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五千年无与伦比的丰富文字记载已为世人所认可，在历史长河中，中国的书画艺术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语言再现了这一衍变过程。而书法艺术的形成、发展与汉文字的产生与演化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连带关系。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用毛笔书写的一门古老的艺术，从甲骨文、金文演变为大篆、小篆、隶书，至于东汉、魏、晋的草书、楷书、行书诸体，书法一直散发着巨大的魅力。中国书法历史悠久，以不同的风貌反映出时代的精神。浏览历代书法，“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
和书法历史同样悠久的中国古籍，其历史也长达几千年。古籍是知识的载体，文化的结晶。古籍善本历来身价很高，宋、元善本更是弥足珍贵，在明代可以与唐寅、文征明的一幅好画相媲美，到了今天则是以页论价。明代的版本比较多，但良莠不齐。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却出了许多名刻本，无论是用纸、雕刻、印刷还是所刻的版本都堪称精品。
空灵之美，动感之妍——《丧乱贴》
年代：原墨宝创作于东晋时期，现存世的为唐代双勾填摹本
作者：王羲之
规格：纵28.7厘米，横63厘米，8行，62字
类别：书帖
流失时间：公元742年
收藏地：日本皇宫
流失原因：鉴真东渡时被带到日本
《丧乱帖》
简介：
在存世的中国古代书法墨迹中，最为珍贵的当属“书圣”王羲之的真迹。而王羲之传世的作品中，最精彩、最接近其书法原貌的，当首推日本皇宫这件唐代勾填本的《丧乱帖》。
《丧乱帖》是王羲之晚年的作品。此帖创作之时，他的老家山东琅琊地区正处于一场战乱之中。王羲之被迫离开北方，迁居南方。当他获知祖坟遭毁，痛苦不安，便给朋友写了一封短札，字体随情感而变，由行入草，一气呵成，这就是著名的《丧乱帖》。《丧乱帖》书法精炼老道，技法成熟，是难得的精品。
《丧乱帖》全文8行62字，风格近似于王羲之的《频有哀祸帖》，然而该帖的结字转折更为圆活流畅，字峰变化更甚，墨色枯燥相间而出，整个书帖由行至草，到纸末行笔更为快疾，充分表达了作者悲愤难言之怒。该帖全文如下：“羲之顿首：丧乱之极，先墓再离荼毒，追惟酷甚，号慕摧绝，痛贯心肝，痛当奈何奈何！虽即修复，未获奔驰，哀毒益深，奈何奈何！临纸感哽，不知何言！羲之顿首顿首。”
《丧乱帖》局部
流失经过：
随着遣唐使频繁往来，唐代的文物也被积极地引入到日本，中国书法中最为优秀的作品被有意识地选择介绍供日本贵族学习和鉴赏。唐天宝元年（742年），日本学问僧到扬州大明寺拜谒鉴真，礼请大和尚东渡日本，向日本传法。经过先后五次失败，终于在天宝十二年（754年），66岁高龄的鉴真和尚到达日本，带去了我国先进的文化技术，其中就包括在当时备受推崇的《丧乱帖》。圣德天皇对鉴真东渡传法的行为十分赞赏，亲自授予鉴真“传灯大法师”的最高荣誉僧位，以表彰他为促进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此后的《丧乱帖》一直保管于日本皇室之中。而千余年来国内书家对此一无所知，因为从来没有任何著录和法帖汇编记载有王羲之的此帖真迹流传于世。到了1892年，国内才知道世上竟还存有勾摹如此精良的王氏墨迹，但是一直到1934年，《丧乱帖》墨迹印刷品才传入内陆。
王羲之画像
国宝价值：
《丧乱帖》之所以受到众多藏家的推崇，是有深层次原因的。《丧乱帖》采用的是双钩填墨的描摹方法，双钩的细线历历可辨，字的轮廓都忠实地一一勾摹出来，丝毫没有一般勾摹本通常所见的笔画轮廓不自然，行笔线路不明了的弊病。该帖为抒发作者悲痛之情的作品，故挥洒淋漓，流畅不羁，是王羲之所创造的最新体势的典型作品。
王羲之的字帖如今存世的仅20多幅，几乎都被证明是后人摹本，因此都能看到勾描填墨的痕迹，《丧乱帖》最具晋时的笔风古意，又因世人绝少得见原件而真摹难辨。世间如果真要有王羲之真迹的话，《丧乱帖》就应该是唯一的墨宝了。《丧乱帖》也是存世王氏书迹中最为精良、地位至高的一幅。
可以说，此帖有四处其它所不能及到的地方：第一，此帖本身就是一篇优秀的杂文，区区8行62字，但具备了抑扬顿挫之美；第二，此帖字势雄强，是王右军之真面目，是真正的右军风骨；第三，《丧乱帖》兼备雄强和惨淡之美；第四，此帖表现了由行入草的完整的过程。因此，《丧乱帖》是一件难得的珍品，是王羲之最有代表性的末年之作，远胜神龙版《兰亭集序》。
回归难题：
在1892年国人得知王羲之尚有绝佳的摹本存世后，能亲眼目睹《丧乱贴》便成为很多书法大家心中遥不可及的梦。像这样通过早期文化交流到达日本的珍品，回归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丧乱贴》能如此长久而完好的流传至今，和日本皇室的精心保管不无关系。中国几经战乱，每一次朝代的更替几乎都有无数珍宝被战火所毁，特别是清朝后期的战乱更是让无数的奇珍异宝流落他乡，不知所踪。日本战乱较少，加上中国和日本文化源远流长，如出一宗，对书法的爱好更是过犹而不及。让千年来已经属于日本的收藏珍帖回归，更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同类国宝：
《孔侍中帖》，同为唐代传入日本的王羲之书法摹本，被列为日本国宝。全卷由“频有哀褐”、“孔侍中”和“忧悬”三札组成，各为三行。此帖尚有八分遗韵，行笔活泼中带有凝重之感，章法结体显示出欹侧取姿的特色。
《孔侍中帖》
《平复帖》，由张伯驹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它是晋代著名书画家陆机的作品，虽长不足一尺，只有9行字，却盖满了历代名家的收藏章记，朱印累累，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南北朝时期，正是汉字字体从隶书向楷书演变的关键时期。虽然后人的很多佛经里已经出现了楷书化的字体，但是这些楷书化的字体并不是绝对的楷书。陆机的《平复帖》能够体现出字体演变关键时期的风格，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平复帖》
彩陶般的原始留影——万帖之祖《淳化阁帖》
年代：北宋
价值：450万美元，但实际价值远高于此
现藏地：上海博物馆
流失时间：1949年
《淳化阁帖》
简介：
《淳化阁帖》始刻于宋代淳化年间，是宋太宗下令在“秘阁”中刻制而成的，所以称为《淳化阁帖》。该帖在北宋时已经十分珍贵。它开创了官刻拓本的先例，以后根据《淳化阁帖》再翻之帖，不计其数。宋太宗拓刻的本子称之为祖刻本，堪称我国的“书法鼻祖”。《淳化阁帖》祖刻本经历千余年的劫难，流传至今已是凤毛麟角。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淳化阁帖》共四卷。
《淳化阁帖》
流传经过：
1949年解放后，我国著名书帖研究家徐森玉对《淳化阁帖》的回收工作十分关注，经过他的调查考证，认为此帖仍在周湘云家，但在其逝世后此帖流出国门，该帖的最后一位收藏者是美国收藏家安思远。
上世纪末，由安思远收藏的《淳化阁帖》再次露面。1996年，国家开始启动对《淳化阁帖》的回归工作，派原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的王立梅赴美与安思远协商。王立梅和安思远先生的交谈很融洽，最后安思远提出愿意将它带到中国去展览，同时也透漏出可以拿其他文物交换《淳化阁帖》的意思。
1996年9月，安思远携四卷《淳化阁帖》来到北京，在故宫博物院进行了展览。启功和国内专家对这四卷法帖进行了鉴定，一致认为是宋刻宋拓无疑。故宫博物院通过王立梅沟通，希望能够促成以其他文物交换《淳化阁帖》一事。安思远提出可以用故宫收藏的朝珠交换，但是故宫只肯出三串一般的清代朝珠，以至于著名书法家启功老先生给国家文物局负责人写信：“窃念我故宫所存清代珠宝之属甚多，只有经济价值。而与历史文物不可并论。倘略出够资格之珍珠宝石物品，出手方不寒俭。”国家文物局局长接到信后，让王立梅亲自到故宫博物院再行挑选可供交换的物品，但最终结果未能让安思远先生如愿，他得到回告，有好的，但都是在典章制度中有记载的，不宜拿出交换。安思远提出故宫收藏的翡翠或家具也可以，故宫博物院又拿出翡翠。安思远看了之后不以为然；安思远提出用红木家具交换亦可，故宫博物院又端出一把红木椅子……最终的交换没有成功。
到了2002年，安思远年事已高，身体虚弱，他没有后代，也没有合法继承人。按照美国法律，一旦安思远故世，包括《淳化阁帖》在内的所有遗产均归国家所有，他收藏的相关文物极有可能进入美国的博物馆，那《淳化阁帖》将永无返国之望，为了实现让《淳化阁帖》回归中国的愿望，安思远先生透露了出让《淳化阁帖》的消息。2003年，上海博物馆邀请王立梅代表上海博物馆和安思远商谈购买的事情。到达美国后，王立梅立即登门拜访安思远先生，并明确地向他提出欲收购《淳化阁帖》，希望他给一个合适的价格。安思远告诉她：“我只希望《淳化阁帖》回到中国，所以我对日本人开的价是1100万美元，对其他中国人开的价是600万或550万美元。我知道您是为国家买，所以给您的价格是450万美元。”在安思远先生看来，是中国艺术给他一切，他也要将这一切还给中国。最后，双方意见达成一致。4月11日，王立梅将已经包装好的《淳化阁帖》取走，然后直赴机场，返回祖国。至此，流散海外的我国千年国宝终于安全回国了。
《淳化阁帖》
回归难题：
2002年在安思远先生有意出让《淳化阁帖》的消息传出来以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比利时的博物馆、日本的藏家以及中国的拍卖行等也都想要。安思远是一位非常热爱中国的文物收藏家，他不止一次地对王立梅说：“是中国艺术品给了我一切，我愿为中国做一些事。”王立梅与安思远频繁接触，洽谈此事时，安思远说：《淳化阁帖》是中国的宝物，应该让它回归故里。事后，王立梅说，《淳化阁帖》的最终归宿只能是中国的博物馆，如果通过拍卖行的途径回归的话，可能国家付出的要更多，甚至有可能再次流出国门。当时有些拍卖行就是准备把这件文物卖给比利时人。最后《淳化阁帖》成功地被上海博物馆收购，了却了几代人的文化夙愿。
《淳化阁帖》的回归一直都是秘密进行的。从确定购回到派人谈判，从美国纽约起飞到上海落地，每个环节都严格保密，以致一向嗅觉灵敏的美国拍卖行也毫无察觉。直到7月，上海博物馆向中外新闻界发布消息后，美国的文物商才如梦初醒，惊呼：“中国人把一件令世界梦想的艺术珍品悄悄地抢救回了他们的国家。从收藏角度说，这是令我们沮丧的，但从保护艺术品的立场看，《淳化阁帖》叶落归根，也算是得善其终……”
《淳化阁帖》
国宝价值：
《淳化阁帖》全名《淳化秘阁法帖》，这部书帖将宋以前的历代帝王、名臣和书法名家共103人的420篇书法汇集在一起，行楷草隶篆俱全，名家包括有钟繇、柳公权、王羲之、王献之、欧阳询等。《淳化阁帖》由此成为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淳化阁帖》中的第六、七、八卷均是摹刻王羲之墨迹的专卷，王羲之真迹现已失传，目前所能见到的王氏摹本也只有20余种，而《淳化阁帖》中汇集了王羲之的《定武兰亭序》、《孔侍中帖》、《妹至帖》、《十七帖》、《集王圣教序》等，此卷共收录王羲之170帖，可以说是天下一等的“准真迹”。《淳化阁帖》第四卷是欧阳询、褚遂良等历代名臣法帖。唐代大书法家欧阳洵只留下一件“欧体”真迹，算上摹本、碑刻，也不足20余件，而《淳化阁帖》收录了30件。
《淳化阁帖》中除了介绍二王的书法，更把魏朝钟繇和历代名家的书法做了一番探寻。钟繇的行狎书，墨迹已经失传，而《淳化阁帖》中仍存有他的《雪寒帖》。唐朝书法大家虞世南书法平正婉和，颇有王氏书风，存世作品不多，而《淳化阁帖》中则刻入了他的《左脚帖》六行行书尺牍。
《淳化阁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丛帖，其历史价值、文化艺术内涵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现在仍然能够有真迹保存下来实属不易。《淳化阁帖》除了具有书法意义外，《淳化阁帖》所采用是双勾描摹的刻帖方法，双勾描摹就是把透明的书写纸覆在原帖上，用硬笔沿字点画的外沿精确勾画，然后照空心字描摹。它最大好处就是在勾勒过程中能加深对原帖点画形态的认识，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原帖的风貌，弥补了原来面对墨迹临摹和“向拓”方法的不足，因此摹勒逼真，使先人书法得以流传。启功老先生称这部书帖是“彩陶般的魏晋至唐法书的原始留影”。故此法帖有“法帖之祖”之誉，对后世影响深远。
中国书法的传承历史上，《淳化阁帖》有着特殊的地位。它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汇帖，基本将宋以前书家名作一网打尽，也最终确立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
《淳化阁帖》所用的纸为澄心堂纸，澄心堂纸一直作为贡品，供宫中御用。现在就是一张仿制的没有字的澄心堂纸，都要卖到3万元，所以四卷《淳化阁帖》，光是卖纸，就值好几百万，《淳化阁帖》刊刻以后，也只是将少量的墨本赏赐给王公大臣，所以完全无法估算《淳化阁帖》的真正价值。
世界最早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
年代：1403—1408年
类别：百科全书
流失时间：1860－1900年
收藏地：大英博物馆、英国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校等地
流失原因：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被英法联军抢夺，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被焚毁，所剩部分遭到各国列强的瓜分
《永乐大典》
简介：
明成祖朱棣在夺取皇位后，为了消除朝野的不平之议，命解缙、姚广孝等人收揽天下古今各类书籍编纂成册。编纂完成后，明成祖将其赐名为《永乐大典》。《永乐大典》作为皇家藏书，秘不示人，长期贮藏于宫城内的文昭阁，百余年少人问津。
明世宗嘉靖皇帝继承皇位后，对《永乐大典》颇为喜爱，常常浏览。嘉靖三十六年，皇宫发生大火，对《永乐大典》钟爱颇深的嘉靖皇帝一夜下了三四道命令抢运《永乐大典》，最后才逃过这场浩劫。心有余悸的嘉靖皇帝萌生了将《永乐大典》再抄一部副本另外保存的念头。嘉靖四十一年，嘉靖命高拱、张居正等人着手重录工作，历时六年副本抄录完毕。重录的《永乐大典》称为嘉靖副本，它的格式、装帧与原本一般无二，令人叹为观止。《永乐大典》重录之后，有关正本归贮的记载寥寥无几，从此正本失去所在，踪影全无，以至引起后人对此做出了种种猜测，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桩扑朔迷离的悬案。
皇家档案库——皇史宬
流失经过：
乾隆年间开馆修篡《四库全书》时，准备从《永乐大典》中借用一部分，清查发现《永乐大典》已缺失2422卷，1000余册。在清朝，对《永乐大典》的保管大不如前。嘉庆、道光以后开始被翰林院官员偷盗出去，这一时间的丢失速度惊人。
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到破坏和抢劫，英军把抢掠的《永乐大典》作为战利品运回本国，此时丢失的《永乐大典》不计其数。1875年清理翰林院藏书时，发现《永乐大典》仅存5000余册。1894年，仅仅剩下800余册。有史料记载，光绪年间的翰林文廷式一人就盗走100多本《永乐大典》，后又将这些书出售给洋人或者古董商。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坐落在东交民巷的翰林院成为战场，藏在翰林院的《永乐大典》也难逃劫难，侵略者对《永乐大典》肆意抢掠。幸存的一部分有的被侵略者作为战利品劫掠而走，有的被国内一些懂得此书价值的翻捡拾走。毗邻翰林院的英国使馆中有个叫翟理斯的官员，在余烬未熄的翰林院里寻觅，拾得一些残本，他特意把其中卷13345这一册作为战利品收藏（如今藏在大不列颠博物馆）。
经过这次浩劫，《永乐大典》副本损失殆尽，流失海外的残书，经数十年反复搜寻，目前，全部加起来也仅有300多册、约800余卷，也就是不到原书的4%，其他的96％不知下落。
《永乐大典》
重聚过程：
1909年筹建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时，《永乐大典》从乾隆年间的万余册流失到只剩下64册。1912年，在鲁迅的努力下，教育部将翰林院所存《永乐大典》残本交由京师图书馆储藏，这是国家图书馆入藏的第一批《永乐大典》。京师图书馆在妥善保护这64册《永乐大典》的基础上，四处征集，广为搜罗其他遗散的《永乐大典》。中国著名学者叶恭绰在1920年曾从伦敦古玩肆中发现并购回了一卷散失在外的《永乐大典》。经过各方人士的共同努力，到1934年，馆藏《永乐大典》已达93册。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多灾多难，《永乐大典》也随着国家的命运颠沛流离，饱受战争之苦。1933年，教育部电令北平图书馆选送一部分古籍南迁，以防不测。接到电传后，北平图书馆立即将3000册（其中有经过精选的60册《永乐大典》）善本典籍运往上海，存放于公共租界仓库，并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负责管理。上海沦陷以后，为了保证这批文物的安全，当时代理馆长袁同礼先生决定将这批善本再做挑选之后运往美国寄存。这批善本就这样在战火中被运到美国，并且一去就是24年。1965年，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保存的这批善本安全转运台湾，60册《永乐大典》也在其中，目前存于台湾中央图书馆。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更加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多方全力搜求《永乐大典》。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把11册《永乐大典》赠还给中国政府，此后，苏联先后三次归还《永乐大典》共64册。1955年，德国把原收藏在莱比锡的3册《永乐大典》通过图书交换的方式送还我国。1960年，在我国国情非常衰落的情况下，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力排众议，特批专款从香港著名藏书家陈清华手中购回了一批珍贵古籍，其中就有4册《永乐大典》。并且，我国许多公私藏书家慷慨解囊，将珍藏的《永乐大典》贡献国家。时至今日，国家收藏的《永乐大典》由110册增加到了216册，这其中，包括台湾的60册。由于至今只能见到这点残本，因此更显得弥足珍贵。
《永乐大典》
国宝价值：
《永乐大典》全书包括正文22877卷和目录60卷，装成11095册。《永乐大典》在书籍中可以称得上是庞然巨著，每本相当于现在普通书籍的两倍大小，全部用毛笔工楷书写，总字数约3.7亿字，体积达40多立方米。《永乐大典》的装帧独具一格，全书采用上等白宣纸书写。书面硬裱，外用黄色丝织品包裹，显得庄重大方。
《永乐大典》保存了明代以前的大量的哲学、历史、地理、语言、文学、艺术、宗教、科学技术等方面丰富而可贵的资料。《永乐大典》中地方志各州、府、县的山川、气候、物产、风俗、人物、艺文等资料，尤为详尽可信，并可弥补其他书之所缺。同时，《永乐大典》内保存的许多唐人诗歌，其中如著名诗人王维、韦庄、王贞白、李群玉等人的一些作品，都是《全唐诗》没有收录的。也就是说，大典中的每一部分记录，不仅严格按照历史记载，而且全面详细，对于研究明朝以前的社会、文化各方面提供了很好的资料，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永乐大典》作为明初以前珍品秘籍集大成的旷世大典，比法国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和著名的《大英百科全书》还要早三百余年。它是一部古今中外所罕见的大型书，是中国古代最成熟、最杰出的“百科全书”。因此，《永乐大典》不仅在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名声显赫，在世界文化史上也享有崇高的地位。
回归难题：
几十年来，海内外学者不辞艰辛，一直致力于《永乐大典》的回归工作。复印卷宗虽然填补了我国《永乐大典》的一些空白，但是它们的原件现仍然收藏在国外，其中美国2卷、日本2卷、英国5卷、爱尔兰8卷，国家更加关注的是文物实体的回归，在《永乐大典》的回归工作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皇史宬内部
正本失踪之谜：
《永乐大典》带给人们太多的惊奇和赞叹，它的毁灭带来了强烈的悲伤和遗憾，留给后世许多有待探寻的不解之谜。《永乐大典》重录之后，有关正本归贮的记载隐晦不明，在明末清初之前就已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谜团。
郭沫若主张《永乐大典》正本毁于明清交替的战火之中。1644年，李自成在兵败山海关后撤离北京，走之前放火焚烧了宫殿和各门城楼，文渊阁被焚，正本可能毁于此时。
当代历史学家王仲荦认为，正本没有销亡，有可能藏于皇史宬夹墙之内。作为皇家档案库，皇史宬建筑奇特，门、窗、大梁全用砖石，殿基耸出地平，具有防火防水功能，东西墙壁厚3.5米，南北墙壁厚6.1米，有藏贮巨物的可能。
另外一种便是葬于永陵的说法，这也是呼声比较高的主张之一。据史料记载，嘉靖帝最器重的文官徐阶已向他奏明，重录不可能很快完成，只能对本抄写。嘉靖则明确强调，“重录”是为“两处收藏”。四年后，嘉靖驾崩，三个月后下葬。葬礼刚结束，隆庆帝便宣布《永乐大典》已抄成，赏赐重抄的儒臣。按照惯例，在《永乐大典》编写完成后，应该明确记载正副两部书的收藏地点。但是当时的记载很模糊，到了明末，已经没有听说关于《永乐大典》的记载，更不知道《永乐大典》贮藏于何处。乾隆年间，清政府曾把宫中藏书清理过，但是并没有发现《永乐大典》正本。古代常有以死者生前所爱之物随葬的风俗，嘉靖皇帝生前对《永乐大典》珍爱有加，将《永乐大典》正本殉葬极有可能。历时12年建成的永陵是十三陵中仅次于长陵的一座，建于明代国力最强盛的时期，地宫规模很可能在长陵之上。它在环境上可能对珍藏《大典》正本作了充分的考虑，规制壮丽的永陵玄宫也为殉葬提供了有利条件。
明永陵
直到现在，流失海外和国内陆续搜集的残本也都是嘉靖重录副本或其他抄本，而《永乐大典》的正本至今一卷也未发现，并且其下落也一直不见准确的记载。尽管众说纷纭，说法不一，但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是，几百年来，《永乐大典》正本却从未现身过，所有的正史野史也找不到关于正本的准确记载。正本的究竟所在还需要更多的资料或是考古发现等新的线索去考证。
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敦煌遗书
年代：从东汉起到元代，延续十多个朝代
发现时间：1900年
流失时间：1905—1929年
收藏地：俄罗斯12000件、英国13300件、法国5700件、日本1000件
莫高窟佛经
简介：
敦煌的盛名来自莫高窟。莫高窟的含义大抵有两种，一是说建造佛洞的人，在俗家弟子的修行中的修为是最高的。莫是“不可能、没有”的意思，莫高窟就是说没有人的修为比建造者更高了。二说即盛赞莫高窟建造水平极高，没有水平更高的石窟了。
十六国时期，群雄逐鹿中原，战火四起，中原大批硕学宿儒和百姓纷纷背井离乡，逃往相对稳定的河西地区避难，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尤其汉魏传入的佛教在敦煌空前兴盛。自从乐尊和尚在这里建造了第一窟后，经过几个世纪的建造，莫高窟在最辉煌的唐代，已成为拥有一千多个佛窟的佛教圣地，聚集了众多的寺庙和僧侣，也收藏着大量的佛经、佛像、佛画等宗教宣传品和其他文书档案。明朝时，长城的最西端修建在嘉峪关，敦煌于是处于中央管辖之外，便开始无人问津，静静的矗立在漫漫的沙漠中，在大自然的风吹日晒雨淋之中，一片残破的景象。
清朝光绪年间，王道士以修窟补佛的名义，开始清理沙石，供奉香火。1900年，王道发现墙壁中有一个密室，里面有经书和佛祖绣像。一个珍藏着数以万计的经卷、手稿、文书、织绣的宝库被打开了，本来一段尘封的辉煌重见天日是件大好事，可惜，这个发现来得实在不是时候。当时的国家正处在多事时节，没有文化的道士掌握着一批无价的国宝，其命运只能是走向悲惨。因此，从发现它的那天开始，就注定悲剧的发生，由此也撕开了敦煌百年的伤痛史。
莫高窟九层楼
流失经过：
自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两次把洞内所藏的经书送给当地的官员，官员们把这些东西当作鉴赏的古董和官场结交的礼品。这也是敦煌遗书的首次流散。1902年，甘肃学政叶昌炽从知县那里看到了一部分遗书，叶昌炽了解到这批文物的价值，就建议当时的藩台衙门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由于把这些古物从敦煌装车运到省城，至少得花费几千两银子，因此藩台衙门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但敦煌藏经洞的遗书就这样传播开了。
俄国人奥布鲁切夫于1905年10月到敦煌藏经洞，早于英国斯坦因两年。他在敦煌用几包日用品，便从王道士手中换走了敦煌文书两大包，600多卷文书和写经，如今这些遗书在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收藏着，约12000件。
1907年，斯坦因来到莫高窟。斯坦因了解到王道士对唐玄奘非常崇拜，所以他把自己装扮成唐玄奘的信奉者，并欺骗王道士说他是沿着唐玄奘西天取经的路来的。这一招很灵，他用宗教信仰把王道士的思想沟通了，王道士答应让斯坦因看这些经卷。斯坦因所看到的宝藏，大约有三种，第一种是用坚硬的纸张所写的汉文佛经。第二种是藏文写本。第三种，是一些古画，绢上画的全是美丽的佛像，颜色协调，鲜艳如新。斯坦因用200两白银就换去了24箱子遗书及其他文物5大箱，里面装有五百多幅中古时代的绘画和刺绣精品，就这样将这些宝物运到了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来到敦煌，用以一个银元宝买一捆写本的价钱，选走藏经洞里的全部精华。珍稀的经卷写本和一些画卷共6000多卷，被装到10辆大车上运送到巴黎，藏入国家图书馆。
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展示在全世界面前时，清政府才知道它并认识到它的重要价值。1909年，在敦煌藏经洞被发现的第9个年头，清政府教育部拨经费6000两白银开始搜买敦煌遗书。人们意识到这些经卷有利可图，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藏书又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1910年，敦煌将第一批敦煌遗书6004卷装车启运。前来押运的清朝官吏很不用心，一路有多少人参与盗窃，有多少经卷流失，如今已成了永远的谜。当遗书抵达北京时，李盛铎等人竟先挑选了遗书，取其精好的藏匿下来，而将较长的经卷一拆为二，以充不足之数。李盛铎窃去的那些文书，后来以8万日元卖给了日本人。
1911年，俄国人奥登堡率团至莫高窟，藏经洞内遗书已所剩无几，奥登堡在向王道士收买的同时还到附搜购，得到了将近3000卷遗书精品。
1914年，斯坦因又来莫高窟，用白银五百两买走了王道士私自收藏的经卷570卷。就这样，由于当时政府的腐败，加上王道士对文物价值没有一点点的认知能力，导致文物大盗对敦煌宝藏进行了可耻的掠夺和盗窃，使大量的稀世珍品流散海外。
总之以卷数而言，现在的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已近万卷，是收藏敦煌遗书的三大图书馆之一。但大量珍贵敦煌遗书仍流散在世界各地，英国有1.3万件、法国有5700多件、俄罗斯1.2万件，在日本、美国、丹麦等国1000多件……这不仅是中国学术的一段伤心史，也是整个中华民族愚昧、衰弱的镜子。 现存世界最早的雕版印刷作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国宝价值：
据敦煌学专家考证，藏经洞里的经书大约是北宋时期被放进去的。北宋时，由于印刷术和造纸术的进步，大量新的写本印本经典涌入敦煌。于是，当时的管理者把敦煌各寺院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藏书清理活动，整理出来一大批认为没有用的文化典籍。他们把这些典籍和各寺院以前不用的经卷和积存多年的过时文书，废纸以及旧幡画，多余的佛像等集在一起。按我国的习俗，字纸是不能随便乱丢的，他们将这些书、纸、画、文书等捆好，放在第17窟中，然后将洞口封起来。宋代人作为废品处理掉的东西，过了900年后，它成了罕见的瑰宝。
据统计，国内外收藏的敦煌遗书约5万余件，内容可分为宗教典籍和世俗典籍两大部分。宗教典籍占80％，其中有些是无价之宝，它们极大地丰富了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研究资料，为全面了解中华各民族的历史关系、各民族的文化成就和社会状况以及古代中外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敦煌遗书中的世俗文献约占20％，数量虽少，但其学术价值比宗教典籍更大。其种类除了传统的经、史、子、集之外，还有大量地方文献。其内容几乎包括了中国中古时期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而且全部出自当事人之手，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原始记录，没有经过后人加工改造，从而是客观反映当时社会实际的第一手资料，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因而被称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
经过中外学者的研究，从中已经发现了许多世界第一。在自然科学方面，敦煌学家从遗书中发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书籍、最早的火枪等；在社会科学方面，科学工作者从中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乐谱、最早的棋经、最早的舞台演出图等。
尤为珍贵的是，遗书中还保存了少量的中国的初期印刷品，为探讨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物佐证和历史线索。例如，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的雕版印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它是世界上第一份雕版印刷作品，它也是至今存世的中国早期印刷品实物中唯一的一份本身留有明确、完整的刻印年代的印品，现收藏在大不列颠图书馆。
季羡林曾说过：“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两个，这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这段话精准地确定了敦煌地区在人类文化史上的显要地位。敦煌遗书是中国文化遗产中的璀璨明珠，是中国人民宝贵的文化财富。
敦煌古画
回归难题：
敦煌遗书大部分流失海外，中国还能够要回来吗？被斯坦因劫去的敦煌遗书，直到1957年，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才将英藏敦煌写本的缩微胶卷与北京图书馆藏敦煌写本的缩微胶卷进行交换。而伯希和所得到的，直到1979年，法国巴黎图书馆才提出交换馆藏敦煌遗书胶卷。
我国曾派出几十位敦煌专家前往国外，希望索回敦煌文物，然而大都无功而返。1997年，日本友人青山庆示遵照其父青山杉雨的遗嘱，将家藏的8件敦煌遗书送回敦煌，开创了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回归故里的先河，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再没有一个国家或个人把敦煌遗书交还给中国。青山家族归还的遗书中，有一份《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历日至十二年历日》，经有关专家研究鉴定，它是现在已知中国最早的月食预报材料，且推算得相当精确，是研究我国古代天文历法弥足珍贵的史料。
中国一直希望流失在其他国家的敦煌遗书能回归中国。经过海内外很多专家的努力，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流失海外的敦煌汉文文献通过出版形式开始全面回归，这也是敦煌民族文献回归的一种方式。出版的文献只是敦煌遗书中很小的一部分，我们希望更多敦煌遗书能早点“回家”，哪怕只是“回来看看”。
西域的地下博物馆——吐鲁番文书
年代：西晋十六国到元代
类别：古代文献
流失时间：19世纪末—20世纪初
持有者：俄国、英国、德国、日本、瑞典、法国等国家
流失原因：西方列强对西域墓葬群的肆意挖掘和盗取
吐鲁番文书
简介：
丰富的历史背景赋予吐鲁番文书深厚的文化内涵。吐鲁番是东西方文化和宗教错综交织与相互融合的交汇地，是我国丝路遗址最为丰富的地区。遗存的古城、石窟寺、烽燧、墓葬、岩画等达200余处。由于吐鲁番长年少雨，气候极其干燥，使得地下埋藏的文书古物不易腐烂而能保存至今。
吐鲁番文书从内容上看，可粗略分为公私文书、古籍、佛道经卷等四大类，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例如文书有朝廷诏敕、律文、籍账，以及各级军政机构的文牒，数目巨大；古籍有儒家经典、史书、诗文等；宗教类有佛教经论以及摩尼教、景教、祆教等宗教文书和典籍。它既生动具体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社会面貌，又填补了我国没有唐代以前档案文书的空白。对于研究古代社会结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西北历史地理与边防丝绸之路与中西交通，民族关系以及社会民情、风俗文化等，都是极具学术价值的第一手材料。
吐鲁番台藏塔遗址
流失经过：
19世纪末，吐鲁番地区也先后遭到来自俄、英、德、日的多次掠夺，他们除掠去大量艺术珍品外，也窃去不少文书、墓志。从俄国人普丁谢夫最先到我国新疆开始，直到1935年，俄国、英国、德国、匈牙利、荷兰、法国、芬兰、瑞典、日本、美国等纷纷组织探险队，到新疆“考察”竟达100多次。这些文化强盗对吐鲁番文书和文物进行了贪婪的掠夺和野蛮的破坏。
瑞典人斯文·赫定是1895年第一次来到和阗河与叶尔羌河之间的沙漠中寻宝，不久他在沙漠中发现了一座古城，带走了很多古代印度的卢文文卷，临走时还毁掉了带不走的古文卷。1900年，他又一次来到中国，并对楼兰古城进行盗掘。斯文·赫定带走了150多件写在纸上和刻在木板上的汉文图书，这些文书上不仅有汉朝的年号，还有楼兰的字样。这些是楼兰古城中遗留下来最珍贵的古书。接着，他又盗掘了米兰古城。楼兰和米兰两座古城是吐鲁番文化的重要一部分，他们带走的文书和资料取得的成就，在19世纪就引起了全世界考古学家关注。
1897年，以俄国克列门兹为首的考察队到达吐鲁番，在3个月的时间里，疯狂发掘了回鹘王国的旧城亦都护城、高昌、吐峪沟、木头沟和其他一些古代遗址，以及130个佛窟和墓葬，获得不少汉文、梵文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字书写的古代文书及古石刻。随后他将这次挖掘获得的精致壁画、铭刻和古写本盗运回国。
德国的格伦韦德尔等人，于1902年8月到达吐鲁番进行大肆盗掘，带走了文书文物46大箱。1904年，德国人勒科克到吐鲁番进行盗掘，先后盗劫了伯孜克里克的千佛洞和雅尔湖、胜金口一带的千佛洞，以及高昌古城和交河古城。他掳走的各种文字经卷抄本、佛像、古钱币等文物达数百箱。
日本人大谷光瑞于1902年来到吐鲁番，他是日本首次来到西域盗宝的人，他盗取的是大量的壁画和木雕佛像。1908年，橘瑞超来到吐鲁番，他先到楼兰古城，在古城内挖出了上百份用纸抄写的文书和文卷，这些都是十六国时期的重要文献。
根据最保守的估计，东、西方列强的探险家们在吐鲁番盗掘了不计其数的文物，而由中国人发掘留存在国内的出土文书，则不过百余件。
吐鲁番古城遗址
国宝价值：
吐鲁番出土文书被誉为“高昌历史的秘密资料库”、“西域文化的地下博物馆”。吐鲁番文书在许多方面的价值不逊于敦煌遗书。吐鲁番文书最早和最晚时间的时代都超过敦煌遗书，绵延的时间更长。相比较来说，敦煌遗书更多的是有关宗教方面的书籍，其他文书的数量远远低于宗教类文献；吐鲁番文书的内容要比敦煌遗书更丰富，它包含了更多社会信息，为吐鲁番本地保存了连续的档案记录。吐鲁番文书的出土，以及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也使吐鲁番和敦煌成了丝绸之路上的“双雄”，并由此产生了“双学”，即吐鲁番学、敦煌学两门国际性显学。
回归难题：
吐鲁番文书的回归，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应该是文化的汇集与交流，现在由吐鲁番文书所发展成的吐鲁番学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科，近百年来，中国吐鲁番学专家、学者在吐鲁番的历史、地理、文化等方面通力合作，并与世界各地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交流，积极融入吐鲁番学研究的国际大框架中，有关吐鲁番学的研究成果大量出现。我国和世界上很多国家已经就吐鲁番的学术交流方面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也是促使吐鲁番文书文化回归的重要一部分。国家有关方面也在就文书回归的问题不断地和相关部门协商，希望更多的吐鲁番文书能够通过更多的交流早日得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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