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太祖朱元璋于1368年立国，从第二年开始“编祖训录，定封建诸王之制”，在后面的270余年里，共有62位亲王，藩王制度的产生和实行，对于巩固政权、安镇地方、监督吏治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明朝的盛衰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洪武到崇祯历朝都有册封，朱元璋分别在洪武三年（1370）、洪武十一年（1378）、洪武二十四年（1391）进行过三次册封，共计25位藩王，其中包括朱元璋的24个儿子及其侄孙朱守谦。明代藩王地位崇高，即使经过建文、永乐两帝削藩，藩王仍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从明代藩王墓葬、遗址的考古中发现，藩王们生前荣华富贵，死后墓地规模宏大，陪葬之物相当可观，仅陪葬的瓷器就品类繁多、制作精美、水平高超，有着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历经两年的策划和组织，从12个省的近30家博物馆、考古机构借展400余件套明代藩王瓷器、标本和照片，于2021年10月18日举办“王者之器——明代藩王用瓷”展览，想通过本次展览系统梳理目前所见藩王陵墓、王府遗址、景德镇窑址和流传于世的明代各地藩王用瓷资料，清晰展现藩王用瓷的工艺特点和时代特色，诠释藩王府用瓷制度和生产的关系。本文以该展览为基础，展示明代景德镇瓷器与藩王群体之间的关系，藩王用瓷来源以及定烧制度、藩王瓷器的功能用途以及江西藩王和景德镇的关系。
图一 明 青花五彩鱼纹盘
一 明代首批藩王就藩情况概述
朱元璋作为明朝的开国之君，对政权巩固、国家安定有着深谋远虑，从洪武三年（1370）开始进行藩王册封。据《明太祖实录》记载：“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
从洪武三年至洪武二十四年，除太子朱标外，其余24个儿子被封为亲王（一子夭折，未受封），此外朱元璋的侄孙朱守谦（朱元璋长兄南昌王朱兴隆之孙）也被封王（“《明史· 诸王三》载：禄视郡王，官署亲王之半”）。在这25位朱明藩王之中，除赵王朱杞、韩王朱松年幼早逝并未前往就藩之外，其余都于洪武十一年至后的三十余年间陆续就藩。
朱元璋希望通过分封达到长治久安的政治目的，所以在册封时充满了对藩王的期望。
册秦王文曰：“今尔固其国者，当敬天地在心……谨兵卫，恤下民……勤民奉天，藩辅帝室，允执厥中，则永膺多福”。
册靖江王文曰：“尔其思予创业之难，谨尔受封之制，毋忘训言，益修厥身，永为国家藩辅，尚慎戒哉”。
从文献资料不难看出，朱元璋对分封制度的态度是坚定的，但是他生性多疑，对藩王的管理和约束也花尽心思。如编撰《皇明祖训》，这本书是朱元璋垂训后世子孙的皇族训谕，规范了皇帝和亲王的行动。朱元璋“亲为之序，颁赐诸王，令诸王书于王宫正殿、内宫东壁，以时观省”。又如编写《昭鉴录》，朱元璋命大臣将汉唐以来藩王善恶的例子编撰成册，于洪武六年三月颁赐诸王。此后朱元璋又多次赐书给诸王以之为戒。此外，朱元璋特别注意诸王能力、品质、思想的培养，多次训诫和教导诸王要以史为鉴，好学修身，重用贤能，体国爱民，展现了一代雄主明君的深谋远虑。
“永葆基业，安镇地方”的祖训对朱氏子孙影响至深，明代嘉靖淮王府遗址出土的“青花五彩鱼纹盘”（图一），底款写有“子孙世守”的款记。
图二 明洪武 官窑白釉褐彩“赏赐”款梅瓶
二 明代藩王瓷器的来源
明代对藩王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特别是明代中早期，形式和要求尤为严格和细致，从待遇、权利、礼仪等诸多方面进行规制。
“明制，皇子封亲王，授金册金宝，岁禄万石，府置官属。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隶籍兵部。冕服车旗邸第，下天子一等。”
朱元璋册封的25位朱姓藩王，23位都前后陆续就藩，这些藩王生前地位崇高，权势显赫，死后王墓规模宏大，随葬品丰富。瓷器是藩王府中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从本次展览的展品来看，这些瓷器种类繁多，工艺精湛，不论是官窑还是民窑，皆属精品。
图三 元 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
从实物及文献资料看，藩王用瓷的来源多为四个途径。
一是朝廷（皇帝）赏赐。朝廷对藩王继位、就藩、有功、来朝、诞辰以及节日之时，都有丰厚的赏赐，很多官窑瓷器被当作皇恩赏给各地藩王。洪武二年景德镇开始为朝廷生产瓷器，成为明代皇家的御用瓷厂，御器厂生产的瓷器不是王公贵族能轻易得到的，即便是皇室成员，没有皇帝的同意也不能擅自使用。正因如此，景德镇瓷器成为皇帝加深君臣感情、巩固皇权统治的重要维系和见证，明初王公贵族墓葬中出土的瓷器可以清晰地说明这一点。如明洪武官窑白釉褐彩“赏赐”款梅瓶（图二），1995年出土于南京明故宫遗址，肩部竖写楷书“赏赐”二字，是景德镇专供朱元璋赏赐使用的瓷器。
此外，黔宁王沐英墓中出土的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图三），虽然无文献记载其出处，笔者推测此梅瓶是朱元璋赏赐给沐英的。萧何月下追韩信是家喻户晓的故事，一个是辅国有方的贤相，一个是决胜千里的名将，皆为文贤武圣，这样的圣贤人物题材的梅瓶出现在明初建国功勋沐英墓中，只有朱元璋赏赐，才符合《大明会典》“其御赐者……不在禁例”的要求而不越制。沐英和朱元璋感情深厚，是朱元璋最为信任和倚仗的将臣，其平定云南，镇守边陲。朱元璋感叹“自汝在镇，吾无西南之忧”。在得知沐英的死讯后，朱元璋“哭之恸，辍视朝，亲制文遣祭”。正是鉴于如此特殊的君臣感情，这件元青花瓷瓶的随葬才能体现出其永志荣耀的意义。
图四 元 外青花龙纹内青花菊花纹印花龙纹高足碗
二是元朝遗留继续使用。从《元史》卷四七、《明史》卷二可得知，明灭元时，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抢掠，取而代之的是有序接管封存，特别是明军进入元大都时，“封府库图籍、守宫门、禁士卒侵暴”，致使元宫廷瓷器得以较好地保存，从明清故宫旧藏的各类元代瓷器以及南京明故宫遗址出土的元代瓷器残片可以证实，元朝大量瓷器到明初仍被继续使用。皇家用瓷尚有此类习惯，各王公大臣使用前元瓷器也合情合理，而且在明初贵族功臣墓葬中也有较多元青花的发现。分析其来源，应为明灭元时战争的战利品，可见元瓷在明初使用较为普遍。如1970年出土于南京中央门外汪兴祖墓的元外青花龙纹内青花菊花纹印花龙纹高足碗（图四），2006年出土于湖北省钟祥市明郢靖王墓的元青花四爱图梅瓶（图五）。
图五 元 青花四爱图梅瓶
三是官方机构生产。明初，为宫廷生产瓷器的窑口有景德镇窑、龙泉窑、钧台窑、磁州窑等。乾隆七年《浮梁县志》载：“明洪武二年设厂制陶，以供尚方之用。”1990年在景德镇珠山洪武底层出土的明初匣钵残片，外壁印有“官匣”二字，和其紧邻的瓷瓦上有文字内容：“二年（洪武）复为县为丞赵万初”，为考证明初官窑置于洪武二年提供了重要线索。还有2002年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出土的“官用供器”款白釉盘残片（图六）等。
图六 明 『官用供器』款白釉盘残片
明初，官窑生产的瓷器，在各地的藩王墓葬中亦有发现。如1971年出土于山东省邹县鲁荒王朱檀墓的青白釉刻云龙纹荷叶形盖罐（图七）、青白釉云龙纹盘，1970年出土于北京石景山雍王墓的青花竹桃纹带盖梅瓶（图八）等。
图七 明 青白釉刻云龙纹荷叶形盖罐
图八 明 青花竹桃纹带盖梅瓶
四是后来居上的景德镇民窑。元代虽然已经在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磁局”，但是景德镇依旧没有成为当时的制瓷中心，龙泉窑、磁州窑等国内众多窑口依旧有较强的生命力。进入明代，因为战乱等原因，除景德镇之外的国内知名窑口相继凋零，唯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景德镇异军突起，一举成为全国制瓷业的中心。丰富的资源和成熟的技术条件不但让景德镇成为皇家制瓷的唯一生产地，而且大大推动了民窑的发展壮大。由于官窑对原料、釉料、人才的长期垄断，民窑制瓷的质量一直远低于官窑，直到正统、景泰、天顺朝陶瓷“空白期”的到来，朝廷难以长期支持官窑的生产，民窑开始参与朝廷制定瓷器的生产供应，由此，民窑进入发展阶段。据文献记载：“江西浮梁县民陆子顺进磁器五万余件，上令送光禄寺充用，赐钞偿其直。”“旧规：本厂凡遇部限瓷器，照常烧造，不预散窑。惟钦限瓷器数多限逼，一时凑办不及，则分派散窑，择其堪用者凑解，固一时之权法也。”
图九 『府字』标本
嘉靖时期烧制官窑瓷器由朝廷工部负责拨款，具体烧制的任务由景德镇御器厂完成，如果遇到烧制皇帝御用瓷器的任务非常紧急繁重时，景德镇就通过官搭民烧的方式来解决，但随之而来的是官窑的技术工艺、原料配方、管理模式、质量标准也流入民间。嘉靖朝的官搭民烧制度，将民窑推上了兴盛发展的快车道，以至于民窑产品的质量几乎和官窑相近，这成为藩王用瓷从民窑大量定制的一个主要原因。明万历《二酉委谭》记载：“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炸天，夜令人不能寝，戏呼之日四时雷电镇。”万历时期景德镇民窑的规模和产量也日渐扩大，瓷业人口已经多达十万，产品通过瓷商运销全国，特别是明代中后期，随着商业资本运作的活跃，民窑中的高档品销售地域范围广，“自燕云而北，南交趾，东际海，西被蜀，无所不至，皆取于景德镇”。
图一〇 『典膳所』标本
图一一 『葵轩堂』标本
图一二 『克敬宫』标本
以江西淮王府为例，淮王府订制瓷器的款识，有“府字”（图九）、“典膳所”（图一〇）、“葵轩堂”（图一一）、“克敬宫”（图一二）、“碧峰馆用”（图一三）、“双龙殿”（图一四）、“宝恩楼用”（图一五）、“淮府上用”等。
图一三 『碧峰馆用』标本
图一四 『双龙殿』标本
图一五 『宝恩楼用』标本
在淮王府遗址发现5件用红彩双行竖书“淮府上用”（图一六）四字楷款残片，在碗或者盘外壁可见五彩云龙纹装饰，在碗或盘心残存“上用”二字，红彩剥落。这种藩王府订制款，在其他藩王府遗址或墓葬出土的瓷器上也可见到，如“晋府上用”（图一七）、“秦府东马房□”（图一八）等。
图一六 『淮府上用』款
图一七 『晋府上用』款
图一八 『秦府东马房□』款
三 藩王瓷器的功能用途
（一）为君臣之情，彰显藩府地位
如前文所述，皇帝经常赏赐各王公重臣各类瓷器，以固君臣之情，标榜天下，受封赏的臣属自然将赏赐之物供于高阁之上，生前光耀门厅，薨时随葬地下。
万历四年十月七日丙寅，“赐辅臣张居正铜炉一个，花瓶一对，白梅花瓣碗四个，白磁碗四个，青花白地贴金碗四个，白磁瓶一个，回回瓦罐一个；吕调阳、张四维，各铜炉一个，花瓶一对，白梅花瓣碗二个，白磁碗二个，青花白地贴金碗二个，白磁瓶一个，回回瓦罐一个。”
在得到皇帝封赏之后，张居正“玉府珍藏……帝宝王珍……传示子孙，永作镇家之宝……昭昭旷世之荣。”
图一九 秦王府『典膳所』青花内底款识
（二）为府内所需，体现皇家威严
藩王所用瓷器，即作日用，又带有强烈的皇家色彩，特别是以龙纹为装饰的瓷器，更是体现出明王朝皇家的威严和森严的等级制度。
明代王府的定制瓷器，多出现在明中晚期，即正德之后。从鄱阳明代淮王府遗址和明代秦王府窖藏遗址出土瓷器（图一九）相关资料看，这些瓷器都为明代中晚期烧造，民窑产品占多数。其中青花“典膳所造”碗、“帅府供用”款碗残片、“双龙殿”（图二〇）款碗底残片为明代晚期王府内部机构的定烧瓷器。值得一提的是，在鄱阳明代淮王府遗址中，出土了数量庞大的此类瓷器残片。
图二〇 淮王府『双龙殿』款标本
（三）为死后祭礼器和明器
祭祀是封建社会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洪武初期朱元璋需要大量的瓷器作为祭祀用具。洪武元年（1368）三月丁未，朱元璋在南京太庙祭祀其高祖、曾祖、祖父母时，每位所用的祭器包括“簠簋各二……酒尊三，金爵八，磁爵十六”。
《大明会典》卷二零一：“凡祭祀器皿，洪武元年令太庙器皿易以金造……二年定祭器皆用瓷。”
据增补《江西大志》记载，从嘉靖八年开始至万历二十二年，御窑厂明确记载烧造的祭礼器物有爵、酒盅、羹碗、毛血盘、毛血碟、笾、豆、尊、牺尊、山罍、壶、瓶、盏等。集中烧造的时间：嘉靖二十二年，391件；三十六年，6360件；万历十一年，各样祭器4290 件。
又据《大明会典》卷二百八载：“凡亲王之国，合用乐器、祭器……瓷酒尊、笾、豆、簠、簋行江西浮梁县烧造……余俱本司料造”表明，藩王用器中有一部分瓷器明确由工部置办，系出自官府窑场的产品。江西鄱阳淮王府遗址出土的11件明代洪武年间釉里红瓷器残片，源于2件三足鼎式香炉，其中9片可大部分复原出釉里红竹石芭蕉纹三足鼎式炉的样貌，造型和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明代洪武官窑青花龙凤纹三足鼎式炉相似，是典型的明代宫廷礼器。
图二一 明正统 青花缠枝莲纹盖罐
四 江西藩王和景德镇的关系
明代早中期朝廷为许多王府提供祭器。如宣德时期，朝廷曾为赵王府定烧磁州窑瓷器。洪熙元年（1425）九月“己亥命行在工部于磁州造赵王之国各坛祭器”。《明史·食货六·烧造》载：“宣宗始遣中官张善之饶州，造奉先殿几筵龙凤文白瓷祭器，磁州为赵府祭器。”
图二二 明正统 青花缠枝莲纹盖罐
藩王薨，冥器的采办等都有严格的规制。据《大明会典》记载，亲王丧，其明器丧仪，由本处各该衙门成造。亲王世子、亲王妃、郡王、郡王妃明器也皆由本处各该衙门成造。从嘉靖二十八年（1549）开始，亲王、亲王妃、郡王、郡王妃、郡主的明器，除其中的铭旌、丝、金箔、龙凤钩等由工部行文思院制造外，其余的由封地所在省给银白造。就是说，亲王、郡王以及诸妃等的丧葬明器开始时由封地的相应衙门负责造办，藩府自行采购。
图二三 明正统 白釉盖罐
明朝江西境内有三大藩王：最早就藩的是明太祖朱元璋第16子宁王朱权，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始封，并于二十六年（1393）就藩大宁（内蒙古多伦），后于永乐元年（1403）迁至南昌。明仁宗朱高炽第七子朱瞻澳于永乐二十二年 （1424）封淮王，宣德四年（1429）就藩韶州（今广东韶关），并于正统元年（1436） 就藩饶州（今江西鄱阳地区）。明宪宗朱见深第六子益王朱祐槟，于成化二十三年 （1487）封益王，弘治八年（1495）就藩建昌（今江西南城县）。
图二四 明嘉靖 青花云龙海兽纹罐
因地域原因，三大藩王就藩之地都毗邻景德镇，这也为三大藩王的用瓷制定和采购带来了极大便利，从近些年江西藩王遗址出土的瓷器数量和质量来看，质量上乘，做工精致。如明正统青花缠枝莲纹盖罐（图二一），1958年出土于江西省新建县宁惠王墓。明正统青花缠枝莲纹盖罐（图二二），1998年出土于江西省新建县宁献王墓，此墓还出土5件尺寸接近的明正统白釉盖罐（图二三）。如明嘉靖青花云龙海兽纹罐（图二四），1958年出土于江西省南城县洪门水库明益庄王墓。明万历青花菱花口花鸟纹盘（克拉克瓷）（图二五），1979年出土于江西省南城县明益宣王墓。如明嘉靖青花寿山福海云龙纹大盘（图二六），2013年出土于江西省鄱阳县淮王府遗址。
图二五 明万历 青花菱花口花鸟纹盘（克拉克瓷）
此外，淮王府遗址出土了大量红绿彩瓷和瓷片。红绿彩是元代景德镇从宋加彩工艺发展而来的一种釉上彩装饰工艺，用红、绿两色绘画，低温烧制，常见人物、花鸟、龙凤等纹饰，淮王府出土的器物多有变形，说明当时红绿彩瓷器的贵重，被王府所珍视。
在淮王府遗址还发现3件“宁”字款瓷碟，2件书于碟心，1件书于碟底（图二七）。对这3件“宁”字款碟，疑是南昌宁王府订烧的瓷器。只因淮王府、景德镇均在饶州府，占据地利之便，凡景德镇烧制的官窑瓷器都要到饶州府拣选，使其有了占用别的藩王府订烧瓷器之可能。
图二六 明嘉靖 青花寿山福海云龙纹大盘
五 结语
藩王是明代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是金枝玉叶，享受荣华富贵，对地方的政治、文化、军事有着重要影响。尽管明初朱元璋册封藩王的初衷源自于守土安民，永固国本，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藩王的骄奢淫逸已经立于国家法度之上，从他们所用的陶瓷器皿上可略见一二。明代早期的藩王用瓷略显简单，质量参差不齐。明代中期藩王用瓷在数量、质量上明显提高，精品众多，考古遗址出土品可以证实，民窑器更是接近官窑器的水准。明晚期国力衰败，影响到陶瓷生产，这一时期藩王用瓷相比之前有较大差距。从地域上看，南北方藩王用瓷传世品的质量、数量也有较大差距，南方的江西、湖北、广西甚至四川等地藩王的用瓷数量较大，工艺、种类也比北方的丰富，特别是江西地区。
图二七 明嘉靖 『宁』款红绿彩双龙戏珠纹碟
因为邻近景德镇的缘故，江西地区内鄱阳地区的淮王府遗址有较为丰富的瓷器出土，也寄望于南昌地区的宁王府、建昌地区的益王府遗址发现新的景德镇定制瓷资料。此外，通过本次探究以及展览证明，不论官窑的规模和发展，景德镇在明代陶瓷产业和统治阶级心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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