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幸亏只耽误了我自己

回首我的插队生涯，我始终认为，不得不去插队的被选择耽误了我的一生。但是，我还是不得不庆幸，插队的逆旅只有短短的几年，被耽误的只是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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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68年至1972年在山西省运城县插队，虽然只有三年，但对我整个人生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在其后的数十年中，我都在多方努力扭转这种影响带来的不良后果。回首今生，庆幸的是插队的逆旅只耽误了我自己；庆幸的是拨乱反正，使祖父和父亲得到了应有的待遇；庆幸的是儿子能念到博士，在南开大学任教，使我的家庭又回到书香门第的轨道。

我插队的地方是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住窑洞，种梯田。那里缺水，井深十几丈，村里几口井，都是上几辈子先人留下来的，井口的青石让井绳磨出深深的壕沟儿。汲水用辘轳，井绳像小孩胳膊一样粗，两头拴着桶，一个桶上，一个桶下，汲水需要两个壮劳力一起操作，一个摇辘轳，一个拽井绳，汲两桶水至少要三四十分钟。插队伊始，学会汲水是我的头一堂课，但是一年以后我吃尽了汲水的苦头。那是第二年夏天，我被队里派到烧砖窑上“湮窑”。砖在窑里被烧红烧透以后，用水把烧红的砖浇灭，窑里的砖都变成青色，就是通常见到的青砖。窑上有一口井，四个劳动力分两班摇辘轳汲水，一班从太阳出摇到太阳落，另一班从太阳落摇到太阳出，昼夜往复不能停止，浇水40天，“湮窑”方能结束，每天摇辘轳摇得腰酸臂痛，精疲力竭。有时见到接班的一到，倒在砖窑的地上就睡着了。

还有一项劳动至今难忘。“扳（pan,二声）圏”，牛马驴骡在圏里拉尿，饲养员在牲口的粪尿上撒上黄土，牲口再拉，饲养员再撒，十天半月就可以堆积二尺厚，然后把混合牲口粪尿的黄土挖出来，把圏地清理干净，撒上一层厚厚的草木灰，整个“扳圏”结束。混合牲口粪尿的黄土，再经牲口的蹄子踩踏，变得非常坚实，挖起来很费劲儿，而且要在牲口耕作回来之前清理干净，也就是说两晌的时间必须把圏“扳”完，劳动强度非常大。我每次“扳圏”，即使十冬腊月，只穿一条短裤，依旧通身是汗。

类似艰苦的劳动还有很多，每次收工，往炕上一躺，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可是还得自己做饭。这一点我不如村民，他们收工回来，婆姨们已经把饭做好，即便吃得加糠带菜，但总归有口热饭吃。我则不同，再累也得自己做，除非饿着。更无法忍受的是，村子里没电，夜里照明，除了大队部有煤油灯，村民都早早睡觉，很少点灯，婆姨们夜里纺线织布点灯，菜油灯的灯花只有黄豆大。许多卓越人士在回忆录中都记载如何在农村的长夜中挑灯夜读，我真自愧不如，劳累了一天之后，却只能倒头睡觉。对比我的先辈和儿子，祖父二十二岁时，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朝廷会试第一名，被赐进士出身，授庚戌翰林，时人称为“洋翰林”；父亲二十一岁时，天津工商大学毕业，授学士学位，承继了我祖父的土木工程专业；儿子二十二岁时，正在南开大学文学院攻读硕士；而我却只能从事简单的繁重的体力劳动，苦熬苦修，盼望选调。

1972年，我被选调到运城盐场，开推土机。由于我自小爱画，在天津市少年宫美术组、南开中学美术组，系统地学习过绘画，1979年，拨乱反正之后，我被调到运城县文化馆做美术辅导员，其后又调到《运城日报》当美术编辑。1983年，去北京参与创办《中国广告信息报》，担任广告部经理。1985年，调到《沧州日报》当记者。1989年调回天津后，创办并主编了《天津乡镇企业》杂志；还担任过天津市乡镇企业局环保处的处长。反思我走过的路，几十年，从事了多种职业，经历了许多单位，每个环节都努力了，却都是浅尝则止，不能精深，综其原因，就是在该读书的年纪没读书，该学习的时候去劳动了，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业教育，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职业化的学术发展方向。一辈子杂学旁收了不少知识，但不专业、不系统，即便再努力，充其量也只是一抹万金油。

我也曾幻想把失去的时光补回来，我先后参加了天津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和英语专业的学习，历时六年，拿到的只是两张大专文凭而已，对我的专业发展没有多大帮助。2005、2006年，我下决心，以54岁的“高龄”，去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旁听了整整四个学期，想真正体会一下什么是高等教育，美术的科班是怎么“科”出来的，那时我儿子已在南开大学任教，使我又从另一个途径了解了高等教育。通过两年的学习，我和年轻的大学生一起听课，一起画画，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一起感受高等教育的熏陶。我这才知道，大学教育绝不是读几本书，得多少学分，大学对学生的影响是综合的、潜移默化的，名师的指引，学术氛围的熏陶，前沿思潮的影响，以及同学之间的激励，这一切不上大学就无法得到，已经错过就无法弥补。

我的长兄中科院院士冯士筰对我说：“人一生最大的幸福就是进一所好学校，遇到一位好导师。”我儿子的经历就证明了这一点，在陈洪先生的指导下，硕士、博士，在南开大学读书十年，确定了人生的学术方向。回首我的插队生涯，我始终认为，不得不去插队的被选择耽误了我的一生。但是，我还是不得不庆幸，插队的逆旅只有短短的几年，被耽误的只是我自己。

作者介绍：冯笪，南开中学1967届初中生。1968年12月下乡山西省运城，1971年选调《运城日报》任美术编辑。1988年返津，1990年调入天津市乡镇企业局，曾仼安全环保处处长、《天津乡镇企业》杂志常务副总编。2011年退休。现任天津南开校史研究中心理事长。版画、漫画、中国画作品曾参加全国、省、市级美展。

本文选自《我们南开老三届》，系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