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陶文物鉴定
铜驼钮“魏乌丸率善佰长”印，三国·魏，印面2.2×2.2cm，通高2.7cm
铜驼钮“魏乌丸率善佰长”印
铜驼钮“魏乌丸率善佰长”印
铜龟钮“安西将军章”，北朝，印面2.8×2.8cm，通高3.7cm
铜龟钮“安西将军章”
铜龟钮“安西将军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的印章，基本上是沿袭汉印的形制。南北朝时期，纸张已普遍应用，因此新的钤印方法也随之产生，封泥之法开始废止。而是使朱砂调制成的印泥来钤盖印章，这就是所谓的濡朱之制。
魏晋南北朝篆刻承汉印之风，正如明甘旸所说：“魏晋印章本乎汉制，间有易者,亦无大失。”(《印章集说》)因此广义的“汉印”是包括魏晋南北朝印章在内的，不过这时的篆刻趋于瘦挺方直,率意为之，不及汉代印章精整严谨，沉穆雄浑。这与书法的发展一样，魏晋隶书与汉隶不同,是时代使然。其时印文书体也与《正始石经》接近。魏晋南北朝官印各朝均有定制，印材仍为金、银、铜、玉，钮除龟钮、驼钮、鼻钮、瓦钮外，出现了辟邪钮。其时最具特点的印章有四种：多字印、多面印、悬针篆印和朱文印。
旧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之必合”。经过两汉约400年的统一，历史又轮回般地来到魏、蜀、吴三分天下的十字路口，以后300年中，五胡十六国，魏晋南北朝，社会动荡，烽火连天。
三国官印，殆从东汉制度，其时官印多赖当时特有的地名、官名以别之。公元265年，司马炎废魏帝自立，都洛阳，15年后，终灭蜀吴。自公元190年盟军讨伐董卓，战乱不息90年后，全国总算有了可贵的短暂统一。
西晋官印能从一些特殊王号官名鉴别，如西晋封有齐、常山、太原、东平、东海等王，属官有典祠、典书、学官、典府、典卫等。则印章中所见“常山典书丞印”、“齐上军司马印”、“典祠令印”等当为西晋印。
此外，西晋官印还有一些印文篆法和形制本身的特征。西晋官印沿着两汉以来篆书印文渐由圆活趋向方折的趋势继续向前，更加方正，平折特征十分突出，几乎陷于生硬。印文间距较大，愈显印文拘谨收敛。印文多略偏上，下方常见1—2毫米的空间，这与汉官印印文居中，四边距边基本相同颇不一样。印文多为直接刻凿，金银印全为凿印。官印边长基本皆为2.4厘米，较西汉官印明显为大，这与晋尺较汉尺有所增长有关。西晋的鼻钮钮面平均宽1厘米，钮穿为半圆形。而大多数东晋和十六国鼻钮钮穿为圆形，如十六国“邺宫监印”。印台高0.9—1厘米，略高于三国之制。关于龟钮特征我们将在下面提到。
兵荒马乱的魏晋南北朝给我们留下的官印中，将军及其属官的印章占了相当的比重。可以说将军印是此期印风转易的一个缩影。其变化又可分为魏晋和南北朝两大阶段，现各举一例说之。
伏波将军章，1981年陕西咸阳窑店农民掘土发现，现藏咸阳博物馆。边长2.2厘米，铜质龟钮。“伏波将军”之职，始见于西汉。从西汉至北周得封此职而见于史载者凡12人，其中最著名者，当推东汉初的伏波将军马援。按当时之制，伏波将军非常设之官，有事则设，事讫则罢，充此职者必善水战。这类有名号的将军通称“杂号将军”，西汉已有，东汉三国大量涌现，南北朝则进一步膨胀。按照将军制较为完备的晋朝制度，冠军、龙骧、征虏、辅国等将军，可与征、镇、安、平等将军相匹。其次是宁朔、五威 建威、振威、奋威、广威、扬威 、五武 建武、振武、奋武、广武、扬武 。再次是伏波、鹰扬、折冲、轻车、虎烈、凌江、牙门、材官等等。这些将军的名号和级品多为十六国南北朝所继承。
铜龟钮“建威将军章”，东晋，印面2.2×2.3cm，通高2.4cm
咸阳出土的这方“伏波将军章”乃十六国时期之物。钮龟头较长，伸向斜上方。背纹简单，龟为匍匐爬行状，钮式极富时代特征。印文单刀从下向上冲凿，虽没有了两汉铸印的饱满与雍容，但更多了一些霸悍与率意。由于这些将军印多为临时付用而匆匆凿就，篆刻家习惯称之为“急就章”。它因为单刀冲凿而表现出的生辣，为刻凿方便而表现出的笔画减省 如“章”字“立”部中间两点简为一竖 ，没有成稿信刀冲刻而表现的文字大小的变化与不均匀排列，以及文字偏上，下部留红的做法等，都为后世篆刻家推崇备至，而心摹手追。
龟钮铜质“平南将军章” 形制堪为北朝代表。北朝时，印体较大，钮龟呈立状，背甲棱角分明，龟首平伸。印文平直，文字乖谬，多不合六书。考古发现证明，东汉与西晋，简牍虽还使用，但纸张渐渐普及开来。到了东晋时期，纸张已完全取代了简帛。印章受体从泥到纸的彻底转换，似乎使旧有的印章形式一时无所适从，被迫寻找着自己的出路。官印从东汉晚期以来日趋粗简荒率，印章已从西汉的极盛走向衰落，穷极之中又孕育着向隋唐官印的重大转变。
铜龟钮“平东将军章”，魏晋南北朝·十六国，印面2.3×2.3cm，通高3.1cm
铜马钮“亲赵侯印”，东晋·十六国，印面2.5×2.5cm，通高2.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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