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2月，林县正式开工修建红旗渠。此时，正是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各地陷入了饥荒的困境，人们想尽各种办法充饥度日。而这个时候，林县县委却兴师动众开建引漳入林工程。古语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尽管那时人们有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但人总得吃饭、修建工程最简陋的工具是必需准备的，这林县的粮食和资金从何而来呢？
这就是杨贵的可贵之处，他们并非仓促上阵，打的是有准备之仗!但他为筹粮攒钱差点被撤职。
先说粮食问题。1958年正是浮夸风盛行的年头，下半年，新乡地委召开粮食产量报告会，到发言报产量时，好些年纪大些的县委书记都推举30岁的杨贵先报产量试试风向。杨贵实话实说：“林县一亩地产小麦114斤。”地委领导听了不悦。
其他县委书记一看这阵势，就开始多报小麦亩产量，结果，除杨贵以外的其他县委书记都得到了表扬。杨贵一度被批判为有意瞒报，右倾思想严重，但他坚持不能说瞎话。有些县报的高，水分很大。你报的多，国家征购的就多，留下的自然少了。结果，在发生饥荒的年代，林县没有这个现象。还在1961年拿出1000多万斤粮食支援其他受灾地区。
林县因为报的是实际亩产，几年来，按实际产量上缴后，全县攒下了4000多万斤粮食，而且每个生产队都有不少余粮。后来，杨贵说，“三年自然灾害中，我们林县没有饿死一个人，还敢在最困难的时期，像发动一场战争那样，面对着数十公里的穷山恶岭全面开战。”
当时最缺的不是粮食，而是资金。
再说说资金问题。1960年毛主席及时发现并纠正大跃进时发生的“一平二调”，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要求，谁平调谁退赔。并指出，“退赔也要有界限，在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副食品基地等方面，要由国家退赔一部分。应当由国家退赔的，不能让县、社赔。”
林县经过认真算账退赔给各社、队以及农户后，就把上级退赔给县财政的200多万元钱列专户存放到林县人民银行。等到红旗渠总干渠第二期工程遇到严重资金困难时，杨贵和县委常委商量，如果不动这笔资金，红旗渠就得停工。结果，一致通过决定将这笔资金投入红旗渠建设中，以解燃眉之急。
为此事，杨贵差点被撤职。
1962年年底，个别对修建红旗渠有意见的人抓住这个问题，接二连三向中央和省、地领导告状，要求处理县委领导和银行行长。调查组首先找杨贵书记谈话说，有人揭发你们挪用专项存款用于红旗渠建设，违反了财经制度，犯了严重错误。杨贵说：“这个主意是我出的，县委研究是我定的，有问题我负责。”
调查组又找县长李贵，李贵说：“我是县长，又是红旗渠工程建设后勤总指挥，杨贵没拦住我，责任全在我。”县委书记处书记秦太生主动找调查组说：“是我通知银行行长办的手续，责任全在我，不要处理别人了。”
这时，地区和县里冷风骤起，风传林县县委犯了严重错误，杨贵要撤职查办，消息不胫而走，掀起轩然大波。调查组把问题反映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的李先念，李先念详细了解情况后微笑着摆摆手说：“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动用这个钱合情合理，修红旗渠是个好事嘛！不要把它看得太重了。”
杨贵每每讲到此事总是说：“如果不是先念同志为我们撑腰，红旗渠能不能修成、何时修成，还很难说呢！”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当时林县的领导班子是非常团结的，杨贵这个领头人是很有威信的，每个人都有担当。要是在其他一些地方，碰上这个问题，相互之间多数会推诿。这也是林县能修成红旗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没有一个团结的领导班子将一事无成！
杨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在资金最困难的时候，县委抽调了30多名干部，成立了劳力管理组，组建工程队，到其他城市承揽工程，赚钱弥补修渠资金的不足。据统计，当年就有31000林县人外出搞建筑，挣回经费1800万元。
通过这件事，也可以澄清一个问题，有些人总说那个时代不准搞副业，其实不然。不但能搞，还可以大规模地搞。
让林县人没有想到的是，在红旗渠修渠过程中锻炼出的大批能工巧匠，扎堆成群地走出家门，外出从事建筑业。林县建筑从此出名，成了全国闻名的建筑之乡。后来，还办起了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林县有了第一所大学。
现在很多人感慨，在当时条件艰苦、资金短缺、困难重重的情况下，能完成红旗渠这样一条“人工天河”，杨贵功不可没，没有杨贵就没有红旗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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