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學的內容大體上可以分爲古器物學和古文字學兩部分。上舉著作中，後兩種屬於古器物學，前幾種都屬於古文字學(《恆軒》同時也跟古器物學有關)。吳氏的貢獻主要在古文字學方面。下面對他在這方面的成就和不足之處試作評介。
吳氏對後世影響最大的著作是《說文古籀補》。從北宋夏竦的《古文四聲韻》開始，古文字字彙都採用按韻收字的辦法，同部首的字往往分散在很多不同的韻裏。由於摹刻技術不佳，字形走樣的毛病也很嚴重。尤其是元明以來的一些古文字字彙，大都輾轉摹錄以成書，可靠性很差。《古籀補》依《說文》次序編排文字，所收之字一般都直接據拓本摹寫，而且木版刻得很好，印出來基本不走樣(但增訂本刊刻質量遜於初刻)。這就從根本上改變了古文字字彙的面貌。吳氏把不能確識的字另編爲附錄，既豐富了內容，又增強了科學性，也是改進古文字字彙的一項重要措施。後來的各種古文字字彙大都襲用《古籀補》的編排體例。
《古籀補》不但體倒優於過去的古文字字彙，而且所根據的資料有不少在當時來說是很新的，在釋字方面也反映了包括吳氏自己在內的那一時代金石學家的不少新的研究成果。所以此書的刊行對古文字學的發展起了相當大的促進作用。清末著名古文字學家孫詒讓(公元1848-1908年) ，在《古籀餘論》裏就曾屢次引用此書。可惜《古籀補》對各家(包括吳氏本人)的釋字之說的去取不一定恰當，以致正編裏收入了不少明顯是誤釋的字，而有些正確的意見却反而收入了附錄(參看羅振玉爲《金文編》初版寫的序)。【微刊按：《古籀補》附錄收晉公盆的[午隹]字，“疑惟字之異文”，也是極有價值的意見】見於吳氏其他著作的某些很好的意見，例如認爲齊陶文中的？可能是“者"字（《吳愙齋尺牘》第七冊所附《讀古陶文記》，寫於光緒八年。《叢稿》編按：見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吳愙齋大澂尺牘》415頁)，認爲盂鼎“我聞殷墜命"一語中的“墜"應該釋爲“述"讀爲“墜" (見《恆軒》盂鼎銘所附釋文及《愙齋集古錄》4 .16上），在《古籀補》裏甚至根本沒有得到反映。這影響了後人對吳氏古文字學成就的全面瞭解。
《古籀補》凡例第一條就說：“古器所見之字，有與許書字體小異者……可見古聖造字之意，可正小篆傳寫之訛。"書中屢次根據金石古文字指出《說文》篆形和解說的問題，或者直接提出跟《說文》不同的說法。例如：卷三“對"字下指出《說文》說“對"本从“口"，漢文帝改“口"爲“士“，與事實不符（亦見此書自序）。同卷“寺”字下說“寺"即古“持"字。卷五“射"字下指出此字本“象手執弓矢形，小篆从身从寸非是"。吳氏以金石古文字糾正《說文》的主張和實踐，對促進古文字學的發展也有重要作用。
吳氏在古文字學上最重要的一個發現，是看出了《說文》所收“古文”的真實時代。這其實也是根據金石古文字糾正《說文》的一個例子。許慎認爲他根據孔子故宅壁中所發現的經書等資料收入《說文》的“古文”，其字體比周宣王時的籀文更爲古老。後人對此一直沒有異議。吳氏對從西周到秦漢的各種金石古文字資料都很熟悉。他通過把《說文》“古文"跟金石古文字對比，發現前者實際上是周末的字體。陳介祺在光緒四年二月廿七日致吳大澂札中說：“尊論許氏所引皆六國時古文，心目之光實能上炬千古。"(《簠齋尺牘》)這是關於吳氏這一發現的最早記載。在光緒九年所寫的《古籀補》自序裏，吳氏正式發表了他對“古文"時代的看法。他說：“竊謂許氏以壁中書爲古文，疑皆周末七國時所作，言語異聲，文字異形，非復孔子六經之舊簡，雖存篆籀之跡，實多訛僞之形。"他舉出了《說文》所引“古、籀”的字形跟周代銅器銘文中習見的字形不合的很多例子，斷定前者當爲“周末文字”，認爲許慎“不獲見古、籀真跡"。《說文》籀文的時代問題比較複雜，至今尚無定論。關於《說文》“古文"的時代，吳氏的新說確是劃時代的創見。
應該指出，吳氏實際上並不僅僅是通過跟時代較早的古文字的對比來判斷“古文"的時代的。他把“古文"跟戰國文字，主要是跟東方的六國文字(“東方"相對於西方的秦國而言)，也作了比較。陳介祺、吳大澂之前的清代金石學家，知道宋代發現的詛楚文是戰國時代的秦國文字，還已經知道古貨幣上的文字有不少屬於戰國時代。除此之外，對戰國文字的知識幾乎等於零。陳、吳二人對戰國文字的認識大大超過前人。尤其是吳氏，從《古籀補》《字說》等書中關於古璽、古幣和古陶文字的一些話可以看出，他已經比較清楚地認識到這些文字資料大都是“周末"“六國”時的東西。他和陳介祺還考定了一些有銘文的六國銅器。如平安君鼎、子禾子釜等。吳氏已經注意到《說文》“古文"的字形跟他認爲屬於“周末”“六國"的古文字往往很相近。他在《古籀補》卷十三“二"字、卷十四“鈞"字下指出，《說文》“二”字古文(从弋从二)與纕[安心](此二字吳氏原未釋，但《古籀補》附錄中己指出第二字从安从心)君鉼“二"字相合，《說文》“鈞"字古文(从金旬聲)與子禾子釜“鈞"字相合，是“六國時異文"“六國時字”，“非古文(指早於籀文的真正古文)也”。子禾子釜是陳介祺藏器，吳氏同意陳氏的意見，認爲子禾子就是由齊太公和(《愙齋集古錄》24 .2)，其時代已至戰國。纕[安心]君鉼也是戰國時東方國家銅器，吳氏顯然已經認識到了這一點。《古籀補》增訂本卷一三"績"字下更明確指出，古璽績字“省糸爲？【微刊按：此字爲“糸”少兩點】，乃六國時文字"，《說文》“糸"之古文作？【微刊按：此篆形比“糸”之篆形少左下、右下兩筆】，“可知許氏所見壁經皆與此類，晚周之本也"。由此可見“古文"跟六國古文字的相似，確是吳氏判斷“古文"時代的一個重要根據。民國前期，王國維著文論定《說文》“古文"是戰國時代東方六國所用的文字。這一結論已爲絕大多數學者所接受。其實吳氏已經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解決了這一問題。不過《古籀補》自序曾說“古文”“疑皆周末七國時所作”，看來吳氏對六國文字跟戰國時代的秦國文字應分爲兩系這一點，還沒有很明確的認識。這是他不如王氏之處。
從以上所說還可以看出，吳氏在戰國古文字的研究上也是有重要貢獻的。他也許可以看作戰國文字研究的奠基者，至少可以看作最重要的一個先驅者。
前面說過，吳氏對《說文》中的籀文的時代也有懷疑。此外，他對當時一般金石學家認爲是周宣王時的標準籀文的石鼓文的時代也有不同看法。《古籀補》自序曾說“石鼓殘字皆史籀之遺”，似乎他同意一般的意見。但是實際上他却是傾向於石鼓文是春秋戰國時的秦國文字的說法的(宋人提出過這種說法)。他在光緒八年十月十八日致陳介祺札中說:“石鼓疑亦非史籀書，筆法、篆體已漸開小篆之風(《古籀補》卷十“奔"字條指出石鼓文奔字“類小篆，變止爲屮自此始")。或謂秦刻，在春秋戰國之間，文亦與周雅少異。妄存其說，以備參考。"(七冊本《吳愙齋尺牘》)在他臨石鼓文屏幅的題跋和光緒十四年所寫的《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批語裏，也說過類似意見(參看《吳愙齋先生年譜》166-167頁)。吳氏對石鼓文時代的看法跟現代古文字學者很接近。
吳氏的《字說》過去頗受推崇。其實此書中錯誤很多，例如曾爲不少人所稱許的對“帝”和“王”的字形的解釋，就都是不可信的。《字說》各篇中最有價值的是《“文"字說》。此篇指出古金文的“文"字往往从“心" ,《尚書》“寧王"、“寧人"之“寧"應是从“心"之“文"的訛字(“寧"本當作“寍”，在古文字裏與中間从“心"的“文"字形近)。這是很有道理的。不過在清末金石學家中並不是只有吳氏一人看到這一點。王懿榮早在同治末年就跟陳介祺說過跟《“文"字說》相類的意見(見《陳簠齋尺贖》【微刊按：書名中“陳”字或是誤衍】所收同治十三年十月十三日陳氏致潘祖蔭札)。
吳大澂之前的清代金石學家，考釋古文字時往往“皮傅經傳，鹵莽滅裂"，科學性很缺乏(參看容庚爲《古籀餘論》燕京大學刻本所寫的跋)。吳氏辨認字形比較細心，較前人有所進步，但仍有不少穿鑿附會之說。此外，吳氏雖然對古文字資料很熟悉，可是小學的基礎却並不是很好。例如：他認爲金文“从目从攴之字許書所無"(《愙齋集古錄》23.4 上)，其實《說文·四上》明明有這個字，而且還是部首。他考釋毛公鼎銘時說“褻即執之異文……此曰褻事即執事也" (同上4.8 上，亦見《賸稿》。《古籀補》增訂本8.4上“褻"字條說法略有不同但仍謂“古文以爲執字")，竟然不知道“褻"所从的“埶"與“執"，形音義截然有別。《字說·“世"字說》說“世"“止"同音(25頁下)，《古玉圖考》說漢代剛卯刻文“借只爲執”“借月爲疫"(131頁下)，其實這三對字，古韻部都不相近。訓詁也非吳氏所長。容庚說他“訓詁、假借猶不若孫氏(指孫詒讓)之精熟"(《古籀餘論》跋)，是很對的。如果吳氏能有較好的小學方面的修養，無疑會對古文字學作出更多的貢獻。
錄自裘錫圭《吳大澂》，《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三卷475—481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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