款识,是特定时期瓷器上的一种标识。在古玩收藏界历来就十分重视瓷器的款识，并把它作为判定瓷器年代、估量瓷器价值的一个重要依据。中国古代瓷器的款识，最早出现于宋代，但宋代署款识的瓷器不多。经元至明，在瓷器上书写款识之举才渐渐风行起来。尤其明代中期以后，除官窑器外，民窑瓷器中的“细路货”也多具有款识，而且形式多种多样。
笔者20年来热衷于古代瓷器款识标本的收集，尤其偏重于明、清青花瓷器款识瓷片的收藏和研究。近年来通过2000枚明代民窑青花款识的分类整理和潜心辨识、研究，有以下几点粗浅之见。
一、明代早期民窑青花瓷器书款识者较少，而且多书于器内壁及壁底，未见有书于底足者。正德以后款识渐多，而大多书于底足。尤其嘉靖至崇祯期间，书款识者日多，几乎每件烧造、绘画工致的青花瓷器都书以不同形式的款识。
二、明代民窑青花瓷器款识多为四字或六字、三字、二字、一字及六字以上者较少。款识从右向左竖排，外周饰以双圈、单圈或双栏，也有不饰圈、栏者。款识多为楷书、行书，也有草书、隶书和篆书，但无论何种书体，大都书写率意，不工致，尤其是草书，更是随意挥洒，无有章法，而这恰恰是民窑与官窑款识的区别之处。花押款更是草率，一器一式无有规律，笔画含混，难以辨识。
三、明代民窑青花瓷器主要有年号、干支、吉语、堂名和花押款等，尤以吉语款为多。洪武至景泰期间的款识仅见器内壁及壁底书福、寿字者，为行、草、隶三种书体。成化、弘治时始见有底足书年号及福、太平者。正德时期的款识不多，仅见有大明年造、正德年造、大明正德年造、大明正德年制、正德年制几种。嘉靖时期款识形式渐多，除年号、干支款外，还首次使用了长命富贵、万福攸同、永保长春、福寿康宁、天下太平、上品佳器、长春佳器、东昌造器等吉语款和学名款，而大明年造款为数最多。隆庆一朝为时较短，唯见大明隆庆年制、大明隆庆年造、万福攸同、长命富贵、富贵佳器、玉堂佳器几种款识。万历皇帝执政时间长达48年，瓷器制造量最大，款识使用最多，除年号、干支款和嘉靖、隆庆时流行的吉语、堂名款外，又出现了宣德年造、宣德年制、大明宣德年造、大明宣德年制和成化、正德、嘉靖等年号寄托款，以及连中三元、状元及第等吉语款。天启时期，宣德、成化、嘉靖等朝的年号寄托款使用较多，尤其是成化款更是“满天飞”。此外除沿袭使用嘉靖、隆庆、万历时的吉语、堂名款外，又增有富贵长春、天启佳器、天禄佳器等款识。崇祯时期，除继续沿用前朝的款识外，并出现了洪武年制、永乐年制寄托款，特别是书于器内壁底的白玉斋、雨香斋、情古斋等堂名款尤多。嘉靖至崇祯各朝均使用花押款，其数量也比较多。
四、款识是鉴定明代民窑青花瓷器年代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依据。判断瓷器的年代不仅要看款识，而且还要从各方面综合考虑。因为明代民窑青花瓷器的款识既有本年款，又有寄托款，而且一种吉语和堂名款往往沿用数代，如果仅以款识为据，很可能会造成断代错误。正确的判断方法应该是首先从胎釉、青花用料、发色着眼，然后再观其绘画内容和艺术风格，最后才是款识。如果前二者均与款识年代相符，方断代无误矣。
以上为笔者一己之见，难免有偏颇之处，但我总觉得辛辛苦苦得来的一点认识和感悟，不能一人独享，而应介绍于藏友，尽管有“井底观天”之嫌，但对于明代瓷器收藏来说，还是有所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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