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但求心无愧，不怕有后灾。”广州钟先生的遭遇就完美地契合这首诗。他某天早上起床后去后院洗漱，却发现房屋后面躺着一具尸体。结果死因还没来得及查明白，他就接到了法院的传单。
原来是死者家属将他告上了法庭，家属认为死者的尸体既然出现在钟先生家中，那么钟先生就要为死者负责。于是向法院起诉，要求钟先生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和精神损失费等杂七杂八的费用，一共30万元。
面对这样一场天降横祸，钟先生当然不愿意赔偿，他在法庭上大喊冤枉，极力辩称自己和死者没有任何关系。好在法院并非不明事理，在查清真相后，做出了最公正的判决，为社会主持公道。
2020年6月3日，早上8点，习惯早起的钟先生起床后却在自家后院受到了惊吓。原来自己后院的一个水坑中，赫然躺着一具男性的尸体。尸体赤裸着上身躺在水坑中，后脑勺还留有一处伤口。
钟先生惊吓之余立刻打电话报警，警方赶到后对尸体进行了检查。初步断定尸体是从高处坠落后落水而死。据警方调查发现，死者李某并不是住在当地的住户。事发当晚，李某去钟先生的出租屋找老乡玩，当天晚上在老乡家留宿。
而李某的老乡正是钟先生的租客之一，因此李某的家属认为，钟先生作为房东，却没有管理好出租房。不仅可以随意让其他人进入，高层的窗户上也没有装防盗网，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因此导致了李某失足坠落引发悲剧。
所以李某的家属认为，钟先生和李某的死离不开关系，事实证明李某最后也确实死在了钟先生的房屋后面，是以李某的家属要求钟先生赔偿30万元作为补偿。
但钟先生却并不认可，他对李某的死表示怀疑，目前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李某是死于失足，也有可能他是自杀身亡。即便真的是死于失足坠亡，李某也不是他的租客，他更没有邀请李某来自己的出租屋内住宿，因此自己不需要为李某的死负责。
双方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李某的家属将钟先生一纸诉状告上立法院，要求法院来审理这起纠纷。
法院经过实地调查后发现，钟先生的出租楼只有四楼到七楼是出租房，其中除了通道走廊临空外窗未安装防盗网外，其余房间都装了防盗网。因此正常情况下，不存在失足坠亡的事情发生，而现实中钟先生自打出生以来，第一次在自己家中发现有人坠亡。
因此法院认为，钟先生的出租楼虽然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但对于正常人来说，不至于造成意外坠落的风险。并且李某的死亡原因还没有查实，如果李某属于自杀，那么钟先生便没有任何责任。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钟先生才算是对李某的死有责任呢？
首先要证明，李某不是自杀，其次钟先生还要和李某之间租赁合同的关系，只有双方存在租赁关系，钟先生才对李某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很显然，李某和钟先生之间并不构成租赁关系，李某来钟先生的出租屋是见老乡，因此钟先生并不需要保障李某的安全。
甚至李某的家属在事发后，连老乡的具体姓名和租房的房间都说不出，更无法证明李某是受到老乡的邀请来到钟先生的出租房内。
最关键的是，钟先生的出租房虽然有租赁性质，但本质上还是他的个人私有物业，不属于商业经营性场所。如果李某的家属不能找出李某受到邀请来钟先生出租屋的证据，钟先生甚至能够以私闯名宅的名义对李某进行追责。
综上所述，李某的家属，既不能证明李某是意外坠亡，也不能证明李某是因为钟先生防盗窗标准导致其死亡，还拿不出李某是受到老乡邀请才来到钟先生家中的证据。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了李某家属的所有诉求，宣判钟先生对于李某的死不负任何责任。
后续李某家属虽然不服提出上诉，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旧维持了原判，钟先生也终于不用因为这个天降横祸而烦恼。
在这起案件中，涉及的法律知识点很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安全保障义务，钟先生之所以不用对李某的死负责，是因为他对李某没有安全保障义务。
我国法律规定，安全保障义务具体是指经营者在经营场所对消费者、潜在的消费者或者其他进入服务场所的人之人身、财产安全依法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
钟先生的出租房不属于经营场所，因此他只需要对和自己签订了租赁合同的租客负责即可。对于不请自来的李某，他不需要负责。不仅如此，如果李某有任何过激行为，钟先生还能够以非法侵入他人住宅起诉李某（前提是李某没死）。
除此之外死者李某家属的无理要求，很显然死者的家属自以为“谁死谁有理，谁闹谁理大”，仗着李某已经去世，向钟先生索要赔偿。面对这种无理的要求，最好的办法就是报警，就算对方闹到法院也不要害怕。
毕竟当今社会是法治社会，法院不可能纵容“谁死谁有理”这种错误观点，更不会偏袒任何一方。只要钟先生确实和李某的死亡无关，那么他就不需要害怕任何无理的要求和索赔。要相信人民法院的判决，一定能还社会一个公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