08页。
[12]蔡琛：《普济堂碑记》，道光《厦门志》卷9 艺文略，第244页。
[13]（英）乔治·休士：《厦门及周边地区》，何丙仲辑译：《近代西人眼中的鼓浪屿》，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4页。
[14]（英）乔治·休士：《厦门及周边地区》，何丙仲辑译：《近代西人眼中的鼓浪屿》，第46页。
[15]《严禁溺女》，《福建省例》恤赏例，《台湾文献丛刊》第199种，台湾大通书局1984年版，第427页。胞与：“民胞物与”省略，意为以民为同胞，以物为朋友。
[16]道光《厦门志》卷15 风俗记，第518页。
[17]张锡麟：《育婴堂》，《池上草初集》，厦门市图书馆藏本。
[18]道光《厦门志》卷2 分域略 育婴堂，第58页。
[19]蔡琛：《普济堂碑记》，道光《厦门志》卷9 艺文略，第244页。
[20]民国《厦门市志》卷31 货殖传，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644页。
[21]民国《厦门市志》卷21 惠政志，第466页。
[22]萧宝芬：《婴堂》，《鹭江竹枝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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