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堆巷
图 1：“厦门总工会会址”
土堆巷，因旧有“土堆王宫”而得名。巷中知名建筑，为门牌68号“厦门总工会旧址”的红楼。地志记载：大革命时期厦门总工会会址：又称红楼，位于开元区大同路土堆巷68号。楼始建于20世纪早期，坐西朝东，共三层，清水红砖外墙，局部折坡顶，正立面底层、中层有拱券柱廊，建筑平面为长方形，占地面积约170平方米。[1]1924年冬，许卓然筹建国民党福建省临时省党部，临时省党部筹备处安设于此。1926年，福建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左右两派相争相斗，日后的恶斗在此已启战端。1925年11月，“厦门工友联欢会”也设址红楼。其后：民国15年11月，北伐军进驻漳州，海军漳厦警备司令林国赓宣布“靠向国民革命军”。工会组织由秘密转为公开，全市成立十五六个基层组织。同年12月，建立厦门总工会筹备处，工友联欢会宣布撤销，原联欢会会员回本单位参加基层工会。民国16年1月20日，在中共厦门市委领导下，召开厦门总工会筹委会，研究成立厦门总工会的有关事宜。同年1月24日，厦门总工会在大同路土堆巷红楼举行成立大会。大会会场设在二楼中厅，出席成立大会的有所属23个基层工会的代表、全体筹备委员共200多人，并邀请厦门学生联合会、厦门农民协会、厦门商会等各团体代表参加。[2]海员(原由广东汕头领导，后改为厦门总工会领导)、码头、店员、镣柴（锯木）、电气（包括电灯，电话、电报），邮务、印务、白铁、油漆、石运、马路建筑、机器、金银、厦门大学工友联合会、集美学校、木匠、酒楼、大同罐头、陶化罐头、皮鞋、理发、贩业、灰窑等，工友达一万多人。到“四·九”事变前，基层工会增加到三十多个，会员增加到两万多人。[3]在土堆巷红楼办公的,除了厦门市总工会之外,还有厦门革命青年团,公开负责人是杨世宁；厦门学生联合会,公开负责人是傅学礼和颜泗。这两个团体,在红楼里都挂有牌子。市总工会成立后,厦门店员总工会也搬到红楼来。[4]1926年12月初，“反基督教大同盟”也附设在厦门总工会筹备处内。“反基督教”是其时流行全国“反对文化侵略运动”的内容之一，也简称“非基运动”。厦鼓学生以帝国主义者利用宣教士之文化侵略为政治侵略之先锋，故我人欲打倒帝国主义者，应先打倒此为帝国主义者作侦探之宣教士，爰有反抗文化侵略大同盟之组织，订于基督诞辰(12月25日)下总攻击，令厦门鼓浪屿同时举行。日昨为大会之期，厦门大会会场在浮屿角，鼓浪屿则在河仔墘。中设演讲台，台顶悬挂“厦门反抗文化侵略大会”(鼓浪屿则悬挂“鼓浪屿反抗文化侵略大会”)及青天白日满地红国党旗，台桌上铺红布，甚为庄严壮观。开会厦鼓均定8时，到会者各万余人以上，均手执种种标语：“反抗文化侵略”“打倒基督教”“收回教育权”等，诚为从前所未见之反抗文化侵略运动。开会时鼓屿主席为吴葆三，厦门主席为罗扬才。其他团体演讲者约十有余人，均痛快淋漓，掌声雷动。[5]图 2：《码头工人》（版画，胡一川1937年创于厦门）
这一时期，厦市群众运动高潮迭起。4月19日《申报》报道了厦门时局的变化：……半月来为工会最活动时期，提加薪及改良待遇条件，无不胜利者。其原因则以中央执行委员会三次会议后，左倾派居于胜利地位，省党部当事者为左倾派，新委厦门市党部筹备委员罗扬才、杨世宁、黄埔树，皆为左倾之激烈者。罗任总工会筹备处总务主任，兼市党部工人部长，杨世宁任宣传部长，与黄均为总工会重要职员（黄兼市党部青年妇女部副主任）。罗就职后，对罢工进行益积极。此十日中如印务工会对报馆罢工三日完全胜利，并限制编辑部发稿时间；邮务罢工要求全省照省厦两处津贴，及改良待遇，北京总局不准。罢工至九日，邮信完全停顿。此外最激者为店员工会对绸布商提出之条件，除按等加薪外，所有店员月薪5元以上者，年终须酬给50元；递增至50元者年酬400元：此项酬金，无论店主赢亏，均须照给。在解决后六个月内不得停歇生理，以后如欲收盘，本店店员有优先承顶权。此项条件提出，颇激社会反感，金银工人要求加薪改良待遇不遂，银楼被工人于罢工时携去金银器值数万金，声言如店方承认条件，始能交还。内河海员于1日罢工游行时，与武警冲突，殴伤警察，至五日复工亦胜利。厦门与漳泉交通为之断绝者五日。海关华员一日罢工，要求改良待遇，至五日经海关监督王君秀与司令部调解，由税务司江厚忠(日人)以个人资格，尽先承认条件，候北京总税司核准后再定夺，始解决复工。此为十日来工会活跃之情形也。[6]就在工人兄弟力争薪津、力争待遇的同时，国民党右派也没有闲着。“拥蒋护党运动”由省而下，直接影响厦门的政治局势：厦门海军当局固听命于福州者。八日陈季良派陈培锟到厦，促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林国赓同时解决左派。是日午前十一时，林奉福州全省戒严司令官谭曙卿电令，宣布全省戒严。当晚即以闽厦警备司令杨树庄名义(杨至今仍兼此职)，宣布自九日起，实施戒严，停止一切集会运动。即日召集紧急军事会议，并召市党部筹备主任民党派李汉青与议，面定解决左派办法。当时事极秘密，左派仅知形势严重，而未料竟出此断然之态度。总工会罗扬才、杨世宁尚应召赴司令部，林国赓告以宣布戒严，各工会应停止一切集会运动。至九日上午三时半，林复奉政治分会电令，通缉陈文总(现任兴泉政治监察)、陈卓凡(现任漳属政治监察)、罗扬才、杨世宁、黄埔树、傅学礼、严子辉、江维三．吴昆元等十一人。市党部筹备处同时亦奉省党部同样电令。九日侵晨，司令部下紧急戒严令，武装军警出勤全市。八时派陆战队一连，至总工会包围，搜捕罗杨才等。工会纠察队闻讯，集数十人持棍驰往。军警荷枪以待，并临时揭告搜捕捣乱分子，与工人无涉，各宜安其所业，有敢暴动者，就地枪决，纠察队乃不敢动。由陆队军官入会，见罗扬才、杨世宁、黄埔树等，谓奉司令部令，请其赴部有事商议，罗等即偕往。至其拘禁，惟尚优待耳。严子辉、江维三在距城十五里之禾山，被乡民拘送司令部，吴昆元则下午被捕，先后共六人。陈文总在厦，寓新马路三合号，军警往捕，已先避去，此九日军警捕人情形也。[7]4月9日之剧变，一方称之“政变”，一方称之“清党”。一日之中，双方纷纷展示实力，厦市城区一片喧腾：市党部民党派于是日晨在新马路召集各界“拥蒋护党”大会，到民党派之学校工会三十三团体，最有力者为向与总工会居于反对地位之建筑工会(会员达数千人)，由建筑工会长许春草主席。（大会）通过“拥蒋肃清党内共产分子”等5条，及拥蒋护党之通电。是时总工会派代表至，要求(1)取消拥蒋护党大会；(2)保护工人；(3)拥护总理之农工政策；(4)工人以后仍有集会及运动之绝对自由。当时大会对(1)绝对拒绝；(2)(3)均容纳；(4)由政府代表答复，在戒严期间不能允许，旋出发游行。此时传总工会方面工人将与建筑工人冲突，于是游行队首导以武装之陆战队，及“永健”兵舰水兵，复殿以陆队及武警共约四百人，沿途高呼拥蒋迎汪及肃清共产分子等口号。是时全市极紧张，港仔口、庙前街、新马路等闹市商店，均半闭户。午后总工会请释罗杨黄3人不获，总罢工声浪益盛。至午后二时，印务工会首先罢工，各报临对停刊，后分头运动电灯、自来水罢工。但司令部先有准备，于九日之晨，已派武装军队监视电灯、自来水及电话等交通及公用机关，且揭“妨害公安就地枪决”之帜于门首，总罢工运动乃无效。五时各工会在新马路集会，到数百人。游行赴司令部请愿，推代表刘友福等五人入谒林国赓。林令军法处长杨廷枢代见，保证罗等安全，但不允释，工人乃散去。入晚罢工除印务工会外，无响应者。是日警备司令部再布告，此次仅为取缔捣乱分子，正当工人仍予保护，劝各安业。市党部亦布告，以此次取缔捣乱分于，绝无取消总工会意，现派员改组，以后仍绝对拥护工人利益，继续工作及运动。[8]10日，国民党市党部派员接管总工会，原总工会也没有停止斗争：十日各报均无报纸发行，市党部派郭立基、许春草、王宗世、魏子铭、孙嘉武、刘哲民、王德宽等七人，为接收总工会委员。上午十时，在总工会召集各工会代表大会，到十二工会(全部二十余工会)，未成会。改十一日再在市党部开会，行派员分头向各工会解释此次捕罗原因。晚总工会方面以市党部名义派发传单，通知全市，定十一日上午十时在新马路开拥蒋大会，用意盖欲藉是成会，为别项之活动。复为司令部觉察．即晚布告，略谓“本埠宣布，自九日戒严，业经布告在案。兹闻有人暗中煽惑商民，假借拥蒋名义，开会游行，希图骚扰，殊属不法，亟应严加取缔，以遏乱萌。已分饬军警各机关，在此戒严其中绝对禁止集会游行，有不遵者，强制解散。倘有扰乱行动，决以军法从事，不稍姑宽。”词意至为严厉。十一日侵晨，新马路及各繁盛街市满布军警，要隘地且驻大队，并分队巡逻，揭“扰乱公安、格杀勿论”之帜，往复市街，形势较九日尤为严重。[9]罗扬才、杨世宁等被捕后，“22日省政治分会省党部，分电司令部、市党部，前捕罗扬才、杨世宁、黄晡树3人，叛党有据，着就地枪决。市党部力争未执行。23日电省请示，市党部意，如不可挽回，请移地执行”。[10]5月22日夜，罗杨等人秘密押上“永健”号军舰，23日晨赴福州马尾。事至于此，但未终结。国民党省党部，对厦门的“清党运动”甚不满意。召厦门市党部秘书郭立基晋省，“省党部及省垣军政当局，对郭严责厦门清党不力，决对厦门举行第二次清党”。[11]5月27日、5月31日、6月2日，省“处理共党分子委员会”三次致电厦门“拥蒋会”，开列人员名单，要求逮捕甚至枪决。此次活动，报称厦门的“二次清党”：四日晚印务工会执行委员陈世芳在《厦声报》被捕，邮务工会刘友福在其私宅被捕，康殷才（注：双十学校教员）避鼓浪屿美国救世医院，由公安局派侦探请领袖领事签字，会同工部局于五日夜捕获。第一、二两电到后，外间已有知者，各工会重要人物多先避匿，陈世芳亦微闻知，登报声明辞印务工会执行委员职，而未逃避。刘友福闻耗，则往告邮局长法人佛兴讷低，谓将引避。佛谓昨与林参谋长同宴时，曾为汝说项，可照常办公，不必自扰。故刘亦不避。康以为在鼓屿美医院为安全，结果乃均被捕。事后印务工会请援于总工会，总工会谓此次逮捕者均由反动嫌疑，不能为援。邮局长佛兴讷低因曾止刘勿避，而卒被逮，五日自谒林请保，林以此系省方来电，须听省方发落却之。陈刘康被逮未询问，即移押磐石炮台。闻此间当局仍决留押厦，不解福州。但省方来索，能否拒绝，则尚不可知耳。此次逮人，太半种因于十六工会之保罗扬才等（列名被缉者多工会中人），而罗等之解福州，亦此一保呈有以促之。因“拥蒋会”以当此急难之秋，尚有太半工会（厦门共二十三工会）冒险具保，潜势可知，若再姑息，或生事变也。[12]曾经风起云涌的厦门工人运动，至此转入低潮。但暗流依然涌动，1930年5月厦门“赤色总工会”成立，会址就在与土堆巷红楼数步之遥的麦仔埕40号。
[1]《厦门文物志》,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5页。
[2]《厦门市志》卷16 群众团体,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3页。
[3]粘文华：《大革命时期的厦门工人运动》，《风展红旗》第4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0页。
[4]粘文华：《大革命时期的厦门工人运动》，《风展红旗》第4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3页。
[5]《厦鼓反抗文化侵略大会》，郑文贞等选编：《厦门大学党史资料》第1辑,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页。
[6]《厦门之时局变化》，《申报》1927年4月17日。
[7]《厦门之时局变化》，《申报》1927年4月17日。
[8]《厦门之时局变化》，《申报》1927年4月17日。
[9]《厦门之时局变化》，《申报》1927年4月17日。
[10]《厦门亦举行清党》，《申报》1927年4月24日。
[11]《厦门二次清党之经过》，《申报》1927年6月15日。
[12]《厦门二次清党之经过》，《申报》1927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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