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玉器生产的鼎盛时期,尤其清乾隆年间,中国玉器的发展达到历史上的巅峰。
在乾隆皇帝身体力行的大力推动下,上至王公贵胄下至文人商贾,举国上下竞相效仿,时人皆以佩玉、藏玉为时尚,因此乾隆时期又被称作历史上的“藏玉时代”。
仇炎之旧藏清乾隆子冈款金蟾戏荷白玉佩
仇炎之旧藏清乾隆子冈款金蟾戏荷白玉佩
仇炎之旧藏清乾隆子冈款金蟾戏荷白玉佩
仇炎之旧藏清乾隆子冈款金蟾戏荷白玉佩
子刚牌在清代玉器中同样大放异彩,这种将中国文化的诗、书、画、玉相结合,比例完美且意境深远的牌形玉佩,是当时最受欢迎的时尚元素。
清代子刚牌不仅数量众多,同时结合清代社会文化,子刚牌的艺术形式也发生了丰富变化,各种带有民俗特色的典故、吉语等创作题材出现在牌形玉佩当中。
在现代玉雕界,子刚牌又被称作“标准玉牌”,由于继承了传统玉牌的完美比例,它甚至还有一个数字化名称叫“461玉牌”,即规格为宽40mm,长60mm,厚10mm的长方形玉牌。
如果从形式上来说现代玉牌很好地继承了传统子刚牌的艺术风范。但是结合时代文化特点,现代玉牌与传统玉牌又有着哪些不同呢?答案很简单,二者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工艺”。
现代和田白玉牌
事实上,古代玉器与现代玉器的分界点就在于治玉工艺的不同。一般来说,我们习惯将汉代及汉代以前的玉器称为“高古玉”,将汉代以后至清代的玉器称为“古玉”,而电动工具出现以后的玉器则被称为“现代玉”。中国玉器经历过漫长的历史阶段,拥有过不同的价值属性,但是在电动工具出现之前,传统治玉工艺数千年来却几乎未曾改变。尽管文化时期受生产力水平制约,远古玉器的加工方式曾一度以刮削搓磨为主,但自从金属铊具出现,古人治玉基本是依靠人力驱动铊具带动解玉砂来对玉石进行琢磨。
国家博物馆藏新石器红山文化勾云纹玉佩
因此在电动工具出现之前,传统治玉工艺数千年来一脉相承,几乎未曾改变。但是当电动工具出现之后,玉器的加工方式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从前靠人力驱动的双向低转速治玉,被单向高转速电动工具所取代。
古代经年累月、费时费力的低效率玉器生产,被更高效便捷的现代玉器生产所淘汰。
正是由于加工方式的不同,古代治玉被形容为“琢磨”,而现代治玉则被称为“雕刻”。
传统人力驱动铊具带动解玉砂琢磨玉石
现代玉牌利用电动工具的高效便捷,一方面大大提升了玉牌的加工效率,另一方面完美提升了玉牌的工艺品质。例如明清玉牌工艺流程中的地章处理环节可以看出,许多存世古代玉牌的地章平整度明显不够。通过侧光观察,这种略呈波浪起伏的玉牌地章,一方面反映出手工琢磨的工艺特征,另一方面甚至成为古代玉牌真伪鉴定的重要依据。
清乾隆白玉诗文子刚牌
清乾隆白玉诗文子刚牌
但是现代玉牌则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传统治玉减地琢磨的误差被电动工具的精准所替代。
甚至许多“机工手修”现代玉牌,工艺上使用电脑数控雕刻大形,然后再手工精修打磨抛光,这样不仅保证了玉牌图案的层次感和立体感,同时玉牌地章平整度误差几乎为零。
在现代玉器收藏界,长久以来存在着一种观点,即“手工雕刻远胜机工雕刻”。客观地说,手工雕刻更能体现创作者的艺术造诣,图案和细节处理也更为灵动传神,结合作品的“唯一性”和人工成本,玉器会更具价值。
但正所谓“世事无绝对”,不同形制的玉器釆用不同的工艺和加工方法同样无可厚非。我们在排斥流水线式的低劣量产玉器的同时,要结合实际,客观地作出正确的选择。
与其他玉器不同,玉牌的审美恰恰较为特殊,其价值构成按照原料、品相、工艺的顺序排列。
正如现代玉雕界“一镯二牌三把件”的价值排序一样,从原料和品相的角度出发,工艺只能则退而求其次位居第三了。
所以为了追求成品完美度,现代玉牌绝大多数都采用了“机工手修”的加工工艺,就算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元的高端籽料玉牌同样概莫能外。
对此我们大可不必耿耿于怀,毕竟在优质和田玉原料日渐稀少的今天,玉牌的品质更多地依靠玉质和品相来体现,这也是社会文化作用下现代玉器的时代特征之一。
综上所述,从明清子刚牌到现代玉牌,其发展演变既受到生产力水平变化的影响,同时也受到时代审美观念的作用,始终带有浓重的时代文化特征。
回顾玉牌的前世今生和历史沿革,我们可以了解玉牌作为传统佩饰玉器,其发展轨迹背后是社会文化的有力支撑,而中国玉器历经千古而不朽的永恒魅力,也正源于玉器温润外表下所蕴藏的厚重内涵。
清代白玉人物诗文子刚牌
清中期白玉人物诗文子冈牌
清代白玉仕女诗文子刚牌
台北故宫博物院明代子冈款海屋添筹玉盒
清乾隆白玉诗文子刚牌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