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有一个习惯，每逢冬天来临之时，各地的诸侯都要去朝见天子，天子也于此时在宗庙主持祭祀祖先，其中的重要议程便是演唱《诗经》。这里所说的“唐魏之风”，是指《诗经·国风》中的《唐风》和《魏风》。
《诗经》是汉族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是中国文学一个光辉的起点，表现了那个时代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反映了各个阶层人们的喜怒哀乐，对后代诗歌发展有深远的影响。《诗经》根据乐调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大部分是黄河流域不同地区的民间歌谣，共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
南宋马和之《唐风图·蟋蟀》
在弥足珍贵的“十五国风”里，晋地占有其二。也就是说，《诗经·国风》中，属于晋国的有《唐风》12篇、《魏风》7篇，约占“风”部分的12%。其中《唐风》包括有：《蟋蟀》《山有枢》《扬之水》《椒卿》《绸缪》《杕杜》《羔裘》《鸨羽》《无衣》《有杕之杜》《葛生》和《采苓》。《魏风》分别是：《葛屦》《汾沮洳》《园有桃》《陟岵》《十亩之间》《伐檀》《硕鼠》。这19篇诗作，贴近性灵，贴近生活，贴近乡俗，从一个特定角度反映了晋地风情，在思想和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可谓《诗经》及其“风”部分的代表。
其实，远在4000年前的唐虞时代，晋南一带就流传着《卿云》《南风》《康衢》《明良》等歌谣。除少数被官方收集编入《诗经》以外，普通人民自编的大量诗歌早已被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
南宋马和之《唐风图·葛生》
南宋马和之《唐风图·采苓》
《诗经》是晋国的日常必读物，而《唐风》和《魏风》又是晋国的形象“代言人”。晋国是春秋的盟主，对外交往活动甚多，《左传》记载的外交场合中，《诗经》被引用达230多次，以晋国所占比例最高。
“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无论是安定生活的向往、深沉爱情的低吟，还是怀才不遇的轻叹，正如孔子所言“思无邪”，“唐风”和“魏风”在表露当时人们的真情实感和社会风俗的同时，更折射出晋国的民本思想，也就是“强国重民”的晋国文化精髓。
精髓之一：思国忧民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突出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的原始民主制色彩，也体现了晋国文化由来已久的民本思想。这里我们可以通过发生在春秋时期的一个有名的“季札观乐”故事来得以印证。
公元前544年，吴王馀祭派他的幼弟季札出使鲁、齐、郑、卫、晋等国。在鲁国举办的一个接风音乐会上，当季札听到十分动听的《唐风》时便深有感触地说：“思深忧远啊！应该是帝尧的后代吧？如果不是这样，忧思为什么会这样深远呢？如果不是有美德者的后代，谁能如此呢？”季札既是聪明的政治家又是出色的外交家，他是把所听到的音乐同当时的政治背景、人文教化结合起来，从中体会到某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和思想情感的。他这样说是对唐尧“深思国之发展，远忧民之疾苦”的崇高美德，表示由衷的钦佩和高度的赞扬。晋国子民多为陶唐氏后裔，《唐风》所涉及到的“河、汾之东，方百里”及邻近地区，“思深忧远”的民本思想代有继承，并伴随着晋国疆域的扩大，成为山西乃至周边地区的优秀传统和社会风气。
精髓之二：敬天保民
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在这些斗争中，民心向背起着关键的作用。晋文公能称霸，晋悼公能复霸，无不例外地仰赖于晋国牢固的民本思想。
晋文公重耳即位前流亡异国十九年，身边就集结了诸多敬天忠义之士，他们“看重国家社稷、淡泊个人功利”，留下许多动人故事，如名传千秋的介子推，忠心耿耿，割股奉君，保驾晋公子重耳历尽艰辛回国登基、而在封官进爵之时却归隐山林，成了一名不食君禄的隐士。而同样是在晋文公流亡期间，有一件事使他刻骨铭心。盛夏炎日，重耳逃难路上饥肠辘辘，口渴似火。他向一个老农乞取食物，老农捡起路边一块黄土给他。谋臣胡偃见之，立即拱手接过黄土，对重耳郑重地说，这是土地，这是上苍赐给我们的土地啊！重耳听罢双膝跪地，恭敬老农，叩拜上苍，然后接过黄土，毕恭毕敬地置于袋中。从此，这个流亡奔波晋公子悟出了这样一个至理：黄土乃庶民所依，百姓乃王业之本。要强国称霸，离不开土地，离不开人民。
晋悼公曾向双目失明的大臣师旷询问治国安邦之策，师旷掷地有声地告诉他说，只有以仁义为本。天生民而立君，君必须养民如子，赏言而刑淫，绝不能肆于民上，弃天地之性而从淫；民奉君要爱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倘若君变成困民之主，使百姓绝望，就必然要灭亡。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阐述“民本”思想的言论之一，其出自曾经诞生尧、舜、禹等华夏祖先的晋国大地上，应当不是偶然的。
然而，晋灵公荒淫无耻、不顾众生，遭到庶民唾弃，《魏风·硕鼠》、《魏风·伐檀》等，对此类现象进行了辛辣讽刺。同样，晋国的公室由廉而腐，“民闻公命，如逃寇雠”，其政权也自然由盛而衰，很快便被六卿所把持。
精髓之三：尚德惠民
崇尚高德，忠于大义，恪守规矩，爱民如子，是晋国君主的政治主张，也是晋国文化的核心元素，并且逐渐在全社会流行，最终成为晋国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追求。
晋献公在位时期，布衣祖朝曾上书献公，想聆听他的治国家之策。晋献公派人出去告诉他说，高官大吏已考虑好了，老百姓还管什么政策！祖朝又上书说，朝中决策一旦失当，灾祸就会降临，我们哪能不关心呢？晋献公听到后，觉得言之有理，便邀他谈了三天并拜其为师。
晋文公即位后，追随他的一批患难臣子鼎力扶助，不仅不贪功争权，而且荐贤尚公，其中成语故事“赵衰三让”便是千古传颂的美谈。与此同时，晋文公大力推行裂土分民、免债轻赋、扶贫济弱、奖励农耕、发展商业等措施，生产发展、经济富强之后又施惠于民，安定民心，厚养民性，晋文公因此得到民众的衷心拥护，使晋国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为其之后的霸业奠定了雄厚基础。
晋悼公在位时，中军司马魏绛依照军法杀死扰乱军列的晋悼公亲弟弟的贴身仆从，悼公不仅没有结仇记恨，反而把他提升为卿。这种尽忠尽职、从善如流的尚德情怀，是晋国文化品格的一种体现。与文公一样，晋悼公治国时期政治开明，朝中也出现了“君明、臣忠、上让、下兢”的局面，其中“张老五辞”“祁奚举贤”便是例证。同时，晋悼公在国内实施息民惠民的国策，首先是减轻民众劳役，国家拿出粮食借贷于民，让大家先吃饱肚子；同时取消禁利，搞活经济，使民众尽可能摆脱贫困。在晋悼公的悉心治理下，数年之间，晋国果然强大起来，终于促成复霸大业。
晋国名臣亦如此，拿韩厥来说，他的政治主张的核心就是民本。在晋景公谋划迁都时，许多人建议迁到郇、瑕（今运城解池附近）之地，那里土地肥沃，盛产食盐，能够“国利君乐”。韩厥却从人民生活方面考虑，认为占据郇、瑕之地会引起人民愁怨，应该迁到新田，那里“土厚水深”，居之不疾，人民可以安居乐业，服从政令，当为“十世之利”。景公听之，从善如流，采纳了韩厥这个建议。
待续……
（文章来源：《山西日报》2016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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