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满族概况及由来

成都市共有满族1，536人，占全市总人口的o．13％。除227户的580人集中居住在宁夏衔的真武宫、相堂衔的民生里及黄瓦街外，其余均分散在各街道，与汉族杂居共处。他们所从事的职业范围较广，几乎各个行业部有。有比较多的一部分人经营小商小班。
　　顺治三年(1646年)，肃亲王豪格率八旗兵从陕西入四川，镇压张献忠领导的农民
起义军。但这次入川的旗兵并未久留。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由于“策妄阿拉布组
与清军为敌”，清政府为了加强四川的防守力量，从湖北荆州调满兵2ooo名入川，以后又增调了l，600名，共有旗兵3，ooo多名(其中有蒙古旗兵)驻防成都。这些旗兵连词家属，约6，ooo亲人，从此他们就在成都定居下来，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与演变，成了今日成都的满族。
　　　旗兵驻防和旗兵的分化
　　清代成都旗兵都住在“满城”之中，满城周围有五里。当时驻防成都的旗兵，有正粮l，800名，其中前锋校8名、前锋152名、马兵1，29吨、领修446，另有养育兵若干名。专门管理旗务的官员有成都将军、副都统、协领、佐领等。专门管理旗务的机构有：八旗理事同知署1所6八旗佐领署19所；八旗防御所24所，八旗协领署5所；八旗骁骑校署24所；八旗左司1所，八旗右司1所；盘查官厅5所，八旗西城南棚卡1所；八旗西城北棚卡1所，八旗巡夜卡20所等。
　 在清代作为一个旗兵，要经过一番挑选，即要通过弓、马、箭的考试。清韧时，这
种考试选拔制度还比较严格。历年日久，由于旗人人口逐渐增加，而兵额有定，缺额和人数对比越来越少，因之，在旗兵选拔的考试中，　“一马三箭”的考试制度已成为形式，补缺渐为官僚所操纵。有的官员借“选补兵缺”而贪话争财，获取暴利。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光绪年问，旗人杜自明(满族)参加了旗兵的选拔，同时和他一起参加考试弓、马、箭的都是一些大官员的子弟。在一马三箭的比赛中，杜自明成绩优秀，而大官员子第是一箭不中，但发榜的结果杜自明并未被选上，选上的却是比试成绩最差的大官员子弟。据社自明说，他没有考上的主要原因是家中贫穷，没钱给考宫送“人情”。他又说：“得到达个消息之后，一气之下，我就出旗为民了”。
　　从康熙到道光以前的这个时期，旗兵待遇是比较优厚的，生活也比较稳定。成都驻防的旗兵每人每月有粮的，其中以马兵待遇为最高，每月收入可养五口之家，养育兵的待遇最低，每月收入仪可养一口人。除此之外，每家拨结房屋三间，地一亩三分。这时期，旗兵就不从事什么生产活动了。
　　到同治年间，成都的满族人口增多，但兵额未获增加，部分满族因无法生活而出当农物。据老人回忆所谈，那时当过衣物的满族占成都满族的二分之一以—上。一些满族人为了谋求生存，背着当地的统治者开始做小商贩，如，卖红苗，卖泡菜，卖针线……等。
　　光绪年间，清统治者明文允许在满城内经营小商贩。到了光绪十年[1884年)，成
都满族中出现了大量的小商小贩，还出现了一些木匠等手工业者和少数教师、医生。据现任真武宫的70户满族的家庭历史的调查统计，清未经营小商贩的就占80％以上。一般旗兵生活逐渐贫困，相反，一些八旗官员却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他们利用职权剥削和压迫人民。光绪年间，四品蓝顶子官郝执一，利用职权侵占蚕园，并雇佣商．汉人为奴仆。他的妻子郝春芝还说：　“养蚕主要是为了玩的，我们把得来的钱用在去杭州、上海、汉口、南京游玩上。’’另外有些满族大官贪污、放高利贷残酷地剥削满族人民。如杨修文的祖父在光线年间即开设当铺，收当旗人衣物，当者如三个月不取，所当之物即充作当铺财产，不少旗人都受到他的剥削。
　　由于旗兵的生活日益恶化，在“栽停旗饷”的消息刺激下，光结三十年(1904年)腊月发生了“将军衙门事件”。这事件发生在一天早晨旗兵操练完毕之后，有一个旗兵站在台于上向所有的旗兵说：“到将军衙门去，找将军要饭吃去。”在他的倡议下。部分旗兵即随同前住将军衙门，由于门卫不让进入，他们遂与门卫发生了冲突。四川总督赵尔丰闻知此事，即派其亲信一一巡防军来镇压。在巡防军到达之后，旗兵则用石子打破了巡防军指挥官的头，事件传到旗兵驻防区后，所有旗兵印前来支援，赵尔丰被迫答应了旗兵的要求条件，但他却利用假谈判的方式，逐捕了这一事件的三位发起者。

　　　 二。辛亥革命与成都满族

　　　1．辛亥革命前夕成都部分满族上层的动态
　　自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一些改良派(立宪派)学习欧美搞立宪运动。1904年
前后，成都地区的满族部分官员子弟进入四川高等学堂、四川武各学堂、铁路学堂、警察学堂学习。当时在这些学堂任教的多半是有进步思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他们向学生传播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从而使部分满族子弟逐渐认识了清廷的腐朽。当时满城书院生泰安(满族)，听到右讲变法的名人，即创往从之。教师杨卓甫(满族)在课堂
中公开讲投“清廷腐朽，列强瓜分中国”等。学生田希章(满族)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壁
虎，头戴看清官僚所戴的红顶子，旁边站着一个农民，手中拿着一支烟袋，指着壁虎说：“谨防烟油”　(壁虎最怕烟油)意思是说人民手中有武器，可以制服封建统治者。这些都反映了成都部分满族知识分子已接受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酝酿着反清政府的情绪。
　 清王朝以“铁路国有”为幌子，把川汉铁路出卖给英、法帝国主义的卖国行动起了四川人民的强烈反对，从而导致了四川保路运动的爆发。
　　为了保卫主权，四川人民组成了保路同志会(后改为保路同志军)，进行罢市、请
愿，进而掀起了武装斗争。赵尔丰派兵对保路同志军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并多次要求成都将军玉民调八旗兵相助。玉昆慑服于人民反抗的威力，按兵未动。这样，八旗兵避免了参加对保路同志军的镇压，为辛亥革命中成都旗营的和平解决创造了条件。
　　
　　1911年957口(宣统三年七月十五日，辛亥)，赵尔丰对成都人民的请愿进行血腥
镇压后，激起了全川人民，特别是保路同志会同志的愤怒。经达成都附城之战，雅安起义，柴县等57州县的独立，赵尔丰的巡防军已无力抵抗革命的同志军。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四川后，四川人民的革命斗争进一步高沸。11月下旬，　重庆“蜀军政府”、成都“大汉军政府’’相继成立。赵尔丰佯为赞同共和，而暗中策划复辟。12月8日，他唆使巡防军哗变，于是成都大乱。尹吕衡率民军入城弹压，执杀了赵尔丰，推路殿俊为军政府都督。这时，成都旗留尚未解除武装，严闭满城自守，军政府于满城周围布且重兵，以防旗兵出击c战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时，满族中有主战者，有主和者，但将军五星意未决，令旗兵勿妄动，不得鸣火器，暂时保持了和平状态。
　　鉴于战祸迫在眉睫，一些比较开明的满族人士使出头谋求和平。以赵慧民等为首的满族知识分子，在汉族名士徐炯的劝说下，把和平解决成都旗营的方案提到了将军玉昆之处，玉昆台允意，并指定赵等与民军进行联系。同时，赵又召集满族各界代表人物，开会十余次，商议“和谈”事宜。同时，军政府亦派来代表，宣讲民军政策，劝令旗兵缴械，优与保护，决不妄杀旗人。满族小哥老会琶领赵石卿亦与民军中会党右联系，互通声气．因之和平之议逆决。赵等在西绞场召集旗兵，讲述缴械投降的好处，旗兵皆放下了武器，于是成都战事得以和平解决，革命军始终未妄杀一人。

　　　三。辛亥革命后成都满族的变化

　　按照和平解决的协议，四川军政府发给每个满族旗兵三个月的奉饷，并成立了“旗务处”，处理满族的生计问题，满族居住的房屋划为满族人民私有。但是，由于旗民缺乏生产技能，为了维持一时的生活，不久，一些人就被迫把房屋卖掉。旗务处曾筹款十万元，作为安排旗民生计之用。以七万元分给旗人，令其自谋生计，但这笔款子大半被阀和经手的人按夺了去。另以三万元开办了一个同仁工厂，收容旗民约70人左右，只占当时成都旗人总数(共约14，ooo余人)的千分之五。这个工厂也为投苏军阀的赫执一(满族，清朝四品官)所控制。据在该厂工作过的老人的回忆，当时名义上用三万元办的工厂，而实际上用了不到一万元。同仁工厂开办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即关闭了，连房屋也被赫墨成(满族)霸占了去。
　　辛亥革命以后，满族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过去的八旗官员，一跃而成为军阀政府的军官，如赫执一就当上军阀政府的团长，刘炳勋(满族)也投靠了军阀，成为刘湘的部下。广大的满族人民(包括八旗兵在内)，既无粮的可领，又无生产条件和生产技
能，他们的生活十分困难。他们有的卖苦力做军工，如拉人力车；也有一部分人经营小商小贩，沿衔叫卖，甚至有些人是以乞讨维持生活的。


　　　　四。国民党统治时期成都满族的生活处境及其反抗斗争
国民党统治下的满族人民

　　 解放前的成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及军阀和封建把头控制的城市。广大的满族人民和各族人民一样，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真武宫28户70名满族中，失业人数占总人数的40％，职业不稳定而受失业威胁的约占47％左右。其他有职业的也多是从事体力劳动。现格其劳动情况分述如下，
　　1．牛马股的人力车工
　　自从辛女革命以后，军阀霸占了成都满族的公产。满族人民为了生活，即出卖自己仅有的几间房屋。由于房屋售价有限，所得费用维持不了全家生活，加之有些满族并无房屋可卖，因此，一般满族是经商无资，耕田无地，只好靠出卖劳力为生，诸如拉人力车等*据真武官1949年38户70人的统计，拉人力车的18户，其中有父子拉车者10户兄弟人共拉者7户，有的人从年幼开始即拉车，如傅诲先等。这些人力车工在旧社会均被看作是“下等人”，所从事的职业也被看作是“下等职业”。他们迢受着警察的打骂、反动政府的关罚、老妓的苛重租价剥削、兵痞流氓的欺压、封建把头的敲锦，甚至还会被反动军队拉去当差，有的连人带车一起拉走，水不复返。田玉丰、万象清、严国成等满族艺人，都在旧社会拉过二十多年的黄包车，他们经常挨打受驾，吃不上饭。田玉丰有一次垃一个国民党军官，由于他那时已年近五十，腿脚小灵，而反动军官硬要他快跑，累得他头昏、眼睛直冒金花，当他费尽力气拉到目的地时，反动军官还以他拉得不快而病打了他一顿，分文钱不给。严国成在追述自己拉车的痛苦经历时说，“记得有一天，戏院刚敬场，有一个反动军官上了我的车，不巧他自己不小心把衣服刮破了一个口子。他不问青红皂白，就向我胎上痫打，打完之后，他又把我送到警察局，说我车上装备不合规定，要罚我的款。我一天也没拉一个坐，哪来的钱?警察局就关了我三天三夜。”万象演是从16岁开始拉车的。1939年，他给一个反动旅长的父亲方孟山拉私车。有一天，他刚从几十里路外拉车回来，什么事情也道，突然来了几个保安队的人，把他抓去痛大了一顿，关进了监狱。第二天，法官逼着他承认伤了方孟山的车胎，因为他
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坚决不承认，于是他被一顿皮鞭打得鲜血直淋，又关进了监狱。在狱中给他带上了脚镣，不准亲友探望，就这样关了三个月。虽然后来查清车胎不是他偷的，仍然未被释放。经他母亲托人送礼向方孟山说情，方孟山才以释“犯人”的名义把他放出。大部分故人力车的满族人民，在旧社会中行“三不敢去”“阴
天、雨天不敢去。小街、小巷不敢去；道远和出城不敢去”。他们伯被国民党军队拉
去当兵。据真武官38户满族统计，在解放前被拉去当兵的即有十几人。黄炳荣、杜泽芝的弟弟等部被拉去了。因拉车过于劳累，吐血而死者，亦不在少数。据不完全了解，真武宫在1948一1949年即有5名满族因拉车过累，吐血而死。这些悲惨的往事，每当满族人民回忆起来，莫不咬牙切齿，双日落徊，从内心燃起一片仇恨[口社会的火焰。
　　2．在“四种限制”下的小商贩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成都，经营“卖泡菜、卖香烟、卖红苫、卖破烂”的满族小商
贩，随时受着各种压迫和剥削。一船来说，他们受着四种限制：一是受市场的限制，因为卖饮食及家用百货的人太多，供多密少，一天卖不了几个钱。二是受气候的限制，天一冷，身上没穿的，不能出门。三是受天黑限制，从事小贩者多为妇女或老年人。一则晚问这些货没有人买，二则老年人晚问行走不便，妇女还要国家看小孩。四是受物价上涨的限制，头一天把货卖出去了，第二天货物又涨价了。据成都市真武宫8户的资金统计，都没有超过五元以上者，因此，他们的收入是极其微少的。除此之外，他们还经常受着军瞥的打骂，封建把头的残酷剥削。
　　3．面临失业威胁的教员和医生
　　满族也有一些自由职业者，他们的生活也是不好过的。解放前，成都满族从事教育和医务工作的约40一50人，其中除中学教员7—8人外，绝大多数为小学教员，少数为医生和大学教师。从总的情况来说，这些人随时都受着失业的威胁。据10位留作过小学教员的人回忆。他们中间最高的工资收入是每月四斗米，如果按解放前成都的物价情况来看，也只能买一件粗布衣服。因此他们说，　“穿了衣服，吃不饱饭”，　“还受着随时被排挤掉的威胁”。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成都满族人民的生活更是十分悲惨的。满族老人回忆说，
“一天吃不上两顿饭，常年穿不上一件新衣，晚吸无床地板替，身上元衣被草席”。到了冬天“只好怀抱供笼(一种小型竹火炉)以取温暖”。真武宫38户满族70人中．在解放前有80％的人吃不上干饭，一般是一天只吃两顿稀饭，有的只能吃一顿稀饭，当地满族人民称其为吃“对时饭”。据真武官38户中，在解放前吃过“对时饭”的就有35户。一些拉人力车的满族人拉车一天吃不到一顿饱饭，只好到饭馆去买客人吃剩下的“月亮肉”(肉皮)、　“笛子鱼”(鱼骨头)。但由于买的人多，多数人经常买不到。李炎华十二岁那年，有一天，他和哥哥合租了一柄黄包车，他拉上午，带回来的东西，兄弟俩吃了一顿，哥哥放下午，可是宣等到半夜，哥哥只带回来一个锅魁(烧饼)。
　　解放前真武宫的满族人民，每人平均只有一套单衣，约一半的人没有棉衣，大部分人是光着脚或穿草鞋。关淑清老大娘说：　“一年四季只有一条裤子，要换洗时，只好围着围腰，关着大门洗。”到了冬天，人们只有依靠太阳取得温暖，而真武宫可以晒太阳的地方有限，由于人多，也不是每人都能晒得到的。
　　真武宫原是一个人迹不到、污泥淤实的荒凉破庙。从满族贫苦人民搬到这里时，这里就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屋。那时由于人少，每间破房内部住二家到三家。到了解放前夕，人口增多了，每问房里要住四家或五家。有的房屋历年日久破旧不堪，四面无墙，周围都用草席围着。赵成德家中三口人，解放前只有他父亲遗留下来的一条破棉垫，用作被子，前后已用了四十多年。
　　出于生活所迫，许多贫苦的满族男子结不起婚，真武官内约有一半的男子是单身
汉，住在庙殿内神僚的后面。因为严寒的气候和生活所遏，冻死、饿死者亦不在少数，只真武官一处，在解放前一年当中即饿死十多人，有的一家三口均因冻饿而死。那金山、李炎华的母亲等部是因饥寒交迫而死亡的。至于卖儿舀女者更不是稀有之事，如关培德的弟弟、田玉丰的女儿、关淑涪的儿子，都因父母不能抚养而被迫卖掉了。

　　　　 满族人民积极参加反蒋斗争

　　　　同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激起全国人民强烈反抗。成都在反动统治下，人民生活更加巩固，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走向革命。1947年以后，许多满族人民的优秀儿女，在地下党的教育和培养下，在成都各地进行了革命宣传工作，组织和参加了反饥饿运动。如1947年，以四川大学师生为首掀起的反饥饿、反迫害运动，提出了打倒“王灵官”的口号，斗争目标直接指向蒋介石在四川省的代理人王陵基。反蒋运动得到了各大、中、小学的响应和支持。在各个学校中的满族师生，也参加了罢课和游行示威。据调查，当时参加游行的满族教师达30多人。在各种革命的斗争中培养和锻炼了一些满族青年，加苏成继同志在1948年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成都坚持地下工作。为了发动成都市满族青年向国民党反动统治者进行斗争，党派苏成继去“满族青年自学会”内进行工作。后来，“满族青年自学会”改名为“满族青年进修会”。该会创办刊物，大力进行革命宣传。当时加入这个组织的钉三十多名满族青年，如陈林涛、穆仁博等。另外，也有部分满族进步知识青年投奔解放区，献身于革命事业，如安琪等即是在1946年走向解放区参加革命的。在革命斗争中，满族人民受到了极其深刻的阶级教育。


　　　　四、解放后成都市满族人民的显著变化

　　　 1949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成都市的满族人民，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彻底翻了身。真武宫的满族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斗倒了封建把头傅国情和赵云成。在斗争大会上，许多过去被纸压的满族人民，倾吐了苦水。有的说：　“封建把头仗势欺人，吃饭不给钱，经常打人，并勾结伪保长在真武宫拉壮，有时人被拉去，还得出壮丁费。傅国清和赵云成是真武宫满族人民的死对头，不除掉他，这里的满族人民就不得安宁。”在人们的坚决要求下，政府依法逮捕了这两名反革命分子。广大的满族人民说：
“人民政府真是为人民办事，消灭了这些坏蛋，让我们永远过好日子。”
　　满族人民在斗垮封建势力的同时，积极地参加了人民政权的建设工作。满族人民的优秀分子被选为各级的人民代表和于部。真武官的李炎华被选为居民委员会委员以
后，这里的满族居民异口同声地说：　“在旧社会，我们这个少数民族象罪人一样，受歧视拍不起头来。解放了，我们这个民族充分地享受了平等权利，所以觉得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也不难受了。达都是党和毛主席给我们带来的”。有的说：　“解放了，我们少数民族真正抬头了。”为了更好地团结满族人民，还专门成立了满、蒙人民学习委员会，通过该会对满族人民进行教育。]957年四川少数民族参观团中有满族代表三人，他们列北京参观，并见到了毛主席。关培德说：　“毛主席太关心我们民族丁，如果不解放，我们这些穷人哪里能够到北京。”
　　为了保卫胜利果实，满族人民同反革命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关培德和李炎华二人，从1951年到1958年，先后协助公安机关破案100多件。1955年9月l7日中午，　李炎华下班回家，中途经过云章化工社时，突然听到有爆炸声，他急忙赶到现场，看到炸倒的房子压着人，立即冒险参加捡救，终于把被压的人抢救出来。李炎华于1956年和1958年年先后两次被评为成都市的治安功臣，并得了奖状。关培德被选为成都市人民代表之后，经常向满族人民宣传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受到满族人民的赞扬。
　　成都市的满族人民，解放后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积极参加各项运动，思想觉悟不断提高。一些优秀人物，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或青年团。据成都市不完全的统计， 到1958年为止，已有满族党员27名，占成都市少数民族党员总数的26％强。同时，也有很多满族人被选为四川省、成都市和区各级人民代表及政协委员。l 959年，满族中有四川省人民代表2人，成都市人民代表2人，省政协委员1人，市政协委员1人。另外，在市、区的妇联、青联，也都有满族于部。
　　　　　解放后，党和政府积极领导和帮助满族人民从事生产。同时，对一些困难的满族人民发给救济金和实物。据1％3年成都市的不完全统计材料看，得过救济金的满族共有39人，其中得过一次救济的有8人，得过二次者6人，得过三次者11人，得过四次者l0人，得过五次者4人。如果从真武官和民生里两个地区的满族来看，约有80％左右的人受过救济。大部分人是领到棉衣、拥校、单衣和钱等。为了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1957年成都市民政局负责同志还亲自到民生里进行访问，了解其困难，并由政府拨给专款修补房屋。随着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广大的满族人民生活水乎日益提高和改善。人们不仅吃得饱，而且吃得好，不仅穿得暖，而且穿得深亮。成都市真武官和民生里的满族，
解放前50％的人家没有锅，现在是loo％有了锅。解放前有33％的人家没床，现在都有了床。人人都有了新衣裳，房内宙明几净，每家都有了新被子。过去因生活困难而结不起婚的男女，现在也找到了称心如意的妻子或丈夫。连50多岁的关培德老大爷也结了婚。解放后，他积极工作，并被选为三轮车组长，他回想起他的生活时说：　“我过去是孤身一人，结不起婚。解放后，我身强力壮，收入也很多，完全有条件建个美满的家庭。现在我有爱人和小孩，生活得很幸福。每当我到了家里，看见我现在这个好光景时，内心就很激动。如果没有毛主席和共产党，我们穷人哪会有今天的好日子。”
　　满族人民的生活，不只是解放前后变化显著，而且在解放后的几年中变化也很大：

　　　 文教卫生事业蓬勃发展

　 解放前，成都地区的满族劳动人民的于女根本没有入学的机会，解放后，特别是1957年以来，适龄儿童入学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拿其武官来说，解放前连一名满族学生也没有。解放后，办起了一所民办小学。l 958年真武官已有2吨学生。
　　解放前，真武官的满族人民绝大部分是文百。解放初期，党和政府就在这里开办了夜校和业余学校，帮助他们学习文化。经过几年学习，到1958年，这里已基本上消灭了文盲。另外，人民政府帮助一些失学的满族青年投考学校，仅1953年就介绍了16名满族青年男女进入学校学习。
　　为了佼满族人民减少疾病，医疗部门经常到真武官来为人们打预防针。这里的满族积极响应毛主席提出的“讲究卫生”的号召，经常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真武官、乡农寺、民生里等地区都被评为卫生模范单位，并且在报纸上受到了表扬。真武官在解放前被称为“叫花子院”，现在已是整齐清洁，焕然一新了。
　　出于卫生条件的改善，满族人民的健康水平也迅速得到提高。老人们回忆说，　“解放前生的孩子十个有九个活不了”，而解放后，这里的满族人口是逐年增长，到1958年为止，真武宫已有满族102人，较之解放前的70人增加了60％多。政府为了照顾这里的满族在治病上的困难，免费为他们医治疾病。


　　　 民族团结气象新


　　 从清初到解放前的这段时间里，由于历史上各个反动统治者所造成的民族隔阂，成都地区的满族人民在清代自认为“皇帝是主子，汉人是我们征服的”；在辛亥革命以后，则又被人们称为“满板”　(歧视之意)。解放质，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这里的满族人民和汉族、蒙族、回族人民等紧密团结在一起，彻底消灭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歧视现象。　“满板”的侮称已经消失。现在是：　“一切都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了。”
　　l958年，单身老人赵顺清生了病，邻居们轮流给他煎汤熬药，做饭送莱，户籍干事也天天来看望他，帮他熬汤煎药。消、汉、蒙各族人民团结互助，共同劳动，共同生活，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