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媳孕30周时，腹中胎儿被查出心脏有问题。这个孩子，到底要不要留？我们全家陷入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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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徐芸，是一个退休医生，老公在司法部门工作。儿子叫吴波涛，1988年出生，工科硕士，在湖南一家研究所工作。儿媳茜茜是法学硕士，供职于政府部门，生活平静而美好。
2018年7月14日，儿媳怀孕，全家人高兴极了，共同期待着小生命的到来。儿媳定期进行各项检查和筛查，每次的检查结果都一切正常。
我把早已买好的银腰带送给了儿媳，还专门帮她订购了一个胎教和早教的播放器。
亲家母也开始备置各种婴儿用品，儿子儿媳更是欣喜地开始搜罗各类胎教、幼儿教育、母婴饮食宝典，关注各类育儿公号和网站。
国庆节，我们定好了高端的月子中心，只等孩子的出生。
儿媳在怀孕期间通过了全国司法考试，我戏称孩子将来有可能是大法官或大律师，大家都认为这腹中的宝宝是我们的幸运儿。
2018年12月15日，我陪着儿媳按照预约进行了大四维检查。这次检查的结果，让我们全家登上了一艘上下颠簸的海盗船，饱受折磨。
孕30周，大四维彩超检查发现胎儿心脏异常，几个医生会诊后出示了检查报告，建议我们到上级医院复查或终止妊娠。
我立即通过关系找到市中心医院，插号复查大四维，复查结果与妇幼保健院基本一致，建议终止妊娠。
看到这个结果，我婉转地说了一些先天性心脏病孩子的预后情况和家庭所遭受到的痛苦，言语中流露出要儿媳终止妊娠的意思。
儿媳当场就哭了起来说：“怎么能轻易放弃呢？”
晚餐时，从事法律工作的老公严肃地对儿子儿媳说：“不管怎么样，生的孩子一定要是健康的，不能有先天性疾病。”
我也附和着说：“先天性心脏病治疗起来很麻烦，孩子很遭罪，大人也痛苦。”
见儿媳面色难看，闷声不响地胡乱扒着碗里的饭粒，儿子回复我们，明天到省里复查后再说。
晚上八点多，儿媳终于花300元挂到了第二天的专家号，是长沙一家医院的一位全国著名的小儿心脏外科专家。
因为时间紧急，儿子决定即刻赶往长沙，我决定陪他们去。可能因为过分紧张，出发时儿子的车子发动几次就是动不了，我担心半路出事，要求老公开车一起去长沙，住在医院附近的酒店。
12月16日，我陪着儿媳先到产科诊室做了例行检查。
我俩反复问了这个胎儿的心脏问题，主治医生检查后，说这种情况很常见，没有多大问题。
儿媳出来后，很高兴地告诉儿子这个结果，当时她就猛烈抨击市级医院的医生技术：“那些人还说要终止妊娠，真的是胡说八道。”我知道，她有些怨我了。
下午，我们排队等到五点，才见到那个全国著名的小儿心脏外科教授。他看了我们带去的相关检查资料，告诉我们可能是胎儿心脏横纹肌瘤。
教授介绍说，这种瘤一般是良性的，在胎儿出生前后的一段时间内可以自动吸收，即使不吸收也可手术切除，术后不会给孩子的生活质量造成影响。
为了让我们宽心，教授还告诉我们前段时间，他刚为一个妊娠八个月的早产儿做了心脏横纹肌瘤的手术，手术很成功，孩子现在已经康复出院。
他的一番话卸下了压在我们心上的石头，教授建议我们再到省妇幼做一个大四维检查和胎儿颅脑CT，排除神经结节病。
出了诊室，我将结果告诉了等在门外的老公，儿媳打电话告诉了她父母，让他们放心。
两天没有吃好睡好的我们，晚上痛快地在这个娱乐之城海吃了一顿。
12月17日，我们赶到省妇幼保健院做了大四维，检查报告上面明确写着胎儿右心房内1.39x1.34x1.43cm大小的高回声光团（疑横纹肌瘤）、心包腔积液（0.34cm）后，教授说没有问题，叫我们回当地定期检查，不用多虑。
儿子儿媳心定了下来，决定继续妊娠。
我的心仍悬着，建议他们多找几个专家看看，我又将检查报告发给同学医院的专家诊断。
连续几天，我又按照检查报告单上的词语，从网上搜查横纹肌瘤的相关词条，在线咨询了北京上海各大医院的专家，得到的结果和该教授说的基本一致。
这样，我的心才放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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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又恢复正常，大家忙着添置孩子出生后的日常用品，儿子趁着元旦节商家的促销，还添置了婴幼儿汽车座椅，托国外的同学订购了婴儿奶粉，预约拍写真集。
大家忐忑不安又满心期待着这个小生命的到来。
为保险起见，孕35周时，儿媳又在市妇幼保健院做了一次大四维彩超。检查回来后，我趁着他们外出拍孕妈写真集的时候，偷看了儿媳的检查报告。
报告显示心脏内的阴影大了许多，而且还出现了大量心包积液和胸腔积液，我觉得情况很不妙。
为了不造成惊慌，孩子们回来后，我假装没事地问检查结果怎么样，儿子说教授看完市妇幼的检查报告，要他们到省妇幼再做一个大四维彩超。
此时，我发现他俩的情绪有些低落，隐隐透着不安。
很快，儿媳到省妇幼复查后，把检查结果通过微信发给此前的那名教授。
教授看过后，担心出现胎儿心梗，要求他们尽早来医院进行胎心监护。
我有了不好的预感，打电话给儿子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要慎重考虑啊，不要抱侥幸心理。”而他只是简单地回应着“知道”。
知子莫若母，我知道，到了这个份上，他对于我们的焦虑和担忧以及言外之意，不是不懂，只是难以取舍而已。
教授的权威经验和信心满满、胸有成竹的话语更是让他们对这个孩子充满了信心，认为孩子没有多大问题，即使出生后要做手术，他们也相信教授能搞定。
想着儿媳怀胎九个月以来的辛苦，我不忍心逼他们去终止妊娠，只能随他们去赌一把。我只是告诉儿子，今后无论发生什么，你都得扛住。
1月29日上午，教授所在的医院安排他们办理了入院手续，儿媳接受每天24小时的胎心监护。
1月30日11点左右，儿媳突然打电话告诉我，胎心监护时，胎儿心跳突然出现异常，高的时候170-180/分，低的时候40-50/分 。
产科主任检查后，说胎儿开始出现宫内窘迫，随时有胎死宫内的危险，并邀请了新生儿科和小儿心脏外科的专家会诊。
如果要救孩子，最好马上剖宫手术，但必须做好心理准备，手术后也有可能会出现人财两空的情况。
突发情况让我心里明白，孩子情况不乐观，心想如果胎死宫内，总比出生后人财两空强。我告诉儿媳，我们马上过来，等明天医院教授大会诊后再说。
儿媳坚定地回答我：“我签字了，马上手术，我要救孩子。”说完，她便挂断了电话。
我马上打电话给儿子：“难道不可以等一天吗？”儿子焦急地回答：“还等，就有可能胎死腹中，教授说了，只要孩子出生，他就有办法救孩子。”
不容我多加解释，他就要我赶紧去准备大人和小孩的用品，随即挂了电话。
对于儿子他们的一意孤行，我有些担忧，在微信中留言“在腹中是胎儿还不能算作人，出生后只要有一口气就是人”，希望他俩能够慎重考虑。
儿子没有回复我的消息，只是发过来需要带的母婴需要的东西清单。
1月30日下午3点左右，当我们一路奔波赶到医院的时候，儿媳早已进了手术室，下午3：41，儿媳剖宫产一男婴，孩子先由护士用婴儿床送出了手术室。
护士告诉等在手术室外的我们，母子平安，母亲还在进行缝合和观察；新生儿出生评分基本正常，需随即转送新生儿科。
等在手术室门外的我们，全都迫不及待地围到了孩子面前，看着他闭着双眼，一脸白色的胎脂，高高的鼻梁，小小的嘴巴，穿着我们买的新衣服，带着一顶有着许多星星图案的帽子，可爱极了，完全不像一个生病的孩子。
孙儿的外婆和外公摸着他的小脸，都说没事了，稳妥了。
我望着这个小小的人儿，深深担忧弱小的他能否承受住即将面临的一切。我不知道万一孩子不能挺住，儿子儿媳是否又能经受得住这些打击。
一回头，我发现儿子眼里含着泪花，痴痴地盯着孩子，手在孩子的额头上轻轻地抚摸着，喃喃自语：“我一定要做一个好爸爸！”
还没等我们看够孩子，护士就催促着把孩子送往新生儿科，我目送表情复杂的儿子和护士推着婴儿床上的孩子，进了去往新生儿科的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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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儿媳出了手术室安顿好后，我也紧跟着来到新生儿科，一道长长的墙壁将病房和家属等待区隔断了，只有一个小小的窗口与之相通。
看见我过来，等待已久的儿子抬起头，泪水盈眶，轻轻地说：“妈，我刚刚抱了一下我儿子，他好轻啊。他应该没事吧？”我故作镇静地用手拍拍儿子的后背：“应该没事的，教授不是说有办法吗，别急啊。”
我和儿子沿着病房外的一扇扇窗子去看，可窗子都被窗帘遮住了，偶尔听到一些孩子的哭声，每一声哭泣都揪着我的心。
胡思乱想的我和心神不宁的儿子呆呆地坐在家属等待区，等待护士来办理相关手续。
办完孩子的住院手续，收拾好心情，我们回到产科病房。
儿媳一见我们进门，就急切地问：“我崽怎么样？他出来的时候，我听见他哭了，声音很亮，他不会有事的，对吧？”
儿子紧握着她的手，告诉她：“周四就可以去看他。医生已经安排他去做新生儿心脏彩超和其它检查了，有可能明天就会安排手术，到时会由教授亲自做，你别担心先休息吧。”
也许是身心疲惫，经过一场手术，加上麻药的作用，儿媳很快就闭着眼休息了。
1月31日8点，我和儿子一起到小儿胸外科办公室去见教授。
一见面，教授告诉我们，昨晚上孩子做了心包穿刺术，放了积液，新生儿情况很稳定。
根据检查情况也基本排除了神经结节病，颅内没有病变，决定上午就进行手术，要我们签字。
主治医生拿来一叠早已打印好的资料过来，儿子强作镇定，颤抖着签了一个又一个同意书，告知书。
等待的过程尤其难熬，下午两点多，儿子跑去打听，没有消息。
亲家母说没消息就是好消息，我静默着。焦急、不安、恐惧伴随着我们，但我们互相都装着没事。
晚上七点多，小儿胸外科的医生打电话告诉儿子，手术很成功，孩子已经转到重症监护室，叫我们放心。
儿子和儿媳拥吻而笑，悬着的心放下来。病房内，我们四个人脸上露出了轻松的笑容。
可能是紧绷的神经好不容易松懈了，儿媳这个时候才感觉到了伤口疼痛，儿子把手轻轻放在她腹部摩挲着说：“老婆，你这一刀总算没有白挨。”
总算等来了好消息，我们计划第二天儿子去当地派出所给孩子上户，到社区买医保。
经商量，我和儿子当晚回酒店休息，由亲家母陪床。
晚上，我和儿子回到酒店休息，儿子一沾床就睡着了，望着那些本不该属于他的白发和胡子拉碴的憔悴面容，我泣不成声，担心打扰孩子休息，我偷偷躲进了洗手间抽泣。
半夜，我突然听到儿子在梦中哭泣，我赶忙叫他，他梦呓般地说了一句“好怕啊”，又睡了。
后来，在我半梦半醒的时候，儿子起床了，说儿媳昨晚上肠道通气了，想吃粥了，他去买粥，先去了医院。
等待孩子苏醒的过程，焦灼难熬。
2月1日上午11点左右，在外办理孩子户口和医保的儿子打电话给我，让我去医生办公室。我顿时感觉情况不妙！
在医生办公室，主治医师告诉我，孩子术后一直没醒，没有对光反射和自主呼吸，颅内有出血症状，孩子的胸腔被再次打开，以减轻压力。
情况不容乐观，要家属有心理准备。
医生说可能孩子早产，难以承受这么大的创伤，不能正常苏醒。有可能孩子就这样走了，有可能醒来也是植物人。
惊慌失措的我，泪水止不住地流，随即把这个情况电话告诉了儿子，儿子在电话那头顿了一会，让我暂时隐瞒这个情况，等他回医院再说。
我强忍着悲伤，擦干眼泪，回到病房，亲家母招呼我吃饭，关切地问我去哪了，我不敢看他们的眼睛，骗说去厕所了。
我背对着他们，胡乱扒了几口，就和衣躺在陪护床上，用围巾蒙着头，面朝墙。我不敢让她们看出异样。
下午四点多，儿子终于回到了医院。医生说，术后一般是八个小时内就会苏醒，很少有这么长时间还没苏醒的，后果难以估计。
我抱着儿子说：“孩子可能没救了，我们放弃吧。”儿子点了点头，他含泪把我送到电梯口，要我先上去，说他走楼梯到楼下重症监护室去看看孩子。
看着儿子步履不稳地转进楼梯间，我又偷偷地跟了上去。接着，儿子躲在黑暗的楼梯拐角处，蹲在地上抱着头，压抑着声音开始抽泣。
我流着泪，轻轻地走到他身后，用手轻轻地抚摩着他的头。儿子好似受了惊吓一样抬起头，惊恐地看着我：“妈！”随即，他把头靠在我腿上哭了出来。
晚上7点多，儿子终于等到了教授，教授看完孩子后跟他说，呼吸机暂时不拆，让孩子自己自然走。
他回到病房，将情况告诉了儿媳和亲家母，孩子一直没有醒，有可能醒不来了。
儿媳顿时就哭了出来，并且出现了手脚抽筋。我含着泪赶忙帮她按摩，亲家母泪水涟涟，不停地拿热毛巾给她做热敷。儿子抱着儿媳的头，脸贴脸，连连哽咽地说：“老婆，对不起，对不起……”
不知按摩了多久，儿媳的手脚肌肉才松弛，停止了抽动。她闭着眼，不言不语，儿子靠在床边，握着她的手。
我起身到了厕所，打开水龙头，哭了起来。紧接着，亲家母也跟进了厕所，在哗哗流动的水声中，我俩抱头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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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日早上，主治医生打来电话告诉我们：“孩子昨晚十一点多有了微弱的对光反射和自主呼吸。”
孩子开始苏醒了！
听到这个消息，悲喜交加的我要求医生带我们去重症监护室看看孩子。
医生带着我们进了重症监护室，我们换好衣服鞋子，在教授的引导下，来到了孩子身旁。
当我们看到上着呼吸机，胸口蒙着纱布，面色苍白，双目紧闭的孩子时，儿子含泪问了一句：“这是我的孩子吗？”
我走近孩子，泪水止不住流了下来，俯在婴儿抢救床边，仔细看着孩子，想拿开孩子的衣服看看。医生说胸部的伤口打开了还没有缝合，要我小心别碰着孩子。
我摸着孩子的小脸，哭出了声。我压着声调，哭着问孩子：“你真的不愿睁开眼看看我们吗？你难道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回去吗？”
泪眼朦胧的我，仿佛看到孩子的眼皮动了一下，貌似要睁开的样子。
“妈，你快看啊，孩子的嘴巴在动。”儿子哭着在叫我，嘴里插着管的孩子嘴唇真的动了一下。
我贴得更近了，哭着唤孩子的小名，不停地对孩子说：“你睁开眼看看我们啊，你看看我们啊！”
儿子的哭声传到了我的耳朵里，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感袭来，我全身颤抖，双腿发软，几乎站立不稳。身旁的儿子赶忙扶住了我。
教授指着孩子跟我们说：“你们看，孩子开始有反应了，难道你们还要放弃吗？”我没理会教授，几乎要趴在儿子身上了。
我感觉到儿子也在全身发抖，他哽咽着对教授说：“我们听你的。”
擦干眼泪，回到产科病房，强装镇定的儿子将情况简单地告诉儿媳和亲家母，她们又哭又笑：“醒了就好，醒了就好。”
吃完中饭，儿子继续去医保局办理孩子的医保手续。
悬下的心刚放下没多久，下午三点左右，儿子又打电话告诉我，医生打电话说孩子情况危险，下了病危通知，要孩子父母签字。他一时赶不到医院，让我和儿媳去。
我颤抖着把情况告诉儿媳，话还没有说完，她的眼泪就蹦出来了，马上就从床上下来，衣服还没来得及穿，就说要走着去。
我跑去借来轮椅，让她坐下，又抱了一床被子盖在她腿上。我们推着她到了重症监护室。
我悄悄地跟医生商量，不要让儿媳去看孩子，我怕她看到孩子浑身伤口的样子会受不了。
儿媳含泪在病危通知书上颤抖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祈求着说想看看孩子，被医生拒绝了。回到病房，她蒙着被子大哭了一场。
2月3日，产科给儿媳开了出院通知，儿子决定留在医院，说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医院不放心，想陪着他，于是我们四个老人暂先带着儿媳回家。
2月4日，年三十的下午，儿子风尘仆仆地赶回来，简单地告诉我们，孩子目前情况基本稳定，医生说如果没什么事，等到春节放假结束再到医院去就是。
看着他紧锁的眉头，我知道他又在报喜不报忧了。在强颜欢笑的气氛中，家里六个人坐在一起，看着春晚，迎来了猪年。
春节期间，儿媳总是碎碎念，说要让孩子一出院就有充足的母乳，我就每天变着法子做各种各样发奶的汤水给她吃。每当看到儿媳拼命喝着大碗大碗的寡淡的汤水时，我们都故作轻松地表扬她。
为了防止乳汁淤积和乳腺炎，我每天都要帮她做几次按摩，进行拔乳。
当她看见拔出的淡黄色初乳时，眼泪就下来了，问我可不可以冷冻下来留着给孩子吃。她总是念叨着：“我的孩子还没来得及吃我的奶呢……”
连续几天，儿子委托在医院上班的同学，通过医院内部系统查看孩子的病情记录，当我们得知孩子的情况朝着好的方面发展，偶尔能进食少许牛奶时，心情慢慢轻松起来了。
春节七天假期间，院方也没有任何消息传过来。大家带着希望，提心吊胆地度过了2019年阴雨绵绵的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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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1日，春节假期刚一结束，天还未亮，儿子就出发赶往医院。
上午10点多，我接到了儿子的电话，他压低声音让我躲到一边去听电话，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儿子在电话里告诉我，孩子2月7日开始出现大量胸腔积液，检查发现上腔静脉梗阻，需要再次手术。
末了，儿子声音嘶哑的说：“你先不要告诉茜茜，我怕她接受不了。”
我心神不宁地在家为一家子人做饭，做家务，等待着长沙那边儿子的消息。
2月12日下午四点多，儿子告诉我，孩子再次进了手术室。直到晚上十一点多，我才接到他的电话。
电话里，他透着疲惫和伤心。教授告诉他，这次打开心脏，又发现长了肿瘤，而且堵在上腔静脉口，所以又做了血栓清除和肿瘤组织清除术。
孩子的肿瘤病检结果是血管内皮细胞瘤，而且成乳头状，术后复发率可达40%-60%。这个病复发率太高，教授也没有把握估计预后。
儿子的话让我冷静下来，告诉他长痛不如短痛，好好考虑一下。儿子说：“我知道是恶性肿瘤后，我就想好了，我不想让孩子再继续独自受这种折磨了。”
我把这些告诉儿媳后，她哭着抱住我说：“妈，对不起。”我抚摸着她凌乱的头发说：“你对得住孩子了，为了救他，你也挨了一刀，为了他，我们都尽力了。”
儿媳要我们带孩子回家，她想要看看孩子抱抱孩子，要让孩子在亲人的陪伴下度过最后的时光。
2月13日上午，我和老公去往长沙，陪同儿子办理相关手续。晚上，我们见到从手术台上下来的教授，教授这次没再坚持，说尊重家属意见。
2月14日11点，医生拆下了孩子的呼吸机，我们带着穿戴整齐的孩子出了院。我们先带孩子去我们本地医院保守治疗，等孩子稳定一点，再让儿媳去看孩子。
一路上，我抱着他的时候，凑近他的脸，小声地唤着他的名字：“孩子，我们带你回家去啊。”他安静地在躺在我怀里，一动不动。
心急如焚的儿子开着车，朝着我早上联系好的本地医院一路狂奔。也许是为了赶时间，我们差一点和别人的车撞到一起。
来到医院，儿子的车还没来得及停稳，我就飞奔去挂号，颤抖的手在自助机上输入孩子的名字，几次都输错了。
老公和儿子带着孩子直接到新生儿科急诊室。儿子哭着喊：“医生，医生，快来看看我崽。”我赶忙将孩子的出院病历拿给了医生，医生看完病历，又看了看孩子，摇了摇头。
当医生宣布孩子已经走了的时候，我的心头一阵绞痛，接着晕倒了。
我们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但没有想到这一刻会来得这么快。
送走孩子后，我们保留了他戴过的那顶有星星图案的帽子，证明他曾来过。而我们，也曾那么痛的爱过他。这份爱也会一直持续下去，不仅于他，也是我们全家。
作者 | 秋韵儿 退休医生
编辑 | 小徐 文艺斜杠花季妇女
面对腹中孩子可能会出现先天性疾病，生还是不生，这真的是个难以取舍的大赌注。无论如何取舍，全家人相亲相爱、同心协力，一起共渡难关的决心与温情，才是这个选择背后的核心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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