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乃至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中，时间与空间的扩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变。人们制造了时钟，有了礼拜天、夜生活。人们规划了广场，有了公园、电影院、博物馆、百货公司……而这些，恰是近代化进程中，最细微却最有趣的一部分。
1899年，南通第一座钟楼出现在天生港唐闸大生纺织厂（下称“大生纱厂”）前。与大生纱厂的纺织机器一样，大钟也是购自英国曼彻斯特的制造公司，这家公司的一位工程师负责把它安装在工厂前的钟楼上。史家由此感叹钟表与工厂、工业化的西方文明之间的密切关系。
▲上海董家渡的老房子。摄影/席闻雷
暗夜里的更声和日晷漏刻、暮鼓晨钟——与其说它们是时间计量器具，不如说更像是时间刻划仪式—在农耕文明下的中国古代乡村和城镇里，伴随着人们度过节奏舒缓、情调悠闲的时光。就算当利玛窦们把精制的自鸣钟敬献给皇家贵胄，机械钟表的价值也只是奇巧的奢侈收藏品。中国人几千年来用惯了“昼用辰刻，夜用更点”的时制，有必要把时间细化到分、秒的标度吗？没有。
直到国门打破了，城市开埠了，洋人踏着近代化、工业化的节奏走进来了。民国时期，随着现代市政建设的开展，南京、广州等大城市不但多在市中心建起大型钟楼，就连马路旁的灯柱上也安装上进口的时钟。因为，这是城市新的时间节奏。
▲浦江饭店，始建于1846年，是中国第一家西式饭店。摄影/陶钧
就好像大工业流水线的机械化操作，工业时代的城市也需要“准时”、有序地管理和运行。近代化城市所依托的工业、商业活动，火车、汽车、轮船的开行，医院、公园、百货公司的营业，商业洽谈甚至人员之间的交往约定，都将人们纳入一张几乎无所不在的钟表时间之网。
时间控制带来的压力如何疏解？休假。这也是近代意义的城市生活符号，你一定熟悉这个词：星期日。可是百年前的中国人并不熟悉它。中国民间向来是依年节比如元旦、端午、中秋三大节以及农闲时段来休闲，官僚阶层也并无普遍的定期休假制度。开埠之后，西人的礼拜日休息的制度浸入城市社会生活。
工业社会也为放松的娱乐消遣提供了时间条件，那就是城市夜生活。
▲上海科学会堂 摄影/陶钧
电灯改变了城市人的作息习惯，改变了他们对时间的感觉。夜晚不再只意味着宁静和休息，它被重新纳入了城市的娱乐消遣甚至工作安排中。城市的时间不再由日升月落、斗转星移来掌控，反过来，时间又被人为地“控制”了。上海，作为中国近代化都市的代表，它的“不夜城”之美誉，证实了近代工业社会代替造物主“规定”作息时间的神奇。
从20世纪初，中国城市多了一项新的娱乐方式：看电影。它也是一种新的文化生活方式，为众多知识分子所喜爱。
▲上海汇丰银行八角穹顶，银行也是当年进驻中国的公共设施之一。摄影/陶钧
电影院是向全体公众开放的，在规定的时间和空间里以有序的方式运行，它被列为近代城市规制中的公共娱乐空间，无论从技术内涵还是运行方式，它都属于近代文明。
不过，电影院不是近代城市公共空间的典型代表。“城市公共空间”（open space）概念，大约始于英国伦敦1877年制定的《大都市开放空间法》，公共空间理念注重“为公众服务”的目标，以“开放、公开、对话”为基本属性。
欧洲的都市公园风气，随着中国国门的打开，最先进入上海、青岛、天津等开埠城市。外国人集中的地方或者租界，修建了大量的城市公园绿地。1866年，上海英租界工部局在黄浦江、苏州河交汇处，修建了上海第一个公园—外滩公园（黄浦公园），进入20世纪，又相继修建了虹口公园、法国公园（又名顾家宅公园，现为复兴公园）。
公共园林的建设、开放，从某种角度见证了民国政府以及当时吸吮了西方文明气息的实业家们，为建立新式国家和社会的努力。当时一批富有现代都市规划思想的学者和官员，积极研究中国市政问题、介绍欧美市政理念，力图付诸实践。
古代中国有两千年的城市史，但农耕文明下的中国城乡一体，在文化习俗上城乡共通，中国的城市生活恰是农村生活的延伸和扩大。19世纪末20世纪初，剥去封闭的“城”、开放新鲜的“市”——近代化的热切希望可以促成现代都市的规划，但是却无法在短期内把千年累积形成的农耕文化“设计”成工业化、近代化。
▲开办于1920年的南通第三幼稚园的孩子们正在玩游戏。
2002年，建筑学家吴良镛赴南通考察，提出南通城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城”的推论。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张謇在南通创办工厂、发展工商企业，本着“道路交通为文明发达之母”的思想辟道路、兴河运，建立公园等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大力兴办学校、兴建图书馆，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苑”、第一所戏剧学校“南通伶工学社”。
针对西方已出现的贫富差距增大等“城市病”，张謇在南通城市规划早期就兴建育婴堂、养老院、济良所、残废院。这些无疑都是近代工业文明、都市文明的价值体现。但张謇对南通的城市规划不止如此。
▲广州沙面老建筑。摄影/许权
张謇发展南通的都市理想中，还包含着一种“村落主义”，着眼于社会的整体改良。他积极推动南通周边的农垦、发展农村经济，谋求城、镇、乡地区的整体协调发展。他的城市建设思想是基于中国农耕社会历史背景，从村镇到城市发展的综合思考，这种“南通模式”，是中国独特社会文化背景下的都市区域型发展模型。
另一个基于中国本土特色的近代城市建设标本，当属北碚。
不论是“南通模式”还是“北碚模式”，他们都是吸取西方城市文明的同时，立足本土，“父教育，母实业”，力图在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基础上，实现城市化、区域化的现代化发展。中国近代城市化的进程中，经历过最初的被动接受和发展中的主动变革，做过大胆地尝试也有过成功的经验。百年前先辈们的艰辛努力，颇值得今人敬仰；他们的成败得失，仍值得有识者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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