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桑干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演进格局；漩涡地带
【摘要】桑干河流域为连接关中、辽西、河套等区域的三岔口，自然和文化环境独特，多种文化因素的汇集碰撞，使本区域成为文化上的“漩涡地带”，发现有查海时代至龙山时代的不同时期的遗存，考古学文化面貌经历了由统一更替到分裂互动再回归统一的演变过程，呈现出谱系多元、统分反复、分化重组的态势，反映出本地区人群共同体高度的流动性和融合性。
桑干河为海河的重要支流，发源于山西宁武管涔山天池，支流有御河、壶流河、洋河等，主要流经晋北、冀西北地区，包括山西大同、河北张家口等地市，至河北怀来县经官厅水库汇入永定河，全长506千米，流域面积2.39万平方千米。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桑干河流域的考古工作就已展开。至70年代末，在苏秉琦先生的倡议和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的支持下，“为探讨冀西北长城地带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以及它和黄河流域、燕山南北的文化关系”，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吉林大学考古学专业等单位组成张家口考古队，在蔚县壶流河流域开展调查、发掘工作。这一阶段出土材料的年代涵盖了仰韶至龙山时代的不同时期，张忠培先生将这些新石器时代遗存由早至晚划分为4类，并总结出“蔚县境内壶流河流域仰韶前期至商代以前诸考古学文化面貌、特征、性质和编年”，为该区域的考古研究奠定了基础。80年代至90年代，晋、冀两省在桑干河流域开展了系列调查工作，为该地区考古学研究补充了重要资料。孔哲生等先生在《河北境内仰韶时期遗存初探》一文中分析了河北桑干河盆地仰韶时期三个阶段遗存的性质；陶宗冶先生将张家口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细分为六组，并对其中部分遗存的性质提出不同看法。90年代以后，山西大同马家小村、阳高曹庄遗址和河北阳原姜家梁、怀来官庄等遗址的出土材料进一步丰富了桑干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存的文化面貌。海金乐先生立足山西大同马家小村的考古发现，认为以马家小村和河北蔚县三关遗址下层为代表的遗存属于庙底沟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此外，也有学者将本区域置于更为广大的地理和文化背景下进行分析，讨论相关考古学文化的性质、年代等问题。
从自然环境上看，桑干河流域处于我国北方农牧业交错地带，自然环境不稳定；从历史文化上看，该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属性多元，谱系复杂。但目前关于该区域的研究多是针对流域内的局部地区展开，少有论著将桑干河流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因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桑干河流域内史前遗存的性质与分布、文化间的序列与演进等问题做进一步补充完善。
一
考古学遗存的性质与分布
桑干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存贯穿查海时代（距今9000—7000年）、仰韶时代（距今7000—5000年）和龙山时代（距今5000—4000年）（图一）。查海时代的材料主要见于河北阳原姜家梁遗址早期。仰韶时代的材料较为丰富，经过发掘的遗址有河北蔚县四十里坡遗址和三关遗址、阳原姜家梁遗址，山西大同马家小村遗址、阳高曹庄遗址等；山西大同吉家庄也发现有这一时期的遗存。龙山时期的遗存主要见于河北宣化贾家营遗址，蔚县三关遗址、庄窠遗址、筛子绫罗遗址以及怀来官庄遗址等；河北怀来小古城、马站以及宣化关子口、崇礼石嘴子等遗址经调查也辨识出相对明确的龙山时代遗物。现分述如下：
1.查海时代
桑干河流域查海时代的材料相对较少，仅存在于河北阳原姜家梁遗址以F6为代表的早期遗迹中，出土了一批细石器及少量陶片（图二）。韩建业先生根据陶片纹饰与兴隆洼文化、磁山文化陶器接近，将其归入筒形罐—盂文化系统，本文亦采用此说。
2.仰韶时代
仰韶时代早期遗存以河北蔚县四十里坡遗址下层为代表，出土陶器包括壶、盆、钵、甑、鼎等（图三），彩陶纹饰多为宽带纹、网纹、回形纹等，钵类器中见有红顶特征，均表现出明显的后岗一期文化特征。
仰韶时代中期遗存主要见于河北蔚县三关二期、山西大同马家小村等遗址。三关二期遗存以F3—F5为代表，出土陶器有钵、盆、瓮、罐、瓶、壶等，彩陶多饰有弧线三角纹、圆点纹等（图四，1—15）。其中重唇口尖底瓶、葫芦口瓶和以弧线三角纹、圆点纹为母题的彩陶图案等因素表现出明显的庙底沟文化特征。马家小村遗址F1—F4中出土陶器有尖底瓶、双耳罐、折沿罐、敛口钵、叠唇盆等（图四，16—23），与三关二期出土者形制接近，彩陶纹饰亦多以弧线三角纹、圆点纹为母题。所以多数学者将上述两处遗存归入庙底沟文化或其文化系统。
但桑干河流域仰韶时代中期遗存与庙底沟文化特征也并非完全符合。如：庙底沟文化中常见的釜、灶，以及以动物形体为母题的彩陶不见于桑干河流域；三关二期的壶F4∶1（图四，3）、马家小村遗址出土的圆唇双耳瓶F3∶10（图四，17）与仰韶早期四十里坡遗址出土的后岗一期双耳壶H8∶4（图三，1）在口部形态上极为接近，而与庙底沟文化中典型的重唇口尖底瓶区别明显。所以，余西云先生对这类遗存进行了重新划分，认为以马家小村F1—F4、三关二期F4为代表的遗存年代略早，出土陶器几乎都见于晋南北橄遗址一期遗存，故可视作北橄一期遗存北移时与当地文化碰撞、融合、重组而成的遗存，而以三关二期F3为代表的单位年代偏晚，可归入庙底沟文化。由于桑干河流域仰韶中期遗存总体面貌与庙底沟文化相近，但又存在一定的特殊性，本文将其视为庙底沟文化在桑干河流域的地方类型。
仰韶时代晚期，桑干河流域的文化面貌渐趋复杂，以河北阳原—蔚县一带为界，东、西两段的文化面貌出现差异。东段以河北阳原姜家梁遗址晚期、蔚县三关遗址三期为代表，出土陶器有盆、豆、杯、钵、罐等。其中姜家梁遗址出土的敛口钵M75∶2、M15∶2（图五，1，2）多见于河北容城午方（图五，7）、平山中贾壁（图五，8）遗址；折腹盆M15∶1、M8∶1（图五，4、5）分别与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出土的盆 87T26②∶12（图五，10）、中贾壁遗址出土的盆T11③a∶16（图五，11）相类；三关三期的罐H250∶3（图五，6）敞口束颈，肩部有双耳，亦见于北京昌平雪山遗址（图五，12）。另外，以姜家梁遗址出土的豆M34∶1（图五，3）为代表的遗存体现出燕山以北的小河沿文化因素（图五，9），但缺乏平底筒形罐、陶尊等小河沿文化的典型器物。韩建业先生将午方、中贾壁、张家园、雪山等遗址归为雪山一期文化，故本文也暂将桑干河东段的姜家梁晚期、三关三期等单位纳入雪山一期文化范畴。
西段以山西大同吉家庄遗址、阳高曹庄遗址为代表。吉家庄遗址采集到的折腹钵、小口罐及饰平行竖线纹的彩陶（图五，13—15）也见于晋中地区义井文化（图五，16—18）。曹庄遗址出土的陶罐T205H2∶1、10、11（图五，19—21）敞口鼓肩，腹部带一对鋬手，颈部以下施细绳纹，与山西太谷白燕遗址一期一段出土陶罐 H1056∶3、H2047∶1、H2047∶4（图五，22—24）颇为相似（白燕一期一段现多归入白燕一期文化偏早阶段）。
综上，桑干河流域仰韶时代早、中期遗存可依次对应后岗一期文化、庙底沟文化，到仰韶时代晚期，东、西两段的文化面貌发生了分裂：东段被纳入雪山一期文化，同时也与小河沿文 化关系密切；西段则受到晋中地区史前文化扩张的影响，先后为义井文化和白燕一期文化早段所占据。
3.龙山时代
桑干河流域的龙山时代早期遗存数量较少，仅在河北宣化关子口遗址采集到少量遗物。其中釜形斝采07（图六，1）的折腹形态与晋中地区白燕遗址二期出土的斝F2∶30（图六，4）相类，双鋬耳罐采014（图六，2）近筒形、通体施绳纹的特征与白燕遗址二期出土的罐H307∶8（图六，5）相似，侈口罐采011（图六，3）敞口束颈，外施绳纹，也见于白燕遗址二期，如H310⑦∶1等（图六，6）。白燕遗址二期属于白燕一期文化偏晚阶段，故上述文物可证实白燕一期文化晚段曾在本区域发展。
龙山时代晚期的遗存发现明显较早期丰富，经过发掘的遗址有河北宣化贾家营，蔚县三关、庄窠、筛子绫罗，怀来官庄等。除此之外，在怀来小古城、马站，崇礼石嘴子等遗址调查中也辨识出一些年代、性质相对明确的龙山晚期遗存。
贾家营遗址龙山时代晚期遗迹主要有H1—H3。其中H1、H3年代较早，为一类遗存，出土陶器有罐、钵、盆等（图七，1—3），张忠培先生将其归入老虎山文化系统，或作为老虎山文化分布在桑干河流域的一个地方类型，本文赞同此说。H2年代较晚，为二类遗存，出土陶器有正装鋬手鬲、折腹盆等器物（图七，4、5）。蔚县三关、庄窠、筛子绫罗等遗址也发现有正装鋬手鬲、泥质素面斝、折腹盆、折肩瓮、敛口盉等器物组合（图七，6—11），表现出与属于永兴店文化的山西忻州游邀遗址中期、内蒙古准格尔旗永兴店遗址相近的文化内涵特征。因此，亦可将贾家营H2及蔚县三关、庄窠、筛子绫罗和怀来官庄等遗址归为永兴店文化。需要补充的是，从陶鬲的具体形制来看，蔚县三关遗址出土的鬲79YSGF101∶23为平裆，与本区域出土的其他尖角裆鬲有明显不同，张忠培先生认为二者之间存在形态上的演进关系。因此，本地区龙山晚期遗存可能还存在进一步分期的可能，有待今后田野工作的进一步验证。
除此之外，崇礼—怀来一带的官庄、小古城、马站、石嘴子等遗址除发现有永兴店文化遗存外，还发现有一些与永兴店文化的内涵差异明显的陶器。如官庄遗址出土的双耳壶H5∶2、小古城遗址出土的子母口罐、马站遗址出土的双耳罐采∶02 等，与这些器物相类似的主要见于山东龙山文化和王油坊类型中，在冀中平原的哑叭庄类型、燕山以南雪山二期遗存（雪山二期遗存主要见于北京昌平雪山、房山镇江营等遗址）和河北唐山大城山T2⑧类遗存中也广泛存在。因此，以官庄遗址为代表的龙山时代晚期遗址表现出了更为多元的文化内涵。
综上，桑干河流域在龙山时代早期应属于白燕一期文化晚段的分布范围，到龙山时代晚期，贾家营早期遗存的出现表明内蒙古中南部岱海地区的老虎山文化也拓展至宣化地区。在此之后，桑干河流域被纳入了永兴店文化范畴。同时，河北怀来—崇礼一带也受到周边其他区域文化传统的影响，文化内涵更为多元。
二
考古学文化的序列及演进
苏秉琦先生在论及“晋文化”时，将其史前期视作“中原古文化”与“北方古文化”两大区系的重要纽带，并指出“张家口是中原与北方古文化接触的'三岔口’”。结合目前已有的考古资料来看，桑干河流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复杂多元，存在多个地区文化因素的汇集与碰撞（表一）。
具体来讲，仰韶时代早期和中期，后岗一期文化和庙底沟文化在桑干河流域先后发展，区域内各期段的文化面貌相对统一，但这两支考古学文化却分别代表了太行山东麓地区和中原地区的不同文化系统，并不存在前后演进关系。仰韶时代晚期，以今河北阳原—蔚县一带为界，可以梳理出东、西两条发展脉络。东部为主要分布于燕山以南地区的雪山一期文化，为小河沿文化南下后形成的一个地方变体。这类遗存的发现表明，燕山以南地区的文化势力开始进入桑干河流域，并取代了仰韶中期代表中原文化系统的庙底沟文化。西部则为义井文化和白燕一期文化早段，二者为晋中地区同一文化谱系的不同发展阶段，代表了晋中地区文化和人群的北向扩张，也表明桑干河流域存在短暂的连续演进模式，即同一人群共同体在本地区的延续发展。
龙山时代桑干河流域先后存在白燕一期文化晚段、老虎山文化及永兴店文化。但在讨论区域内文化发展动态前，需要梳理三支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关系。从目前所知材料看，晋中地区以釜形斝为代表的白燕一期文化晚段遗存，年代可进入庙底沟二期文化偏晚阶段，并在之后发展成为以侧装双鋬鬲为代表的杏花文化。老虎山文化早期以内蒙古凉城园子沟遗址 F3042∶8、西白玉遗址T4④∶1为代表的斝（或称鬲式斝）袋足与器身侧向对接，明显区别于庙底沟二期文化陶斝三锥状袋足拼接于器底的制法，而与杏花文化早期宽弧裆鬲 H118∶10 的“斜直接法”类似。内蒙古凉城板城遗址出土的老虎山文化晚期宽平裆鬲F9∶2亦与杏花文化中期同类器的形制相近。由此推测，老虎山文化的年代上限应与杏花文化早期接近，而晚于白燕一期文化。至于老虎山文化与永兴店文化的相对年代早晚问题，张忠培先生已由宣化贾家营第一、二类遗存的早晚关系判明“老虎山文化的年代下限早于游邀遗址龙山时代遗存的晚期，即尖角裆鬲时期”，也就是永兴店文化晚期。需要注意的是，永兴店文化主要分布在滹沱河流域及南流黄河两岸的陕晋蒙地区，可能是由内蒙古中南部的阿善文化发展而来，老虎山文化则可能与岱海地区的庙子沟文化庙子沟类型存在渊源关系，因此二者属于不同谱系的考古学文化。
综上，仰韶时代晚期，来自晋中的义井文化和来自燕山以南的雪山一期文化出现在桑干河流域，其中义井文化发展为白燕一期文化。宣化关子口遗址采集的白燕一期文化的釜形斝、双鋬耳罐等遗物，说明在龙山时代早期白燕一期文化已扩张至宣化地区，成为桑干河流域的主体考古学文化。进入龙山时代晚期，白燕一期文化在桑干河流域并未发展为杏花文化，而是被来自内蒙古中南部岱海地区的老虎山文化所取代，随后老虎山文化又为来自陕晋蒙地区的永兴店文化所代替。至此，桑干河流域的文化面貌才再度统一。所以，龙山时代的桑干河流域仍然是多谱系考古学文化先后发展的演进格局。另外，筛子绫罗遗址出土有平裆鬲，贾家营、官庄遗址出土有尖角裆鬲，根据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的双鋬手陶鬲裆部存在宽弧裆→宽平裆→尖角裆的演变轨迹，桑干河流域的永兴店文化还存在进一步分期的可能。
桑干河流域考古学文化的结构复杂，在文化面貌上经历了由统一更替到分裂互动，再回归统一的发展过程，呈现出统分反复、分化重组的态势，这种特殊性使其成为考古学文化的“漩涡地带”，也有学者将这类区域概括为“序列文化区”。这些考古学文化在年代上虽然存在早晚关系，但多不具备谱系上的亲缘关系，反映了该区域人群共同体的复杂性和高度的流动性、融合性。
原文《桑干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存初探》刊于《文物春秋》2022年第6期，此处省略注释。作者：韩永莲 太原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博学院；郭梦雨 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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