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国内外萨满教研究者普遍把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巫术宗教遗迹当作萨满教的早期例证。在这个意义上，萨满教和人类早期宗教具有相同的内涵，它等同于一般学者所说的原始宗教。世界上不同时期考古发现的宗教遗迹，对说明萨满教起源及其特点，有很多珍贵的东西，许多学者愿意选择考古证据来解释萨满教。考古学的优越性在于：它依据考古遗址和古老岩画保留的信息，向人们提供了人类智力机能的进化历史，以及与此相伴随的各种宗教现象的时间证据和宗教遗迹的观念内涵，乃至当时的社会组织情况。这些对于分析不同时期的宗教文化体系，都是极为珍贵的。本文主要从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不同文化时期的遗址发现，世界各国在原始洞穴画、岩画的发掘成果，来研究萨满教文化的起点与发展轨迹，展示考古学对研究萨满教现象所特有的学术价值。
【摘 要 题】宗教学理论与宗教史研究
【关 键 词】萨满教/尼安德特人/原始洞穴画/中国古代北方文化
世界上不同时期考古发现的宗教遗迹，对说明萨满教起源及其特点，有很多珍贵的东西，许多学者愿意选择考古证据来解释萨满教。考古学的优越性在于：它能从体质人类学方面提供人类智力机能的进化历史，从而帮助确定宗教发生所必需的人类自身条件，以及与这种条件相对应的历史时期；考古学也提供宗教存在的时间证据和宗教遗迹的观念内涵，乃至当时的社会组织情况。这些对分析不同时期的宗教文化体系，都是极为珍贵的。由于考古证据的实证性，由之而得出的相关萨满教结论比较容易得到广泛认可。
一、旧石器时代的萨满教遗迹
国内外萨满教研究者普遍把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巫术宗教遗迹当作萨满教的早期例证。在这个意义上，萨满教和人类早期宗教具有相同的内涵，它等同于一般学者所说的原始宗教。因此无论是探讨一般的宗教起源还是说明萨满教起源，学者们都聚集在相同的对象上，这就是尼安德特人和他们创造的人类最早的宗教遗迹。这种情况不但在国外已成学术惯例，在我国也是如此。如秋浦主编的《萨满教研究》，蔡家麒著述的《论原始宗教》，都通过尼安德特人的情况来说明萨满教的起源。因此我们的探讨也不能越过尼安德特人这个宗教起点的台阶。
考古学清楚地告诉我们，宗教不是与人类相伴而生的，在人类出现于世之后的漫长历史年代里，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宗教观念和宗教信仰活动。宗教是人类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按照古人类学的研究，人的进化大体经历了猿人（南猿生活在距今550万年到100万年前）、直立人（直立人生活在距今300万年到30万年前）和智人（约四五万年以前）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最后一个阶段相当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早期人类还不具备产生宗教观念所需要的智力能力。据考证，从腊马古猿进化而来的南猿的脑量只有约500立方厘米，约在200万年前学会了制造工具，并被假设已经有了发音和单词。据对云南的元谋人（距今约100万年）、陕西蓝田人（距今约60万年）和北京人（距今约50万年）这些大致属于直立人阶段的人类脑量测定，他们只有现代人平均脑量（1400立方厘米）的一半或三分之二。只有智人的脑量达到了现代人脑量的变化范围。智人的智力水平已经具有了产生宗教幻想和宗教观念的思维能力，说明这一事实的最重要的考古证据是这个阶段尼安德特人丧葬遗迹的发现。
根据地下发掘出来的材料，迄今已知最早的初具形式的墓葬是欧洲的尼安德特人的墓葬。尼安德特人是1848年在地中海西端直布罗陀海峡的峭壁上和1856年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城以东7公里霍赫达尔村南附近的尼安德特河谷费尔德赫菲洞穴中被发现的，遂根据发现地而命名。后来，成年尼安德特人和尼安德特儿童的遗骨陆续在英国、比利时、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瑞士、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克里米亚、非洲大陆的各个地区、中亚、巴勒斯坦、伊朗、伊拉克、中国和爪哇岛等地发现。这方面的发现至今仍在继续，每年都有新的发现物。这些骨骼大部分是在洞穴遗址的文化层中发现的。尼人的石器制作以莫斯特文化为代表。莫斯特文化的年代是10～4万年前，它分布于欧洲、北非和西亚。莫斯特文化的工具比以前轻细，打制石片的技术提高。工具组合类型比以前多得多，除了手斧、刮削器外，增加了石钻。显然，多种类型的工具有利于开发食物资源和改善衣服或遮盖物的质量。尼安德特人过着游猎生活，已可狩猎大动物（洞熊），并且开始利用陷阱、弹丸索、火和长予。狩猎的对象因不同地区的不同动物群而相异。在热带地区，狩猎对象有河马、羚羊、野牛等等。在舍利和阿舍利遗址所发现的动物骨骼中，有时甚至会遇到大象这样的巨型动物骨骼。在较北部地区，则猎取马、鹿、野猪等，有时还能打死穴熊和狮子。在高山地带的尼安德特人狩猎活动中，主要是猎取山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根据统计各遗址发现的骨骼去判断狩猎活动的规模。在许多遗址的文化层中，包含有几百甚至几千件动物遗骨。例如在托拉尔巴遗址就发现了30多头大象的遗骨，其它动物尚不计在内。可见狩猎在尼人生活中有着很大的意义。
旧石器时代中期，尼安德特人遗址中的墓葬很多，如法国的圣沙贝尔、莫斯特、拉·费拉西，巴勒斯坦的厄斯—斯虎尔，苏联的基克—科巴和切舍克—塔什等，它们说明尼人已经会埋葬死者，而且已有一定的埋葬习惯。遗骸的安放常常是头东脚西。法国莫斯特洞一个尼人的青年遗骸，侧身屈肢，右手手掌枕在头下，很像睡眠的姿势。在乌兹别克的切舍克—塔什洞发现的尼人小孩遗骸，头骨周围安放六对山羊角，排列成一圈，有的学者认为这表示产生了太阳崇拜的萌芽，有的认为当时曾经对这个8岁的儿童举行了葬礼。这些遗址中有很多表现了尼安德特人中的宗教信仰和仪典，例如在伊拉克的山尼达洞穴发现一个墓葬伴有丧葬仪式的迹象。在该洞穴的后部，有个老人埋在一个坑中。对他骨骼周围土壤进行的花粉分析说明，在他身体底下铺有鲜花，在他的头部周围有个花圈。在莫斯特文化遗址中最普遍是动物崇拜迹象，特别是对洞熊的崇拜。在奥地利东部的一个洞穴中发现，在一个土坑中有7个熊颅骨排成一行。在法国南部，发现大约21只洞熊遗骸，它们为一块沉重的石板所覆盖。在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发现有个埋葬儿童的地方用一圈山羊颅骨围着。
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几处尼安德特人的人造住所。在乌克兰的摩尔多瓦一号遗址，发现了用猛犸骨骼做成的圆形镶砌物，以及看来是用野兽皮铺成的住所遗迹。在法国的特列卡萨特遗址中，在冲积土或砂土上，发现了分布于50公顷范围内的12个茅舍的残迹。据这个遗址的研究者推测，这些茅舍是一个打猎集团中的妇女和儿童的蔽身之所。在伊拉克发现一位截肢者，在法国发现一位伤残病人，还有关节炎患者等遗骸。这些情况证明了一个事实，即尼安德特人的社会业已发展到能够关注自身之外的群体成员的程度。残废人似乎是由他们的伙伴来照料的。这意味着，当时的文化不仅仅是以生物性的保障为生存目的，还超过了这个水平。尼安德特社会性的成熟情况和社会组织的一般情况由这些遗迹得以显示。有学者视此为氏族群居之地，或氏族制度的萌芽。
近60年来，在欧洲各地发掘出来的许多旧石器时代早期洞穴居住地，也说明了他们的定居情况。可能是当地丰富的动物群使人们可以长期使用某些觅食场地，它促使人们得以占据那些位置适当又很方便的居住地。这些居住地或只使用几年，或被几代人甚至许多人连续占用。
原始墓葬开始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普遍化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在大约18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的遗址中，考古发现了原始的埋葬遗迹。山顶洞人遗骸周围撒有含赤铁矿的红色粉末，还有各种随葬品，如燧石石器和钻孔兽齿、石珠、骨坠等装饰品。山顶洞人住所分洞口、上室、下室、下窨四个部分。其中有居住地、埋葬地、仓库等规范性的布局。显然他们是根据需要和经验选择适合居住的天然洞穴，并在其中安排适合自身需要的居住格局。他们的埋葬形式看来是有区别的，在老年、妇女尸体的周围撒有赤铁矿粉末，身上佩带有用兽牙、蚌壳和鱼骨做的装饰品，所以有学者认为，山顶洞人已处于由血缘关系维系着的早期母系氏族社会阶段了”。（注：参照吕大吉著《宗教学通论新编》第463～464页；林耀华主编《原始社会史》第24～25页，中华书局1984年；吴汝康等著《人类发展史》第158、168～169页，科学出版社1978年；［苏］阿列克谢耶夫等著《世界原始社会史》第91～100页，汪连兴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宋兆麟等著《中国原始社会史》第120～125页，文物出版社1983年；［美］威廉·A·哈维兰著《当代人类学》第179～181页，王铭铭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旧石器时代，特别是尼安德特人葬式的发现，无疑地对于探索人类较早的宗教意识活动、宗教仪式和宗教社会组织情况提供了直接的证据。埋葬死者的习俗不仅含有特别关心死亡和死者的意思，也应该是一种以灵魂观念为内在根据的宗教性的行为。它表明了原始人这时已有了某种关于灵魂不死和死后生活的遐想，这种遐想还与一定的社会联系有关。
二、原始洞穴画和各个时期岩画的萨满教遗迹
考古学在原始洞穴画上的发掘成果，同样吸引着宗教学者，他们希望能从相关的材料中获得关于萨满教起源和早期特征方面的启示。自从1879年第一次发现旧石器时代绘画以来，这批珍贵的遗迹成为萨满教起源研究的重要对象。澳大利亚学者加里·特朗普在他的《宗教起源探索》一书中介绍，在了解旧石器时代宗教方面，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进展是由研究岩壁艺术的学者完成的，特别是巴黎的安德烈·列罗伊—古尔罕，以及近来普及他的成果的约翰·普赞弗尔。现在已经证实的石器时代晚期的绘画在1～1.5万件之间。它们多数在西班牙北部和法国南部。据介绍，几乎所有的旧石器时代的绘画都是关于动物的。人们通常假定，这些绘画合乎与狩猎有关的目的，以及狩猎经济中兽与人之间的关系，它们成了说明萨满教史前史的重要证据。一些学者根据丰富而有说服力的欧洲洞穴艺术，来说明宗教的史前史。当代著名的萨满教学者米·埃利雅德在他的《宗教观念史》(The History of Religious Ideas)中比较确定地指出其中一个所谓“跳舞的巫师”人像涵义。在法国南部三友洞主要人口的上方，有个人像画上，是一个带有半兽面具的动态的男性人像，头戴多叉鹿角。埃利雅德把这些人像解释为“狩猎之主”或者“猎物之守护者”，并认为这种形象是“神圣的”，应作为后来一切神灵的原型。埃利雅德进一步断定，发现于欧洲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动物头骨和骨头，可以被解释为仪式的献祭品。与这一仪式相联系的是动物生命从它们的骨头中周期归还的巫术—宗教观念。他还认为，欧洲拉斯科遗址(Lascaux)的鸟形象，提供了萨满教早期的形式证据——守护神和昏迷术。这位避免谈论宗教起源的学术权威，却因而得出了萨满教是已知的最早宗教的结论。
人类早期宗教遗迹的另一类现象，是广布于世界各地的岩画。20世纪下半叶我国和国际学界一样兴起了岩画热潮，出版了大量的岩画研究著作。中国新疆、内蒙古、宁夏、青海、甘肃等地的岩画，深刻而又生动地揭示了我国北方狩猎和游牧民族的信仰生活和经济生产活动。像内蒙古阴山山脉西段狼山地区岩画，表达了各种宗教迹象：(1)巫术仪式，包括狩猎、交媾、模仿动物生育舞蹈、装扮动物舞蹈等内容；(2)祭祀仪式，包括献祭、祈雨、拜日、娱神舞蹈等内容；(3)崇拜对象，有人面像、兽面像、天体、日月星辰、动物、幻想动物、巫、男女生殖器等内容（注：盖山林著《阴山岩画》，文物出版社1986年。）。宁夏贺兰山岩画出现了与巫术祭祀相关的人像和动物图像，还有戴假面具的萨满及狩猎巫术、繁殖巫术；嘉峪关黑山古代岩画，主要是牛、马、羊、鹿、蛇、虎、狗、驼、鸟等动物形象，以及狩猎和祭祀舞蹈图像；新疆呼图壁岩画则反映了父系氏族社会阶段生殖崇拜，有交媾形态画面和生殖崇拜舞；而天山以北阿勒泰、塔城、博尔塔拉等地区岩画常见的动物主题有牛、马、羊、鹿、狗、骆驼、熊和飞禽以及狩猎和放牧图像等等。
到目前为止，世界五大洲73个国家都发现了岩画，其中包括西南非洲、北欧、中亚和西伯利亚大陆岩画。国际岩画委员会主席埃马奴尔·阿纳蒂指出：岩画组成世界艺术的最早篇章。它绘在或刻在洞穴或露天的岩石上，时间几乎跨越了4万年之久。这些形象和符号是人类有文字之前的文化和智能的主要记录。它们揭示了史前人类的欲望和野心、恐惧和企求，以及经济生活、社会活动、宗教信仰、美学观念（注：周菁保主编《丝绸之路岩画艺术》第2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不同领域的学者都从各自的角度，探讨与自己有关的岩画资料。宗教学者同样发现了其中具有宗教意义的成分，并试图予以说明。各种各样的抽象图形和具体形象、人形和性的象征，说明岩画不仅仅为纯粹和简单的狩猎巫术、性的观念，有关动物的丰产观念和繁殖观念也应是这种艺术涵义的一部分。许多学者把岩画解释的基础放在狩猎文化的崇拜动物仪式和与它相关的萨满教信仰传统之中，注意到岩画上的符号和象征可能是一种使用它的早期人类与神灵世界进行沟通的系统表达；同时还认为，岩画具有把人集合在各种符号象征下进行仪式活动的作用，它创建或提供了宗教仪式活动的公共环境。当然也有学者把岩画作为揭示萨满教史前史的最早材料，特别是中亚和北亚岩画，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最早的萨满教仪式与象征的表达，这些材料对那些认为萨满教信仰是从西伯利亚开始发展的人，提供了线索。在近40年，俄国学者在西伯利亚岩画上的考察和研究的成果几百件，借助西伯利亚材料确定萨满教起源的尝试十分普遍。例如阿·波·奥克拉德尼克夫(A.P.Okladnikov)认为，萨满教作为一种综合的巫术—宗教实践，在贝加尔地区的起始约在公元前第2千纪中叶，在乌拉尔区域则约在公元前第1千纪。但是目前来看，宗教学界并不具备关于岩画分析的基本理论和共识的方法。众所周知，对宗教学家来说，还只能指出某些岩画片段的符号意义，要详细分析岩画背后的萨满教各种母题及其意义是要付出相当努力的。
三、中国考古发现的萨满教遗迹
20世纪是中国考古学突飞猛进的时代，也是硕果累累的丰收时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果之一是辽西红山文化的发掘。红山文化向世人展示了新石器时代以来中国北方文明的发展历史，说明了北方文化在中国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经指出：如果说整个中国文明发展史是一部交响曲，辽西的古代文明则是它的序曲，比中原要早1000年。通过地层学、类型学、遗址分布规律和碳—14测定年代数据等多方面的研究讨论，考古学家将辽西地区史前考古文化序列依次排定为兴隆洼文化（约公元前6200～前5400年）、赵宝沟文化（约公元前5200～前4470年）、红山文化（约公元前4710～前2920年）、小河沿文化（约公元前2920年）。一些学者习惯把这一地区的古文化统称为红山文化，并按照各文化的历史年代称其为前红山文化、红山文化、后红山文化等。
从对一系列文化遗迹和考古文物的研究中，考古学家认识到：中国古代北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萨满教文化。就一定意义讲，萨满教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源头，尤其是北方文化的源头。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四号遗址出土的距今六七千年的陶器上有猪形首、鹿形首和鸟形首动物图像。猪形首细眼，长吻前突，鼻端上翘，獠牙长而略弯，蛇身躯体作蜷曲状。鹿首和鸟首右侧纹饰则似由羽翼抽象出来。三种灵物图像都向左侧绕器一周，形象地反映出当时人们幻想的神灵具有超人伟力。它们已不是单纯现实动物形象的写照，而是人们创造的崇拜对象（注：杨虎等执笔《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考古》1987年第6期。）。在东山嘴红山文化祭祀场所，出土了生育崇拜陶塑孕妇像和生育女神大型坐像，还有双龙首玉器等。继东山嘴遗址之后，又在牛河梁文化遗存中获得重大发现。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是我国迄今为止的新石器时代最早的大型祭祀中心，也是一个较大群体的宗教圣地。这里的女神群像大小不同，构成有中心、有层次的神统，并有猪龙头泥塑和猪龙玉饰出土。有学者认为，女神庙同积石冢紧密联系，可以推测是该群体的祖先塑像。它与突出性器官的维纳斯女神像不同，属于祖先崇拜，而维纳斯像属于生育崇拜（注：吕大吉主编《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考古卷》第15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红山文化中被称作东方“维纳斯”的孕妇雕像，可能表示原始时代的母亲神崇拜，或表现以女性作为生育者的丰产巫术和生殖崇拜。辽西祭祀女神的遗址所反映的应是女神崇拜。旧石器晚期以来（距今2.5～2.3万年）的“维纳斯”石雕像在法国地中海海滨地区、马耳他、奥地利、俄罗斯中部以至贝加尔湖地区被不断发现，她们裸体，乳房高耸，肚子硕大，女性在生物学上的生殖能力及社会上的养育能力被充分强调。埃利雅德认为，这些女性小人像表明了在崇拜对象上对女性的专注。在旧石器时代人的意识中，特别重视妇女在丰产象征方面的意义。也有人解释，这些人像是最初的母亲神（注：埃利雅德的看法见于埃里雅德著《宗教思想史》（W·R特拉斯克英译），伦敦，1979年，第1卷，第13页；加里·特朗普著《宗教起源探索》第226-227、232、23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我国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的重大考古发现，对研究北方民族早期萨满教文化无疑带来巨大推动，其中发现的东方“维纳斯”孕妇雕像和大型女神庙，则更有力地证明北方民族萨满教的古老性和典型性。
铜器时代以后的考古发掘，同样包含了丰富的萨满教内容。特别是一些属于北方民族的墓葬，则更为直接地提供了它们的宗教信仰信息。内蒙古宁城夏家店上层文化（相当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阶段）出土了与生殖崇拜相关的剑柄男女雕像，有典型的蒙古人种特征。吉林西团山遗址，据推测约在战国之际，可能当时已经进入铜器时代，属父系制社会阶段。主要的宗教迹象表现为石墓朝向山顶，这可能与天体崇拜有关。据人骨研究结果，该墓葬属于通古斯族属。辽宁西丰县发掘匈奴墓葬，是一处具有军事组织特点的游牧部族的公共墓地。出土文物丰富，主要有铜柄或木柄铁剑、铁矛、铜矛，带有牛、马、羊、驼、犬马、犬鹿、鹰虎等动物形象的铜饰板，从造型上看与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另有77面铜镜出土。从墓葬的陪葬方式来看，那些受到特殊礼遇的青壮年死者，可能是有军功的英雄。在战争掠夺日益扩大的社会，英雄崇拜成为祖先崇拜的核心形式。从随葬品的纹饰来看，主要取材于兽类和凶猛禽兽，表现了它们崇拜的对象和巫术观念，和萨满教的神灵世界有密切联系（注：吕大吉主编《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考古卷》第17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内蒙古满洲里市扎赉诺尔有鲜卑古墓群出土，其中有与巫术信仰相关的狩猎纹骨板。画面正中是一个猎人，手执长弓，弦上有箭待发，弓前不远有一只惊恐疾驰的鹿，猎人背后又有一只鹿奔来，画面上还钻有许多圆孔。
可见，我国的考古发现拥有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以来典型的维纳斯女神崇拜遗迹，还有母亲神崇拜及其大型祭祀场所。还应该指出的是，中国的各种出土文物都突出地表现了萨满教的动物崇拜主题和动物丰产巫术。虽然在我国的考古发掘中，萨满教的遗迹还不很系统，但大致的历史脉络已经显现。特别是一些北方民族墓葬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更为丰富和确实的证据。
目前我国考古学界，特别是北方考古学界，已经把萨满教作为文化源头来进行理论思索，并以萨满教为参照对考古中的信仰遗物进行意义分析。他们提出，从考古学观察，中国的北方地区是中国文明、文化的源头之一。这一地区是渔猎文化区、游牧文化区及一部分农耕文化区。北方古代文化构成了中国文化的重要源头和重要组成部分，鲜卑、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族人都曾占据中国半壁江山或建立统一的大帝国，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文化，为汉文化（中原文化）注入了蓬勃的活力，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都产生过深远巨大的影响。因此，研究中国古代北方文化必须到这些文化形成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大舞台去探索，在北方民族发展的时空中去追寻。萨满教文化既是北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中国古代北方文化的重要载体。萨满继承着北方文化的遗产，是氏族的、部落的、民族的文化传承者和体现者。所以，汲取、掌握、研究和总结萨满教文化，是研究中国古代北方文化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任务（注：王承礼、李亚泉：《论中国古代北方文化》，《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究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
考古学的种种发现对我们的研究既是鼓舞又是鞭策，我们希望萨满教研究能在考古领域有所作为。目前来看，关于萨满教起源和发展的考古学资料还不能说很充分，因此即使得出某些结论，也不可避免地带有片面和不完整的色彩。我们相信，随着考古资料的日益丰富，我们的认识也会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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