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提起诺贝尔和平奖,
在此奖项的被提名者中,
曾经有一位唯一 来自中国的女性。
她曾被来自全世界,
24个国家的300多知名人士联合举荐。
别人都是一生一世活着,
可她这辈子却活出了“三生三世”,
如今96岁的她,惊艳了时光,
也留下了一段不朽的传奇!
她,就是聂华苓
1925年1月11日,
而这表面看来岁月静好的幸福,
其实是一场婚姻骗局。
母亲生下她七八个月时,
竟发现父亲原来早有妻儿!
母亲气愤不已,甚至想要吞金自尽,
可是看到尚在襁褓里的女儿,
只能含泪隐忍不发。
在她刚懂事的时候,
就知道父亲有两个妻子,
“妈妈你是孙太太,
爹爹还有一个张太太,
我们住汉口,他们住武昌。”
谁能料到,母亲婚姻的隐痛,
多年后竟也成了她的不幸。
在这个大家族里,尽管父母关系冷淡,
但好在父亲有官职在身,日子还算安稳,
11岁那年,
父亲在战乱中不幸被枪杀,
同父异母的大哥马上与母亲争夺家产,
最后她和母亲,还有3个月大的弟弟,
都被赶出了聂家。
孤儿寡母流落到宜昌,
母亲将希望寄托在了她的身上:
“苓儿,我送你去四川读书。”
她一听要去那么远的地方,
大哭:“我不走!”
母亲一狠心:
“你非走不可,不读书没有未来,
我们一家人都活不了命!”
那年她才14岁,孤身一人搭上小船,
母亲孤立岸上连连招手:
“冷暖小心,不要挂念家,专心读书。”
之后,在模糊的泪水中,
她走向未知渺茫的人生。
她去了长寿国立第十二中学,
正逢抗战,日子过得很苦,
经常没饭吃,而比起物质的短缺,
学生们精神上更是陷入混乱,
每天都在“为中国向何处去”而掐架,
有人会在讨论结束时突然关灯,
没人能看见谁是谁,
胡乱抓着人就猛踹,
只听被打的人哀嚎:
别打我,我们是同寝室的朋友啊!
荒谬混乱,可笑又可悲的情形下,
一向喜爱文学的她,
心里仿佛有什么要流淌出来。
她写下了第一个短篇小说《变形虫》,
“一切都乱糟糟的,所有东西都在变。”
更糟糕的是,战火的波及,
让她不得不随大众一路流亡,
可她不知道,
这只是她一生漫长漂泊的开始!
聂华苓(左一)在大学
1948年中央国立大学毕业后,
在家人催促下,
她选择与同学王正路步入婚姻,
然而这段婚姻并没有爱,
只是两个人的报团取暖,
能比一个人的冷暖自知好一些而已。
第二年,她一家随着流亡的人群,
辗转来到台湾,
窝在小小的房子里,
有时碰上台风刮过,
薄板房子会震得咯吱响,
像是随时会开裂。
丈夫承受不了这种贫瘠生活带来的压力,
一度颓废,母亲年事已高,
又有幼弟要养,
她只能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在这陌生的环境里,
她如蜉蝣寄身无所适从,
迫切地想要从时代的分裂中,
找到曾经家国的归属感。
当时《自由中国》杂志正在招编辑,
她一听这是批评台湾时政的杂志,
马上选择了加入。
在这里,
她接触的全都是林海音的小说、
梁实秋的散文与余光中的诗句,
前辈字里行间的嶙峋风骨,
一点点感染着她。
那段时间非常辛苦,为了养家,
她需要同时兼任两份工作,
白天在杂志社当编辑,
晚上要去英文补习班教课。
而那时她还怀着身孕,
每天费力踩着自行车上下班。
身体上的辛劳或可承受,
但情感上的打击,
却让她一度哀伤不已。
她和丈夫的关系渐渐水火不容,
本来就无太多情感,在加上丈夫传统,
连她坐下来陪同客人聊天时,
也被视作不守家规。
八年来他们一直争吵不休,
丈夫一气之下,
竟抛下她和孩子,远去美国。
屋漏偏逢连夜雨,
丈夫刚走没多久,
她就收到大弟汉仲,
飞机失事发生意外的噩耗,
可还没等她办完丧事,
“白色恐怖”就蔓延到她的身边......
因为蒋介石七十大寿时,
《自由中国》一连七版发表文章批评蒋,
轰动全球也触怒了当局。
1960年的一天,
《自由中国》杂志社长雷震,
与三个同事突然被捕,
杂志也被当局禁止发行,
而她也整日受到严密监视。
随时都可能被逮捕,
活在“下一个就是她”的阴霾之中,
在这风声鹤唳的情况下,她仍无比倔强:
你们可以抓我,
却不能剥夺我说话写字的权利!
她依旧笔耕不辍,写下了:
《翡翠猫》《失去的金铃子》等小说,
以笔为剑,
表达她的感时忧国、爱恨自由。
但苦难命运还是给她重重一击,
母亲的去世,
让她支离破碎的心又雪上加霜,
母亲走后,
她和孩子在失落和恐惧中咬牙坚持,
但她不肯求助于人,害怕拖累朋友。
国民党当局对她的几次打压,
更让她痛到了极点,
她是他们眼中的“外人”,
这里不是她的归属,她说:
“我真是非常非常地孤独。”
许是承受的苦痛太多太多,
冥冥之中,她遇到了一个,
能带给她光明和希望的男人。
他叫保罗·安格尔,
一个高大英俊的美国现代派诗人,
在一次美国文化参赞举办的酒会上,
他们第一次相遇。
他幽默爽朗,她娇小美丽,
第一眼他就无法自拔。
他开始了热烈的追求,
她和他讲创作,讲独自抚养孩子,
他吃惊于一个女人,
经历过那么多生活的狂风巨浪,
眼神里依然充满智慧,
竟仍能活得如此坚强。
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
有一天,漫天繁星下保罗对她说:
“我想一直、一直、一直见到你,
和我回爱荷华好吗?”
她为他一直以来的深情所感动,
她觉得,
这是一个可以放心依靠的男人。
只是,真的要和他去美国吗?
她不舍得离开祖国的土地,
可形势越来越险恶,
大陆回不去,台湾没有容身之处,
前方是爱人的呼唤,
身后是时代的逼迫,
但是真的不想再漂泊了,
就这样纠结了足足一年,
最后她还是选择了随爱而去。
而这一次的流浪之旅,
让她终于摆脱以前的苦闷和黑暗,
走向了欢喜和光明。
在美国和保罗结婚后,
她的余生和他再也不可分割。
保罗扭伤脚休养,
她就在他身旁悉心照顾,
她端茶递水、满怀柔情,
每一个细节都让他觉得有情有趣;
伤好后他远行欧洲,
一进旅馆她的信已经等在那儿,
她写道:“再热闹的场合,
因为没有你,就觉得萧瑟冷清。”
孤身在外两个月,
等信、看信成了他最幸福的事。
她的生活平静而美好,
但那对祖国割舍不断的愁绪,
每日都萦绕在她的心头。
从大陆流浪到台湾,
又从台湾流浪到美国,
她想回却总是回不去的祖国啊,
带给无尽的苦痛,
也带给她无尽的思念。
于是,她把对祖国所有的爱和情,
《梦谷集》、《台湾轶事》、
《千山外,水流长》......
她从不用英文著作,只用中文,
而之后,
因她一个突发奇想的念头,
给世界,给中国,
都带来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
1967年的一天,她与保罗划船时,
看着波光粼粼的爱荷华河,
突然萌生出一个念头,
为什么不在写作工作坊外,
扩大视角,创办一个“国际写作计划”呢?
她想做一件此前从未有人做过的事:
“邀请不同国家的作家们,
一起来这里写作,
不同文化与成见,
每个人的角度都不同,
一定会碰撞出更多有意思的事情。”
可保罗起初是反对的:
“are you crazy?(你疯了?)”
遍请世界各地的名家,
这需要巨大成本还有层层落实的琐碎事务,
可她坚持说:
“let's try!那就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看她眼里光芒闪烁,信心无比,
保罗说:“好吧。”
就这样,心血来潮,
甚至有点感情用事,
居然成就了一个未来,
世界文学里程碑式的大事!
作家季季曾打趣说聂华苓的家,
就是小型联合国,
此后近十年,
她餐厅里那张长条桌上,
一批批各国的作家,
被她请来围着餐桌写作、研讨。
无论作家与诗人们处在什么境地,
只要接受邀请,
便可前往美国爱荷华,
过一段食宿无忧的日子,
他们可以写作,也可以不写,
可以聊天、参加舞会……
聂华苓甚至打趣,就算是跳河也没关系。
为此,她和保罗不惜花光积蓄,
这是世界文学史上,
开天辟地的一幕:
不同种族、不同国家、
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经历、
不同性格的形形色色的作家融合在一起,
全世界的文学在这里交流碰撞,
擦出亮丽的火花。
来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400多名作家与诗人参与过这个项目,
而这张被这1400多人围坐过的饭桌,
被人们誉为“一部文学史的餐桌”。
聂华苓与各国作家交流
而这些不同文化背景的创作者之间,
碰撞出了真正动人的部分。
当时埃及与以色列开战,
来她这里的一批作家中恰好有两人,
一位来自埃及,一位来自以色列。
最初见面两位作家怒目相对,
差点就掀桌子打起来。
可相处了三个月,告别时,
两位作家竟抱头痛哭。
其他作家觉得不可思议:
“你们是最大的敌人,也痛骂过对方,
最后却抱头痛哭。”
这是一种怎样奇妙的感觉?
他们把这样的“奇迹”归功于她和保罗,
因为她们给人带来真正的爱与关心。
“国际写作计划”就像是个文学大家庭,
不同国家与文化背景的作家坐在一起,
摒弃种族偏见与政治局势,
将自己真正拓宽成一个“人”的存在。
1976年,
来自全球24个国家的作家,
联合推荐她和保罗,
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他们称在艺术史上,从没有一对夫妇,
这样无私地献身于一个伟大的理想。
海外漂泊30年,她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
那片生她养她的地方。
1978年,中美局势有所缓和,
她就迫不及待回到大陆,
四处打听萧乾、丁玲等作家的下落。
第二年中美建交,
大陆作家也可以参与这个写作计划了,
令她无比兴奋,
马上就请来了第一位,
来自大陆的中国作家萧乾。
此后她请来许多从时代伤痛中,
走出的中国作家:
丁玲、茹志鹃、汪曾祺、冯骥才,
余华、莫言、巴金等大陆作家,
还有余光中、林怀民、蒋勋等台湾作家。
巴金(中)和聂华苓
她举办的“中国周末”聚会,
让很多人都十分难忘,
早年接触过她的作家回忆说:
她会细心观察每个人的需求,
每周带作家们去费用不菲的餐厅,
谁都会说她慷慨。
然而,她自己用了多年,
已经迟缓卡顿的旧电脑,
却始终舍不得更换。
这位作家不解,
每次吃饭都100多美金,
最好的电脑也不过400美金,
少请作家吃几顿饭不就解决了吗?
莫言说:“聂华苓更像母亲”,
余华和蒋勋评价:
“她身上有着一种英雄气概和侠义情结。”
迟子建说:聂华苓最早为,
新时期中国文学最活跃的作家们,
打开了看世界的窗口。
的确如此,国际写作计划,
为中国文学开启了一扇门,
引领中国文化走向美国,
更走向了全世界!
与此同时,
她的文学创作也登上新的高峰。
1980年她出版凝聚平生最多心血,
也最负盛名的那部《桑青与桃红》,
小说讲述主人公桑青在抗战、
内战、赴台的背景下,
如何惶惶终日逃亡奔走,
一边饱受压迫,一边满怀希冀的故事。
她说:“我不仅写一个人的分裂,
也写着中国受难的分裂……”
“归宿对漂泊的中国人而言,是场奢望。”
这本书一经出版就闻名全球,
书中融入了她半生流浪的悲欢,
无数和她一样,
被时代所迫逃亡、离别的中国人,
从中受到极大的鼓舞,
开始在残酷命运中寻找活下去的希冀。
因这本书,
她被誉为“当代中国文学之母”,
“世界文学之母”。
而写作之外的时间,她全给了爱情。
了解她的朋友都说:
“聂华苓是一个很坚强的女人,
只有像保罗这样的男人,
才能让她变得小鸟依人。”
她和保罗一起携手走过了20世纪的人景,
她们有谈不完的话,有共同做不完的事,
她每一刻都很满足。
但谁也没有料到,意外来得那么突然。
1991年,她们获得了,
波兰文化部颁发的“国际文化奖”,
在芝加哥转机时,
保罗说是要买份报纸,
可之后她怎么等也没等到他回来,
去找他时,只看到他躺在地上,
画面似乎静止,
巨大的痛苦显得迟缓而安静
多年后她还记得很清楚,说:
“自己坐末班机回来的那天,
爱荷华正下着雨。”
美国诗人、聂华苓丈夫保罗·安格尔(1908-1991)
她说:
她和保罗一同走过了20世纪的,
欢乐、灾难、死亡、生存。
保罗走后12年,
她写出了传记《三生三世》:
一世在大陆,逃亡;
一世在台湾,苦难;
一世在美国,死亡。
以保罗·安格尔命名的公寓
在保罗走后,
两个女儿要接她到身边生活,
可她一直没答应,
至今仍住在那个和保罗同住的红房子里,
从不打算离开,
二十几年来,
保罗的书房一点都没有动:
老式打字机、电话、
旧报纸、书、日历……
其中一面墙中挂满面具,
这隐喻着不同的人、
不同的文化、种族,
这也是他们的生活背景,
如今爱人已去,房子里的过客来来往往。
面具仍在,却逐渐陈旧,而她仍守着。
她还在他的墓碑旁,
给自己也留好了位置,
生要在一起,死也要在一起。
如今,她已经96岁高龄了,
仍继续担任“国际写作计划”的顾问,
这是她和保罗的孩子,
她要陪它到生命的尽头。
她接受采访时,回顾近百年人生,
她对着镜头坦然笑着说:
无恨,无悔,无怨,
时间到了,随风而去。
后辈蒋勋说:
“华苓的大笑让我觉得是了不起的,
因为她一生所经历的遭遇,
可以用笑声淡掉。”
这是她对自己一生的总结,
大陆、台湾、美国这三个地方,
就好像她的三生三世。
而她传奇的人生,
也代表了我们国家的一个蜕变,
时代面前,
个人无力无助,被命运所摆弄,
一生的逃亡,一生的流浪,
但永远磨灭不了,
她身为中国人的那种顽强气志!
她在深渊里起舞,
开启中华民族智慧的灯塔,
她近一个世纪的精彩人生,
惊艳了时光,也令人心生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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