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打爆了我的手机，甚至远隔重洋的朋友、千里以外的儿女均用这则喜讯激励仍在易水河畔写作的我。是啊，中国十万作家此刻都在作何感想？莫言到底凭了什么能摘此大奖？
无论喜滋滋还是酸溜溜，无论蔑视洋奖自称不屑还是为诞生世界级的作家一醉方休，毕竟这是鲜淋淋的现实，我们必须真切面对。从梁启超到鲁迅再到沈从文，我们几度与诺奖失之交臂，往事如昨令人惋叹。我们不是没有伟大的作家和一流的作品，困难的是以何种方式挤进世界文学的前沿，个种原因有作家视野的宽阔或狭窄，也有思维模式的僵化和惯久的一边倒，还有作品人性普泛意义的揭示和把握，更有翻译技术的隔膜和制约。每隔几年，我们的作家都会掀起为什么诺奖队伍中缺少泱泱中华的大讨论，其实深究起来无非是我们的作品过于看重商业化，或者有更多成分刻意于“主旋律”，加之身处浅阅读的文化生态环境，让作家们远离了抱负和责任，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仍有对现实思考极其深刻的精品在涌现，莫言的《蛙》就是最好的例证。
那么，为什么莫言的《蛙》在摘得茅盾文学奖后又能问鼎世界级奖项，个人认为因素如下。
一，作品主题的独特性。
人口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础，而控制人口又是现代转型的无奈抉择。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为天下瞩目，但就其纯粹的技术手段也为很多国家所诟病，笔者就曾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最高潮时亲身参与其中，深知其对政治、伦理、传统的冲击是史无前例的。那时候我想，若干年后我们该怎样看我们今天的手段，又该如何还原和解释这段历史？这是在用生命之痛、人性之痛交换国家发展和经济繁荣。如此敏感的题裁，那个作家敢碰？走进禁忌，该有超凡勇气，而这勇气源于作家敏锐的眼光和坚守的良知，庆幸的是我们国家在复兴道路上逐渐解除着文化禁锢，才让我们的作家敢发心声而于笔端。
二，不断打磨的耐久性。
莫言这部作品动笔于2002年，当时的题目叫《蝌蚪丸》，触动作家灵感的是1958年的一则旧闻：男女同房喝下14只蝌蚪可以避孕，与当今“喝红茶菌”“打鸡血”的形式极其相似，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为什么会重复同样的荒谬？于是他用一个剧作家观看自己作品的表现手法写了十几万字，觉得不满意，便搁置到2007年才重又动笔。我们说一部好作品要不断打磨，经得住时间的晾晒，才有可能思考得更深，观察得更透，写起来才更加成熟、饱满。
三，艺术手法的多样性。
《蛙》以解放前、文革中、改革开放和新世纪四个不同历史空间作为小说背景，围绕实施计划生育的不同叙事，让这四个空间互文参照，纠缠搅扰，把人性悲剧宿命化，国民痼疾精神化，气象辽阔，具有史诗风格。整篇写了五部分，每一部分用书信的形式开笔，使故事不论推得多远都能围绕在一条大的主线下，而结尾部分又采用九幕话剧的笔法，揭示人物内心的苦痛、现实的惨烈和对未来的憧憬，主人公“姑姑”从接生的快乐，到坚决不准超生婴儿活着的忠诚甚至疯狂，再到精神的救赎，以眼前泥塑婴儿一一复活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反思我们民族为了富强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充满强烈的寓言意味。而“蛙”的低卑形象、令人恐惧的眼神、咕呱繁复的鸣叫，刀锋般刺向我们的记忆深处，又反向深化了主题。
四，叙述语言的朴素性
从他的成名作《红高粱》我们可以感受到，莫言的语言气势宏伟，大气滂沱，泥沙俱下，既有诗意充斥，又有民间喧哗，是业内责疑的话题和描摹的范本。那么，如果用这类叙述语言去写《蛙》该更会显现意想不到艺术冲击力，但是这又给作品向外推介制造了翻译上的障碍。令人欣喜地是《蛙》的语言在力求返璞归真，用超然于世的第三者视角，干净地编织故事，简洁地塑造人物，朴素地谈论思想，这不能不说是莫言对个人风格的成功改造，也是一个作家在功成名就之后的自我升华，更是一个成熟作家能力攀升的生动体现，也为译者荡平了华语作品推介的难度。所以说莫言不获奖连上帝都会抱怨。
莫言出生在山东高密，那丰腴厚重的黑土、若猎猎旌旗直指天宇的红高粱，哺育了一颗善于忧思的伟大心灵，他曾在易县当兵服役、创作在保定起步，贯穿并主导民族风骨的易水文化，保持了一个作家道义的守恒。莫言在《蛙》杀青之后说：他人有罪，我亦有罪。我说：莫言获奖，受之无愧。我们说：这是他个人的荣誉，也是一个作家带给整个中华民族痛快淋漓的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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