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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马，战国，高29cm。
牡马，仰首端立，竖耳鼓目，鼻孔张大，好像正在喘息。马头塑造得细致生动，躯体起伏表现出马的肥硕与健壮，马尾上扎一结。此马应是随葬用的明器。古代事死如生。商周贵族墓中常有御者及车马实物出土，此时墓葬中所出动物形象，多以工艺品的造型出现，或作容器，或作器座；到战国，金属、陶、木等各种明器多有出现，虽然造型显得古拙，但它标志着新的丧葬制度出现，为后代陶塑明器的成长发展准备着条件。
陶彩绘女俑，西汉，高55cm，宽18cm。
女俑面庞端庄清秀，头发从中间分梳向两侧，至后面绾系，双手垂拱于胸前，身著交领三重衣，外敷白色陶衣，双履绘饰图案。女俑出自陕西西安一带。
银女坐俑，西汉，高22.6cm。
俑为银制，坐在方形底板上，膝前有圆形筒，参考各地出土的人像形座，此俑双手原应握有灯杆之类的器物，灯杆下端插入圆筒内。坐俑与圆筒组成承受其它物体的底座。这种装饰方法，即用人体作为器物底座在我国有久远的历史。如湖北省出土了以人体作支柱的编钟架，河南、河北等地也都出过人形灯底座。
银俑的坐式，古代称作跽，不同于蹲坐和箕踞，在汉代较为流行，表示庄重，被视为合乎礼制的坐法。银俑发髻上绾，身着多层交领广袖衣，全身比例适度，表现出沉默拘谨的神情，无疑是一个被奴役的形象。
铜力士骑兽博山炉，西汉，高23.9cm，宽10.1cm。
此炉盖雕镂成山峦形，人物、禽兽饰于其上，伫立峰顶的朱雀极富生机。山峰间有孔，熏香点燃后，烟从孔中冒出，如云雾环绕，形同仙境。
炉柄的造型最具匠心，雕铸一个仅腰束短裤的裸身力士，屈膝骑在仰首伏地的神兽背上，左手按兽颈，右手上托奇峰耸立的炉体。力士身材魁梧粗壮，威武有力。宽厚而紧闭的嘴唇，发达的胸大肌以及鼓起的腹部都非常合乎艺术解剖学的原理，并且有恰到好处的艺术夸张。工匠特意着力刻画了力士因托“博山”而承受的巨大压力，其用力时的高度紧张和神兽吼叫的神态极为生动。
陶彩绘女俑，西汉，高30cm，宽21.1cm。
女俑外施白衣，眉、眼墨绘，眉目清秀，细腰，双手合于腹部。头裹巾，下穿拖地喇叭状长裙。此俑陶质细密，人物表情温和含蓄，形象新颖别致，特别是喇叭状长裙，简洁中蕴含生动，飘逸流畅又给人以稳定感。
陶彩绘男俑，西汉，高42.7cm，宽20.8cm。
男俑头发从中间分梳，头侧向左，嘴微闭，显露出沉静坚毅之性格。身穿右衽衣，腰系带。双手紧握，拳心中空，原来可能持有武器。刻划的是一个武士形象。头发、五官、衣饰绘黑、红、绿诸色。从雕刻风格分析，接近陕西省咸阳杨家湾墓陶俑，应是西汉早期作品。
陶彩绘马，西汉，高45cm，长42.8cm。
陶马直立，前足略向前倾，后足稍弓，含蓄待动。双耳竖立，张口鼓鼻，眼睛直视前方。颈上刻长鬃。
西汉时期是汉朝同西北少数民族政权对峙的时期，由于战争的原因，对马的需求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人们对马的认识也达到空前的高度。
陶羊，汉，高12.8cm，体长15cm。
此羊颈短，羊角向下弯卷略呈螺旋形，身体肥硕，四肢矮短作直立状。作品没有直接用线刻手法表现浓密的羊毛，而是用短颈、肥硕的体型与矮短的四肢表现出羊毛的厚重感，这种避实就虚的方法是中国古代雕塑的传统表现手法，与西方艺术极端写实的造型手法截然不同。
古人相信人死后灵魂不灭，因此，要将死者生前所拥有的物品随葬，以供其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享用，由此产生了各种形象的俑，陶羊即其中之一。
陶灶，东汉，长31.8cm，宽21cm，高12cm。
陶灶为方形，前后有两个灶眼，灶眼旁各有一“?”字，后部隆起之处安置烟道，灶面除菱形图案外，还有牛腿、鱼、龟及工具钩等图案。灶侧面一人拽拉一牛，手中持物，似准备杀牛，另一面为虎与怪兽争斗。灶前部为灶口，灶口左右各有一人，旁有“夫”、“?”二字 ，灶口上部略高，起阻挡炉灰的作用，灶后部饰一行走的老虎。陶灶图像采用浅浮雕方法雕刻，简洁洗练，与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的风格一致。
火的使用是促成人类由动物转化为人的重要因素之一，它不仅能够取暖，还能改变饮食结构，扩大食物范围，从而促进人类身体与智能的变化。在长期使用的过程中，人类逐渐熟悉了火的习性，开始挖火膛，以提高效能，火膛可视为灶的雏形。炉灶的出现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释名·释宫室》说：“灶，造也，创造食物也。”《汉书·五行志》说：“灶者，生养之本。”灶同火膛相比，密闭性能更好，更能提高烹饪效率，节约能源。灶在汉代随葬墓中发现较多，普通的为一眼灶，复杂的多至数眼。灶面上一般模印庖厨工具与鸡鸭鱼肉等食物，侧面有人物、龙虎怪兽、庖厨等内容。
绿釉猪圈，汉，长16.5cm，宽15.5cm，高20cm。
在汉代的泥塑中，经常能见到猪圈与厕所建在一起，这件绿釉猪圈上的小屋就是厕所，这种情景在现在的一些农村里依旧能见到，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更方便地收集灌地的肥料，可见千百年来人类某些朴素的生活习惯维持至今。
两汉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强盛时期，汉代在秦朝经济几近崩溃的环境下经过“文景之治”逐步繁荣起来。汉代陶俑艺术就是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当时的社会风气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有的人家甚至不惜倾家荡产为的是“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所以才会有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件以现实生活中的猪圈为模型的陶质明器。
青龙纹瓦当，汉，直径18.5cm。
瓦当为筒瓦之头，是中国古代建筑构件中的一种。因其有遮蔽檐头、阻止瓦片下滑的作用，所以称当。它兼具实用功能与装饰作用。古人以各种动物、植物纹样，图案、文字等装饰当面。青龙是瓦当中常见的一种装饰纹样，是主管东方的神灵，它通常与白虎、朱雀、玄武共同组成为四神（也称四灵）。此青龙瓦当外缘宽厚，中心有一乳钉状圆钮，青龙眼睛圆睁，张口，双翼飘动，龙尾翘起，腿爪奋力蹬踏。整个瓦当构图匀称均衡，设计巧妙新颖。
陶听琴女俑，东汉，高53cm，宽33cm。
东汉中晚期，陶俑制造中心由西安、洛阳等地转向四川。此时的四川，社会安定，经济富足，人们注重享乐。不仅生时及时行乐，还欲死后带入地下。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享乐活动及器具，便被仿制成明器，听琴女俑即其中之一。
听琴女俑双腿跽坐，似正专心致志欣赏音乐，听到会心处，情不自禁以手扶耳，弦外之音，令人有绕梁之想。川俑合模翻制，陶质中多夹沙，长期埋藏地下，面部模糊。此外，川俑五官较为紧凑，多呈笑意。此俑较典型地反映出川俑特征，出自彭山一带。
周公辅成王庖厨图画像石，东汉，高63cm，宽77.3cm。
画面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周公辅成王故事。一人端坐中央，地位虽然尊崇，但形体较小，显然是年幼的成王。左右各有四人站立，左者一人，躬身拱手，神态谦卑，正在向成王汇报事情，他就是被后世敬仰的周公旦。周公为武王之弟，他曾协助武王灭商，后又专心辅佐13岁继承王位的成王。画像石下部为庖厨场面，右面在宰猪、牵羊，中间在洗涤，还有人在治鱼鲜；左面上方挂鱼鸭，下方为灶，一人蹲坐在灶旁烧火。此画像石出自山东地区。
周公在汉朝就受到人们的尊敬。周公封地在鲁，山东等地的文物周公题材出现较多，或许与之相关。以周公辅成王为题材的画像石在山东嘉祥等地皆有发现，有些画面上刻有“成王”二字。
西王母车骑图画像石，东汉，高62cm，宽80.5cm。
此石分上下两层，上部为西王母端坐中间，左边三人手持嘉禾，跪拜在西王母面前。右边一人双手持嘉禾跪拜，其身后站立手捧嘉禾的羽人，另有凤鸟与九尾狐。下部为出行图，前面为一导骑，肩扛武器，中间是轺车，上坐二人，一为御者，另一人头戴冠，手持便面。轺车是一种四面敞露、可以坐乘的小车。车后有骑马与步行的随从。
汉代画像石中表现西王母的内容很多。西王母最初是一个半人半兽的凶神，但在汉代人的心目中，西王母是一位保护神，不仅生前要靠她的保护，死后也要祈求她的保护。
朱雀铺首纹门扉画像石，东汉，高113cm，宽50.5cm。
此画像石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另一件朱雀铺首纹门扉画像石为一对。门扉上面刻画展翅的朱雀。朱雀口含仙丹，翅羽用阴线来表现。中部为铺首衔环，兽耳平齐，很有特点。下部刻青龙，张口吐芯，曲颈，背生双翼，长尾向上翘起。
陕西、山西画像石题材内容丰富，大多表现的是祥瑞和神话。门扉画像刻朱雀铺首衔环，也有下部刻神兽的。在古代，朱雀是表方位的神，与青龙、白虎、玄武诸神组合使用。他们与仙人或动植物相互组合，代表不同的寓意。如仙人乘龙、朱雀铺首衔环图等。
张法姜造石观音像，北魏永熙二年（533年），高35.5㎝。
观音头戴柱状花蔓冠，面作方圆形，胸间佩有饰物，帔帛跨肩后两端在膝前呈双Ｕ形交叉，又反折于肘下垂，披衫两侧作锯齿状略向外侈。观音左手持物，右手执莲蕾，跣足立于复瓣覆莲圆座上。观音的身后是举身舟形刻火焰纹背光。观音像的底部是素面长方体基座，基座背面镌刻“永熙二年十月十六日，赵曹生妻张法姜，为亡息、眷属、含生之类，造观音玉像一躯，故记之。”铭文意为：永熙二年（533年），赵曹生的妻子张法姜为她的儿子、家眷及其它具有生命的一切，敬造观音像一尊，特此铭记。
该像是曲阳白石造像中的早期作品之一，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从造型看，观音头偏大，胸扁平，腹部稍鼓，体形直立呆板且略显矮短。从服饰看，观音帔帛、披衫的边饰在身体两侧处外侈上扬，给人以飘动之感，这种动感恰好调剂了直立呆板的体形缺憾，再附以观音手中持物及身后背光等雕饰，使造像的整体视觉效果大为改观。古代曲阳雕刻工匠在创造单体观音造像时，巧妙地运用了静与动相结合的表现手法，使白石造像在风格上更显独特、更具魅力。
该像造像1954年于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
郭武牺造铜鎏金观音像，北魏太和廿三年（499年），高16.5cm。
像通体鎏金。观音头戴冠，椭圆形面庞，修眉细目，眼角略向上翘，尖鼻。右手持长茎莲，左手握披帛一角，披帛缠绕其袒露之上身，下著裙，跣足，直立。背靠舟形背光，火焰纹。背后一侧一供养人手持香花，礼拜另一侧的释迦牟尼，释迦牟尼著圆领袈裟，结跏趺坐，形象高大庄严，与供养人形成鲜明的对比。像底部为外侈四足座，正面为二供养人，一男一女，他们是造像的出资者和供奉者，背面刻有发愿文“太和廿三年五月廿日清倍（信）士女郭武牺造像一区所愿从心故已耳。”太和为北魏孝文帝年号，廿三年即公元499年，“已”当是“记”或“纪”的俗写。
此类造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河北省博物馆中均有收藏，可视为北魏中晚期一种常见的造型，流行区域在北方的河北、河南一带。这类观音像对衣纹、衣饰的刻划非常精细、准确，披帛的飘逸飞动尤其令人称道。
此像曾经尊古斋主人黄濬收藏，后入归故宫博物院。
铜鎏金释迦佛造像，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年），高11.8cm。
主尊像为释迦佛，肉髻高耸，面形略长，眉目清晰，两耳下垂。身著右肩半披式袈裟，内斜著僧衹支。袈裟纹理细密，呈数重弧线形雕刻。佛举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袈裟一角，结跏趺坐于二护法狮之背端，有降魔除怖之意。两侧各有一呈跪蹲姿双手合一的供养菩萨，虔诚礼佛于左右。佛身后为双层莲瓣形背光。背光上饰有隆起的线雕火焰纹，顶部雕饰成杨柳枝形状。矩形须弥座设于二护法狮之下，座腰下方正背两面饰莲花纹，座基为矮短式四足床趺。床趺正面雕一博山炉，两侧各雕一执莲蕾供养人像，侧面及背面镌刻“太和十七/年六月/十日，/佛弟/子□/春为难/年等造/释迦/牟尼/像一躯”铭文。佛像背面雕一禅定坐佛。
该像为像座合铸，造型古朴典雅，是早期鎏金铜佛普系中说法佛系像式之一，此像系在五世纪下半叶和六世纪初叶比较流行，特别是中原东部由定州至大同一带为此像系的主要分布区。该像主尊的袈裟仍沿袭早期石窟造像的形式。
陶彩绘骑马男俑，北魏，高23cm，长21.4cm。
男俑头戴风帽，身着曲领长袍，一手抱圆形扁鼓，一手持槌作击鼓状。胯下之马全身施红彩，头微垂，站立于方形陶板上。这种形象应是鼓吹仪仗俑。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爵封赏宽泛，一般官员都可以得到鼓吹，墓室内陪葬的此类陶俑也相对较多。
僧成造铜弥勒像，南朝梁大同三年（537年），高10.5cm。
此尊造像为一佛二弟子形式。弥勒佛磨光肉髻，圆脸微笑，内著僧祗支，外穿双领下垂袈裟，袈裟下摆外撇，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施与愿印，跣足立于覆莲台座上。莲台左右各伸出一枝忍冬，承托着站在覆莲座上的弟子。火焰纹舟形背光，背光上部略向内卷，头光处饰莲瓣纹。像背刻铭“大同三年七月十二日，比丘僧成造珎勒像一躯”。“珎”为“弥”之俗写。有关僧成的记载还有两处：一是《高僧传》卷八：“时高座寺僧成、旷野寺僧宝，亦并齐代法匠。”一是齐永明元年（483年）释玄暠造像碑，其铭云：“齐永明元年岁次癸亥七月十五日，西凉曹比丘释玄暠……敬造无量寿、当来弥勒成佛二世尊像……比丘释僧成，掺□值□，共成此□。”由此可知，僧成是活跃于南朝齐、梁间的一位高僧，信奉弥勒。南朝铜造像发现较少，具时间与供养人铭者更为罕见。该像像体虽然不大，但雕铸精美，特别是弥勒和胁侍面部的刻画细致准确，洵非一般工匠所为，实为南朝铜造像经典之作。
张相女造铜鎏金像，东魏兴和三年（541年），造像主张相女。像高15.3cm。
造像分为主尊像和胁侍像，胁侍像足侧处有榫，为分铸后与主像组合。主尊像二佛，肉髻凸出呈半球状，身著通肩袈裟，手作说法相，结跏趺坐于矩形须弥座上。主尊左右各有一胁侍，均着比丘装，拱手侍立，神态虔诚。二佛身后共有一火焰纹饰的背光，背光的中上方镂雕一莲花，莲花下面又分雕出二佛各自身后的光焰，光焰上均饰团云状火焰纹。背光顶部雕饰屋顶，以示佛的至尊至圣。佛像底部是四足床趺，上面镌刻“兴和三年二月三日，高陵村张相女为□习生、亡儿□□欣廿阿□□□，见在兄姐欣姐□□□观音像躯，□七……，见存□福”铭文。二佛并坐金铜像是北朝至隋开皇时期较为流行的一种像式，其题材典出于《法华经》中的释迦、多宝佛。该像构思巧妙，造型别致，设计新颖，颇具匠心，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邸广寿造石思惟像，东魏兴和二年（540年），高59cm。
思惟菩萨面含微笑，脸庞长方，头著宝冠，宝缯上飘，圆形头光。半跏趺坐束帛圆墩上，体略前倾。右肘支膝上，手攥长茎莲蕾，用食指支撑面庞。左臂残缺，残存左手握足。菩萨下身着裙，裙摆分两层浮雕回曲形皱褶，腿部裙褶单勾阴线呈“U”型。圆墩下敷设圆形铺地宝装莲华，下为长方体石座。石座背面阴刻造像记：“大伐（代）兴和二年岁在庚申二月乙卯朔廿三日亲（辛）丑，清信佛弟子邸广寿仰为亡考敬造玉思惟一区（躯），愿亡考上生净妙国土，合家眷属，常居富利，七世同沾，有形齐润，所愿如是。像主前平乡令邸僧景”。
此像姿态优美，静中含动，展示出菩萨静心思维的神态，有明确纪年，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
1954年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
石彩绘观音像，东魏，残高46.5cm。
观音头戴三叶冠（大部分已失），面庞圆润，胸平腹鼓，项系饰物，左手握玉环，右手持莲蕾，披披帛，穿璧相交，下垂至膝反折于手臂，向外自然下垂，跣足立于双瓣覆莲上，下为长方形基座。像身及基座等处有贴金遗存。背光后面用朱、墨等色绘思惟菩萨像。造像背后彩绘思惟像且保存较好，在定州白石造像中比较少见，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佛教绘画艺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王丰姬造石弥勒佛像，东魏兴和三年（541年），残高45cm。
弥勒像高肉髻，修眉细目，眼略向下视，内穿僧祗支，胸前系带，身著袈裟，袈裟在两腿间呈弧形下垂，裙下缘外侈，衣褶起伏有序，手施无畏印、与愿印，跣足立于双瓣覆莲上。底为素面基座，头光为莲花图案。基座刻发愿文：“大魏兴和三年十一月廿五日，上曲阳县人李晦妻王丰姬为亡息李景珍敬造弥勒像一区（躯），上为国家，后为七世父母，居眷大小，亡过现存，边地众生，一时成佛。”
北魏至东魏时期，弥勒造像以交脚菩萨形象居多，但在河北定州地区却以佛像为多，包括立像、倚坐像、结跏趺坐像等多种形象，显示出其独特性。此弥勒佛立像于1953-1954年出土于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
郭元宾造石菩萨像，东魏，高48.5cm。
菩萨头戴冠，内穿僧祗支，外穿披帛，披帛在腹部穿璧，反折至肘部下垂。右手持莲蕾上抬，左手握桃形物下垂，跣足，直立于仰覆莲座上。基座浮雕化生童子托举香炉，外侧为狮子，狮子脊部雕刻莲花，形式颇为新颖。基座背面刻发愿文：“武定三年十月五日，佛弟子郭元宾为父前妻造玉像一区（躯），高尺七，亡者生天，现在得富，弥勒三会，一时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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