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澳Ⅰ号沉船所见景德镇民窑青花瓷的生产年代
陈 冲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编者按：
该文全文发表在《华夏考古》2018年第4期。为方便阅读，编辑本推送时已删略原文注释。
原文摘要：
由于所据材料及研究方法的不足和不同，关于南澳 I 号沉船所见景德镇民窑青花瓷的生产年代有不同的认识。本文在全面搜集嘉靖至万历时期景德镇民窑青花瓷材料的基础上，重点依据观音阁窑址出土资料，结合居址、窖藏、沉船出土青花瓷及纪年器，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综合分析南澳 I 号沉船所见景德镇民窑青花瓷的器形、纹饰和款识三个因素，认为其生产年代为万历早中期（16 世纪晚期）。并进一步指出，景德镇民窑青花瓷同一时期存在精粗产品共存现象，且存在同类特征跨时期延续但工艺退化的特点。
一、引 言
南澳I号沉船遗址位于广东汕头南澳岛东南三点金海域的乌屿和半潮礁之间，自2007年发现以来，发掘出水瓷器2.5万余件，主要为江西景德镇窑和福建漳州窑系产品。其中景德镇民窑产品可见青花、五彩、霁蓝和白釉，以青花瓷为大宗。沉船自发现以来，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纷纷就其瓷器的产地和年代、沉船的性质与航线及其反映的经济贸易和历史背景等问题展开讨论。
关于沉船出水景德镇窑民窑青花瓷的生产年代，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但目前尚存争议。代表性观点为：主持打捞工作的崔勇，通过对沉船瓷器与观音阁窑址和纪年墓葬出土材料的对比，认为出水景德镇窑民窑青花瓷的年代为明嘉靖时期前后，下限不晚于明万历时期；深圳博物馆郭学雷通过与11种同类装饰纪年器的比较，结合南非莫桑比克塞巴斯蒂安堡港（San Sebastian）埃斯帕达特号（the Espadarte shipwreck）沉船的出水器物，认为南澳I号出水景德镇窑青花瓷的年代上限为嘉靖，有些瓷器明显具有嘉靖末年的特点，下限则不晚于隆庆时期。据此，南澳I号沉船出水景德镇民窑青花瓷的生产年代初步被判定为嘉靖至万历这一时期，但由于所据材料及研究方法的不足和不同，其所属年代范围还有待进一步商榷。
本文在全面搜集嘉靖至万历时期景德镇民窑青花瓷材料的基础上，重点依据观音阁窑址出土资料，结合居址、窖藏和沉船出土（水）青花瓷及纪年材料，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综合分析南澳I号沉船所见景德镇民窑青花瓷的器形、纹饰和款识三个因素，对其所属年代进行考古学断代研究。
二、类型与特征
南澳I号沉船所见景德镇民窑青花瓷器类包括碗、盘、碟、杯、盖盒与碗盖。
碗 敞口，弧腹，圈足，内底上凸，足墙与底部交角圆弧。根据胎釉及纹饰特征，可分为两个小组。第一组：制作精细，釉色透明，青花发色艳丽泛紫，绘画工整。内底纹饰可见折枝花果、团花、螭龙纹、祥云飞鹤、鱼跃海水、“高官厚禄”“平步青云”、寿山福海，以折枝花果、团花、“高官厚禄”“平步青云”和螭龙纹最为多见。底款以无圈栏或方格的 “富贵佳器”和窗格款最为多见。（如2011NASⅤ0004、2011NASⅤ0008、2011NASⅥ0009、2010NAC0004、2010NAC0017、2010NAC00018、2010NANⅧ0034、2010NANⅧ0040、2010NANⅧ0049等）第二组：制作相对粗率，釉色泛青，青花发色黯淡，绘画潦草随意。内底纹饰可见月下老人、海水海螺和卍字云纹。底款多为书写潦草的“大明年造”，外绕单圈或无圈栏。（如2010NANⅤ0001、2010NANⅧ0026、2011NANXIV0004、2010NANⅧ0007、2010NAC0015等）
盘 根据器形、胎釉和纹饰特征，可以分为两个小组。第一组：敞口盘，内底纹饰可见鱼跃海水、“喜禄封侯”“丹凤朝阳”，内壁光素无纹或花蝶相间，外壁均为缠枝莲纹。底款为单或双方框的“余造佳器”“精制”“富贵佳器”。折沿盘，内底纹饰可见“丹凤朝阳”、缠枝菊纹，内壁光素无纹，内口沿杂宝与折枝桃相间，外口沿均饰拉长的花叶，外腹壁为缠枝莲或“喜鹊登枝”，各组纹饰间隔以圆点纹。底款为单方框“富贵佳器”或无圈栏的“大明年造”（如2011NAC0002、2010NANⅢ0028、2010NAC0012等）；第二组：侈口，弧腹，圈足，内底纹饰可见树石栏杆和鱼跃海水，外壁为缠枝花卉，外底无款识。（如2011NASⅤ0014等）
碟 侈口，弧腹，圈足。内底纹饰可见“高官厚禄”、麒麟、花鸟。底款为单方框“福”或窗格款。（如2010NANⅣ0001、2010NANⅠ0012、2010NAC0193）
杯 根据口沿特征，可分为侈口与敞口两种形制，均为弧腹，圈足。侈口杯，内底多见单圈折枝花果纹，外壁常见“喜鹊登枝”和花卉纹。外底无款或有无圈栏的“福”“寿”“正”“玉”等底款。敞口杯，内底饰单圈折枝花，外壁无纹饰，外底有窗格款。（如2010NAC0021、2010NAC0034等）
盖盒 均为圆形，器身有模制条纹者。器身纹样题材丰富，可见植物类的折枝花卉、折枝花鸟，动物类的鱼跃海水、奔马海水、祥云飞鹤、螭龙、麒麟和兔纹，自然类的“寿山福海”、卍字云纹、如意云纹以及吉语类的莲托“寿”和“福”字等。外底款识有单方框“福”“玉”和兔纹花押。（如2011NASⅠ0004、2010NAC0042等）
碗盖 碗盖子口，出沿，圆弧形盖面，顶带蒜头纽或直纽。盖身饰螭龙或“魁星点斗”。（如2010NAC0197等）
根据上文形制分析，南澳I号沉船出水器物，制作粗糙者釉色泛青，青花发色黯淡，绘画潦草随意。制作精细者釉色透明，青花发色艳丽泛紫，绘画工整。纹饰绘制以勾线平涂为主，有分水。部分器物使用留白的装饰技法。主题纹样包括植物类的折枝花卉、折枝花果、团花、缠枝菊纹、折枝花鸟，动物类的螭龙、祥云飞鹤、海水奔马、鱼跃海水、“丹凤朝阳”“喜鹊登枝”“喜禄封侯”，人物类的“高官厚禄”“平步青云”、月下老人，自然类的“寿山福海”、卍字云纹、海水海螺、八卦纹，吉语类的“福”“寿”字等。附属纹样（边饰）以连续性纹样为主，包括弦纹、绞索纹、十字菱格、缠枝花叶、小幅莲瓣、折线朵花和变体波浪等，折沿盘和盖盒则多以拉长的花叶和折枝花与杂宝相间作为附属纹样。在纹饰布局上，除葡萄纹碗与鹦鹉折枝桃纹碟外，器物的内壁均无装饰。外壁纹饰除连续性纹样外，亦有成组的布局方式。纹样的绘制方向则多为由足部向口沿，出现少量由口沿向下者。
器物的底款，碗类以无圈栏或方格“富贵佳器”和窗格款最为多见，另有少量双圈栏“万福攸同”和书写潦草的外绕单圈或无圈栏的“大明年造”。盘类以单或双方框的“余造佳器”“精制”“富贵佳器”为主。碟与杯则多见单方框的单字款。
三、年代判定
对民窑青花瓷进行考古学断代，关键在于依靠遗址地层或遗迹单位确定器物组合，判定器物的共存或早晚关系，即相对年代，再运用纪年材料来考证各组合的绝对年代。这也是考古学不同于单纯依靠纪年器或风格分析法进行分期研究的关键所在。据此，与南澳I号沉船出水景德镇民窑青花瓷可供对比的材料包括三类：具备地层关系的遗迹单位；具备共存关系的沉船及窖藏资料；纪年墓出土资料或纪年器。将可供对比的材料相列如下。
（一）具备地层关系的遗址
1. 景德镇观音阁窑址
观音阁窑址位于江西景德镇北郊3千米处的昌江东岸，是迄今景德镇保存最好且经过考古发掘的明代中晚期窑址，出土遗物丰富，地层清晰。根据地层关系及器物型式可将地层单位划分为从早到晚的三组：第一组为ST01③a～ST01③f；第二组为NT01TG1②～⑥、TG2③～⑤；第三组为SK1、SG1、NT02③a。第一组年代约为嘉靖中晚期，第二组年代约在万历早中期，第三组年代约在万历晚期至崇祯时期。与南澳I号沉船出水瓷器相类的器物均出自第二组，且碗盘类同样可分为相互对应的两个小组。（图一）
图一
2. 襄阳民主路遗址
襄阳民主路遗址位于襄樊市古襄阳城内西南部。根据地层关系及器物型式可将地层单位划分为从早到晚的三组：第一组为⑤层、H9、H12、H13，出土器物包括宝杵、云气纹和龟背锦纹碗，相当于观音阁窑址的第二期，即成化至正德时期；第二组为④层、H6、H7、J1，出土器物特征相类于观音阁窑址的第一组；第三组为③层、H5、H10、H11，出土器物特征相类于观音阁窑址第二组，与南澳I号沉船所见瓷器相类者即出自本组。（图二）
图二
（二）具备共存关系的遗迹单位
1. 印尼万历号沉船
万历号于2009年发现于印度尼西亚海域，出水景德镇民窑青花瓷器形包括碗、盘、罐、瓶、盒与执壶。碗均为敞口弧腹，内底纹样可见祥云飞鹤、留白花叶、“寿”字，外壁纹样可见祥云飞鹤、八卦、葡萄纹、缠枝花卉纹等。款识可见单方框“富贵佳器”、双圈“大明年造”“万福攸同”等。（图三）
图三
2. 皇家舰长礁（Royal Captain Shoal）沉船
皇家舰长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个岛礁，东侧隔海与菲律宾巴拉望省（Palawan）相邻。1985年3月28日，通过对该岛礁东北沿岸沉船遗址的考古发掘，出水瓷器5000～8000件。景德镇民窑青花瓷可见“高官厚禄”纹敞口碗、鱼跃海水纹敞口盘、“丹凤朝阳”纹折沿盘、“喜鹊登枝”纹侈口杯以及“大明万□年制”款识碗。（图四）
图四
3. 拉特立尼达号（La Trinidad Valencera）沉船
拉特立尼达号是西班牙无敌航队的主力战舰，万历十六年（1588年），在攻打英国时突遇风暴不幸在爱尔兰西北部的多尼戈尔（Donegal）沉没。出水有海水奔马纹敞口碗和飘带杂宝纹折沿盘的口沿。（图五）
图五
4. 加利福尼亚州德雷克湾（Drakes Bay）遗址
德雷克湾遗址出水瓷器可见敞口弧腹碗，主题纹样有螭龙、宝塔和折枝花卉，外底款识可见“玉堂佳器”。此外还出水大量“克拉克瓷”风格的器物。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以是否被海水侵蚀为标准，可将德雷克湾遗址出水瓷器分为两组，其中，未被海水侵蚀者胎质较好，被海水侵蚀者胎质较为粗糙，且其中一些为福建地区的产品。而关于两组遗物的年代，学界有不同的判断，认为未被海水侵蚀者来自于万历七年（1579年）在此短暂停留的由德雷克（Francis Drake）指挥的金鹿号（Golden Hind），他曾截获西班牙船作为自己的货船。被海水侵蚀者则被认为属于葡萄牙航海家和探险家塞巴斯蒂安·罗德里格斯（Sebastião Rodrigues Soromenho）指挥的马尼拉大帆船圣奥古斯丁号（San Augustin），该船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沉没。（图六，1）
图六
5. 日本博多遗址第40次调查4号土坑
4号土坑出土景德镇民窑青花瓷包括海水鱼纹敞口弧腹碗，凤凰、云鹤和花卉纹敞口弧腹盘，凤凰、花卉杂宝纹折沿盘，折枝花鸟纹敞口弧腹碟，“喜鹊登枝”纹侈口弧腹杯，海水奔马纹小口罐。底款可见单圈“大明万历年制”“万福攸同”“福”，无圈栏的“万福攸同”“富贵佳器”，单方框的“精制”以及方格款等。（图七）
图七
（三）纪年材料
与南澳I号沉船出水景德镇民窑青花瓷可供对比的纪年材料主要有：
（1）云鹤纹罐，外底双方框“隆庆元年”（1567年），外腹壁绘祥云飞鹤纹。（图六，2）
（2）成都新北小区四期墓（万历二年，1574年）出土梅瓶，胫部绘制“寿山福海”纹，底款为单方框“富贵佳器”。（图六，3）
（3）三足炉，器身饰祥云飞鹤与海水奔马纹，底款为无圈栏“万历九年（1581）李衙置用”。（图六，4）
（4）故宫博物院藏纪年炉（万历十一年，1583年），外壁绘海水龙纹与缠枝菊纹。（图六，5）
（5）碗底，内底单圈螭龙纹，外底无圈栏“丙戌年造”（万历十四年，1586年）。（图八，1）
（6）碗底，内底单圈折枝花果纹，外底无圈栏“丙戌年造”。（图八，2）
（7）成都红牌楼明蜀太监墓M3（隆庆六年至万历十九年，1572～1591年）出土侈口弧腹碗1件，侈口弧腹盘（M3∶14）内口沿绘复线折线纹，内底心饰蝴蝶纹，绕以小菊瓣纹，外壁饰缠枝莲纹。（图八，3）
（8）江西新干徐渚墓（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出土香炉，颈部绘折枝花果纹，腹壁留白绘制祥云飞鹤纹，但是，香炉腹壁以串珠纹作为间隔。而同墓出土婴戏纹瓶，纹饰绘制有白描画法的倾向，均未见于南澳I号沉船。（图八，5）
（9）侈口弧腹盘，内底饰双圈鱼跃海水纹，内口沿绘重十字菱格纹，外壁饰“喜鹊登枝”，底款为无圈栏“万历年制”。（图八，4）
图八
通过对上述相类材料的对比分析，可知这一时期的器物在组合、形制、纹饰和款识方面具有如下特征：
就器物组合与形制而言，南澳I号沉船出水碗、盘、碟与杯均在具备地层关系的观音阁窑址和民主路遗址相应的单位组合中可见。其中，敞口弧腹碗包括精致与粗糙两类，在观音阁窑址同一地层中共出，证明其并非早晚关系。
在器物的装饰方面，主题纹样折枝花、团花、葡萄、应龙、月下老人、卍字云纹、海水海螺均延续使用嘉靖时期的纹样，但多装饰在胎体较为粗糙的器物上，绘制也趋于草率。而同时，在相同形制的器形上，出现大量新种类、新形式的纹样，如折枝花果、“喜鹊登枝”“丹凤朝阳”、鱼跃海水、“喜禄封侯”“高官厚禄”“平步青云”、魁星点斗等，而螭龙、祥云飞鹤、枝头小鸟、寿山福海等虽延续使用，但在绘制细节上出现新的变化，如嘉靖时期的螭龙纹多不绘制披发，而万历早中期则多见绘制披发者。附属纹样，如重十字菱格、绞索、变体波浪纹等延续使用，但绘制潦草，新出现缠枝花叶、小菊瓣纹边饰。在纹饰布局上，碗外壁和盘的内外壁多见分组装饰，间隔以朵花、花叶或蜂蝶，并出现自口沿向下绘制者。
这一时期，器物款识盛行“富贵佳器”“长春佳器”和“余造佳器”等“佳器”类。由于民窑器物流行大量伪托款，在进行款识对比时，除少量干支纪年款，朝代款应主要从布局和书写方式上进行辨认。根据对相关材料的排比分析，嘉靖时期为双圈栏或钱纹款识，至嘉靖末出现无圈栏或单方框款识。隆庆时期，款识结构多样，单圈、双圈、单方框、双方框均有，但以无圈栏的款识最为多见。而至万历早中期，无圈栏和窗格款识则最为常见。南澳I号沉船所见器物，多为无圈栏和窗格款，与万历早中期产品特征更为接近。
通过与上述材料的对比分析和特征总结，可知南澳I号沉船所见景德镇民窑青花瓷当为万历早中期（16世纪晚期）产品。在南澳I号出水景德镇民窑青花瓷中，未见有推测为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沉没的圣奥古斯丁号的“克拉克瓷”风格的器物，也未见有徐渚墓（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出土带有串珠装饰及白描画风格的器物，而与其特征相近的“丙戌年造”（万历十四年，1586年）碗底，此时期的典型纹样已趋于简化。据此，南澳I号所见民窑青花瓷的年代下限或不至16世纪90年代。虽然万历早中期所流行的纹饰和款识或形成于隆庆时期，但从胎釉、纹饰和款识等特征的综合判断，南澳I号所见民窑青花瓷的生产年代当尚未早至隆庆时期。
四、余 论
以往讨论明代民窑青花瓷的年代时，在材料选取和判定方法上存在一些问题。在材料上，尤为看重纪年器，而忽视具有地层关系的遗址资料。在判定方法上，过多关注单件器物个别元素的简单类比，而忽略对构成一件器物综合要素的全面考察；过分依赖器物制作或纹饰绘制技法所谓“由盛而衰”单线式发展模式，而缺乏对器类组合及单件器物要素组合的综合考察。这些不足致使年代判定缺乏明晰的逻辑关系和确信的论证依据，从而难以建立起准确的编年框架。
基于对上述论证方法的审视，本文对南澳I号沉船所见景德镇民窑青花瓷进行了形制分析，重点考察了碗、盘、碟、杯、盖盒和碗盖的器形、纹饰和款识，并依据具有地层关系的观音阁窑址和襄阳民主路遗址，结合沉船、窖藏和纪年材料，认为南澳I号沉船出水景德镇民窑青花瓷的生产年代为万历早中期。并且进一步认为，景德镇民窑青花瓷同一时期存在精、粗产品共存现象和同类特征跨时期延续但工艺退化的特点。如成化、弘治时期流行的海螺、奔马和海浪等纹饰，可延续至正德、嘉靖和万历时期；而嘉靖时期流行的卍字云纹等，也同样可延续至万历早中期，唯在形制、釉色、青料和装烧等方面，该时期均以粗制产品的面貌出现，类似的现象在款识方面也有一定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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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冲
编排：李岩 陈博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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