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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名家对《本草纲目》的科学阐释

□ 周 彭 湖北蕲春李时珍文化研究会 
             



    编者按: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认为,李时珍和伽利略、维萨里在世界科技史上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生物学家达尔文,对李时珍的学说也非常推崇。我国著名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尊他为“医中之圣”。李时珍的名字与中国、与世界、与医学、与科学都紧密地连在一起。湖北蕲春李时珍文化研究会秘书长周彭将王世贞、鲁迅、郭沫若、达尔文对李时珍的评述分别进行解读,本版分3期刊登,与读者共赏。

 
                   坪蓬草生李时珍解其惑  
  每当谈起或想起李时珍和《本草纲目》,总让人感叹李时珍的艰辛与伟大。感叹之余,试着将王世贞、鲁迅、郭沫若、达尔文对李时珍的评述分别作了浅解。今年六月份北京中医药大学钱超尘教授受邀来湖北中医药大学作报告。我们有幸和钱老在武汉长春古观小聚,在谈及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含民族医药)名医故事,养生嘉言及民俗民谚的文化内涵”课题之《医中之圣·李时珍》的出版情况时,钱老禁不住对先贤的景仰与缅怀,即兴吟颂曰:“时珍东壁,医中之圣。本草纲目,中医所宗。海处遐方,延颈企踵。重辉冠世,玉振金声,昭昭若三辰之丽于天,滔滔犹四读之纪于地。诚所谓生繁华于枯荑,育丰肌于朽骨也。呜呼时珍,如日之恒,伟哉纲目,与日月同明。”

  历史有很多是偶然和必须不经意的结合。使文明从沧桑中走来,让后世在精彩中回味。也许,没有王世贞的序文,也就不会有《本草纲目》的问世,李时珍是幸运的。今天李时珍不仅声名显赫,而且大大高于王世贞,借《本草纲目》之盛,王世贞的序文亦被后世所称道,可以说王世贞是幸运的。

  王世贞乃明代著名文学家,后七子之首,才高名显,乃海内学界共仰的文坛泰斗。王世贞曾如此描述李时珍:“蕲阳李君东璧……睟然貌也,癯然身也,津津然谈议也,真北斗以南一人。”愧对当年赋诗讪笑李时珍:“李叟维肖直塘村,便睹仙真跨龙去。却出青囊肘后书,似求元晏先生序。华阳真隐临欲仙,误著本草迟十年。如何付与贤郞舄,羊角横搏上九天。”

  王世贞于公元1590年农历正月十五日,怀着对李时珍高尚品格的崇敬,欣然为《本草纲目》作序。王世贞以饱满的热情,绝世的文采,对《本草纲目》进行了超越时代的阐述,使这部“六朝文献”得以刊行天下,传之后世,造福生民!

  首先,作者用比喻的手法,肯定了《本草纲目》这部规模宏大著作的不朽。以古代圣贤来喻赞李时珍的伟大和杰出:“一足商羊,舒翅而舞,乃孔子而释疑;萍蓬草生,李时珍解其惑。”其后,虽有张华强记博识,嵇康善于辨字,倚顿善于识别宝玉,可惜像这样的有才能的人,已寥若晨星。

  其次,言李时珍来弇山园找王世贞为《本草纲目》作序,内容主要是通过李时珍的叙述,详细介绍了《本草纲目》的写作思路与方法,即改变了沿袭千余年的《神农本草经》的上、中、下三部分分类法,首创十六部:水、火、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与人。这样的分类有其科学性,首以水、火,次以土,水、火为万物之先,土为万物之母也;次之以金、石,从土;次之以草、谷、菜、果、木,从微至巨;次之以服器,从草、木;次之以虫、鳞、介、禽兽,终之以人,从贱至贵。

  王世贞是同意并且赞扬十六部分类法的,所以才在序中写道:“旧本一千五百一十八种,今增药三百七十四种,分为十六部,著成五十二章,虽非集成,亦精大备。”

  最后,是“序”的重点,给予了《本草纲目》以高度评价。首先肯定了李时珍《本草纲目》的写作思想与方法,并赞扬李时珍为了写《本草纲目》,“上自坟典,下及传奇”,凡是与药物学相关的内容,无不详尽采录。使人仿佛进入金谷之园,园中佳品绚丽夺目;又如登上龙君之宫,各种宝藏尽陈于前。也如面对冰壶玉镜,一根根毛发都可以清楚地数出。这是赞扬《本草纲目》对药物搜罗齐全,而且纲目清楚,取正名为纲,附加解释为目,其次以集中解释,辨疑修正错误,详细论述其出产地、气味、主治及作用,博而不繁,详而有要。如此丰富的著作,岂能以一般的医书同等看待呢?结尾时,王世贞还不遗余力向书商倾情推介:“这部《本草纲目》,如果藏匿于深山石室之中,是不恰当的,何不刊刻发行,让天下后人也能像品味杨雄的《太玄经》那样,去学习研究,造福人类呢?”

  《本草纲目》诚如王世贞所言,“博而不繁,详而有要,综核究竟,直窥渊海,兹岂禁以医书觏哉?实理性之精微,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录,臣民之重宝!”

  帝王将相,浪滔逝去;才子佳人,风骚不留。惟有人民之子、之友,国家之经、之纬,才可不朽。而蕲阳李时珍,便是这样“经纬”之人。立功立德者青史长留,著书立说者翰墨永馨。

 

                    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本草纲目》大约在17世纪末或18世纪初,由来华使者从海路带入欧洲各国的。公元1682年在德国法兰克福出版的拉丁文《中医范本》,作者卜弥格在我国广州传教期间,在与中国医生接触的过程中,受中医文化的影响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书中有关本草学方面的内容,所载药物多虽为华南两广所产,但列举的289种中药却几乎全为《本草纲目》所载。虽然该书不能被看作《本草纲目》的译本,但至少可以说这是欧洲学者关注《本草纲目》的实用价值的开始。

  公元1732年法国著名医学家在澳门行医时得到一部《本草纲目》,并按书中所载收集了80种矿物标本,并逐一标出中文名称并译成法文,算是欧洲学者对《本草纲目》的不完全译本,公元1857年被巴黎自然史博物馆收藏。公元1896年,由德·梅里和库日尔把该书译本发表于巴黎的《亚洲杂志》上,引起了法国科学界的极大兴趣。

  公元1735年法国巴黎出版社,根据27位传教士的手稿编辑整理的《中华帝国全志》,在第三卷中将《本草纲目》卷首部分摘译成法文,为欧洲公开出版的节译本,而且立刻引起全欧洲各界人士的关注。使《本草纲目》在欧洲迅速传播开来,并掀起了一股《本草纲目》的研究热潮。《中华帝国全志》首版很快被销售一空,次年在海牙再版,同时在伦敦被译成英文,更名为《中国通史》。公元1748年左右被译成德文出版。公元1738~1741年被译成两种英文出版发行。公元1771~1777年被译成俄文在圣彼德堡问世。

  18世纪瑞典著名生物学家、植物分类学创始人林奈的《自然系统》亦受到《本草纲目》的直接影响,并从中受到很大的启发。

  19世纪初,法国植物学家、医生兼汉学家勒牡萨对《本草纲目》的研究和介绍大大推动了它在欧洲的传播。公元1812年他用拉丁文发表一篇以《本草纲目》为主要参考文献而有关中国本草学的著名论文,该文对《本草纲目》的内容科学价值进行了深入的论证。值此,欧洲学者开始了对《本草纲目》的专门研究。如英国的韩伯里、史密斯、福特、柯鲁,法国的德梅里、克伯勒,俄国的塔林诺夫、贝勒、柯尔尼耶夫斯基等学者对《本草纲目》进行全面的研究。

  让中国人感到骄傲的是,学者研究发现,对人类社会产生过深远影响的达尔文曾经参考过《本草纲目》,并且说这是“中国的百科全书”。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达尔文对中华文明的尊重,对东方科学的尊重。

  达尔文(1809年~1882年)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1809年出生于一个英国医生的家庭。1825年至1828年在爱丁大学学医,后进入剑桥大学学习神学。1831年从剑桥大学毕业后,以博物学家的身份乘海军勘探船“贝格尔号”作历时5年(1831年~1836年)的环球旅行,观察和搜集了动物、植物和地质等方面的大量材料,经过归纳整理和综合分析,形成了生物进化的概念。1859年出版《物种起源》一书,全面提出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学说。该书出版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成为生物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自然选择的进化学说对各种唯心的神造论、目的论和物种不变论提出根本性的挑战。使当时生物学各领域已经形成的概念和观念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随后达尔文又发表了《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人类由来及性的选择》和《人类和动物的表情》等书,对人工选择作了系统的叙述,并提出性选择及人类起源的理论,进一步充实了进化学说的内容。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第一章“在家养状况下的变异”中说:“如果以为选择原理是近代的发现,那就未免和事实相差太远……在一部古代的中国百科全书中已经有关于选择原理的明确记述。”其后,在他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1868年)一书第20章“人工选择”中,又引用中国资料达几十条之多,作为他选择的学说例证中,我们的祖先不仅认识到变异的普遍性和它同环境及条件的关系,而且认识到可以利用变异为材料,通过人工选择来培育新品种。

  据科学史专家潘吉星考证,达尔文说的“古代的中国百科全书”,指的就是《本草纲目》。如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中谈到鸡的变异时指出:“倍契先生告诉我说……在1596年出版的《中国百科全书》曾经提到7个品种,包括我们称为跳鸡即爬鸡的,以及具有黑羽,黑骨和黑肉的鸡,其实这些材料还是从更古老的典籍中搜集来的。”倍契是当时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图书馆东方文献部主任。《本草纲目》卷48禽部鸡条确实有同样的内容。鸡的品种是丹雄鸡、白雄鸡、乌雄鸡、黑雌鸡、黄雌鸡、乌骨鸡、反毛鸡和泰和鸡。在乌骨鸡中引用的更古老的典籍有李防的《太平御览》等。另有一处是关于金鱼的记载,达尔文的材料直接引自《金鱼饲养》一书,而《金鱼饲养》的资料来自《本草纲目》和郎瑛的《七修类稿》。

  其实李时珍和《本草纲目》对世界的影响远远不止达尔文这样的科学巨匠,达尔文的学生,英中友好协会会长、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东亚科学技术历史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技术史》主编李约瑟博士,对李时珍的尊敬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为此,他不仅起了个中国人的名字,还将李时珍的“李”作为自己的姓氏。并评价李时珍:“作为科学家,达到了同伽里略、维萨里的科学活动隔绝的任何人所能达到最高水平。”

  十九世纪著名的《本草纲目》研究家,俄藉学者贝勒对《本草纲目》多次给予高度评价:“植物学上若干问题的解决,大有待于中国植物学典藉之研究;栽培植物之源地这一问题,所赖尤多。”“《本草纲目》为中国本草学之名著;有此一书足以代表……李氏洵不愧为中国自然科学界卓越古今之一作家,后此,本草著作盖无能出其右者。”

                  伟哉夫子,将随民族生命永生   
  鲁迅说《本草纲目》“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

  新文化革命的先驱者鲁迅,一生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培育新生力量,同时,他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中,意思是提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长期以来,许多人都误会鲁迅对治疗身体疾病的祖药典籍,是从不感兴趣的。其实不然,因为他也曾说过:“我后来也看看中医的医药书。”

  这“也看看的医药书”,主要是指《本草纲目》。“偶然翻翻《本草纲目》,不禁想起了这一点。这一部书,是很普通的书,但里面却含有丰富的宝藏,自然,捕风后捉影的记载,也是在所难免的,然而大部分的药品功用,却出历久的经验,而尤其惊人的是关于毒药的叙述”(《南腔北调集·经验》)。鲁迅先生在这篇文章里,举出令人信服的实例,否定了积久相传的“神农尝百草”的说法,肯定了医药也是由“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

  对李时珍这位“搜罗百氏,采访四方”“远穷僻壤之产,险探麓之华”的我国古代著名的医药学家,鲁迅先生是赞赏有加的。许广平在《关于鲁迅的生活》中,写道:“他说‘中国没有肯下死功夫的人,无论什么事,如果继续收集材料,积之十年,总可成一学者。’”在《而已集·读书杂谈》中,鲁迅曾说:“这是的确的,实地经验总比看、听、实想确凿。”《南腔北调集·经验》中,鲁迅又说道:“如《本草纲目》就是。而且这书中的所记,又不独是中国的,还有阿拉伯人的经验,有印度的经验。”

  许广平在《略谈鲁迅对祖国文化遗产的一二事》中回忆道:“记得他在上海活着的时候,常常和周建人先生相见,兄弟俩在茶余饭后,总要谈话,谈话内容,其中就会从植物学谈到《本草纲目》。”由此可见,鲁迅先生对这部祖国医学典籍极为重视。

  鲁迅先生对《本草纲目》的大力推崇,反映出他对祖国文化遗产的珍视,他一再强调人们现在能够懂得许多药物的性能,乃是古代劳动人民付出血的代价而取得的经验。1933年6月,鲁迅先生写道:“古人所传授下来的经验,有些实在是极可宝贵的,因为它曾经费去许多牺牲,而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而这“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正是李时珍及《本草纲目》给予世界人民的伟大贡献。

  解读郭沫若之李时珍题词

  郭沫若先生在1952年,为李时珍题词:“医中之圣,集中国药学之大成,本草纲目乃1892种药物说明,广罗博采,曾费30年之殚精,造福生民,使多少人延年活命。伟哉夫子,将随民族生命永生!”

  “李时珍乃16世纪中国伟大的医药学家,在植物学研究方面,亦为世界前驱。”

  这不但是对李时珍的丰功伟业作了高度评价,亦说明了李时珍撰写《本草纲目》的艰辛。

  郭沫若先生,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科学院院长,受周恩来总理委托,写下了上面的传之后世的精典题词。郭沫若先生不愧为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字学家,学贯中西、博古通今,集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与现代科学文明于一词。先以“医中之圣”来奠定李时珍的历史地位,继以朴素的语言叙述李时珍在攀登药物科学的高峰过程中,广罗博采,数十年殚精竭虑,历经千辛万苦,终以顽强的毅力编纂了集中国药学之大成的《本草纲目》,造福生民,为人类健康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以生动感性的语言来表达对李时珍的无比崇敬——“伟哉夫子,将随民族生命永生!”

  李时珍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也是世界人民的骄傲,《本草纲目》是世界人民共有的宝贵财富。郭沫若先生为此作了补记:“李时珍乃16世纪中国伟大的医药学家,在植物学研究方面,亦为世界前驱。”

  郭沫若先生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及丰富的文化内涵,仅用92个字便对李时珍的不朽功勋作出了生动贴切的描述,此题词与明代著名文学家王世贞的《本草纲目》序交相辉映,各得益彰,从而使他们成为在李时珍中医药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推动者。

  今天,我们有些专家学者,尚未完全理解郭沫若先生的李时珍题词,认为“医圣”当是张仲景,药王即为孙思邈,李时珍不应称为“医圣”。其实不然,郭沫若先生作为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字学家,怎么会不知道这个道理呢?郭沫若先生所称的“医中之圣”,与封建社会古代帝王的封圣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李时珍是集中国药学之大成者,《本草纲目》则被誉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尊重,与《伤寒论》、《千金方》并称为中医的三大学说。郭沫若先生出于对科学文明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尊李时珍为“医中之圣”,恰于其分,彰显了郭沫若先生洞悉历史古今的睿智,他没有称李时珍为“医圣”、“药圣”,而是尊他为“医中之圣”,即是一种广义上的尊称,凡我国医药界最杰出的医药学家、对人类有伟大贡献的医药学家,皆都可称之为“医中的圣贤”。

  1963年12月10日,郭沫若先生在湖北省博物馆参观后,欣然为李时珍再次题辞,以表达对李时珍的崇敬。

  “李时珍是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他在药物学中尤其有特出的成就,他的本草纲目记载药物近两千种,具有总结性与创造性的特色,使中国医术得以推进,人民健康有所保障,他已被公认为世界第一流科学家中一位显著的人物,当永远向他学习。”     (原载《中国中医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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