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关于农村早婚和光棍的新闻被热议，更被着意提炼出更耸动的吸睛元素。这些现象具有多大的普遍性？当下中国农村的真实婚恋情况如何？我们不妨从更扎实的社会调查来看看。
本策划摘自《过日子：农民的生活伦理 关中黄炎村日常生活叙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在现代传媒的塑造下，爱情的内涵正在不断被都市化、货币化和浪漫化，乡村与都市在爱情观念上存在越来越大的差异。当我们用现代爱情这个“名”去对应传统社会夫妻感情的“实”，难免会发生错位。以下文字均来自调查者在陕西关中黄炎村进行的为期半年的驻村调研。我们有理由相信，它比那些更多流传于媒体的“回乡偶书”要来得更加真实。
社会转型引发农民家庭生活“革命” ，乡村爱情故事到底是怎样的？
伴随着打工经济的发展，中国农民更频繁地走出村落，到城市中赚钱谋生。这引发了农民家庭生活的诸多变动。农村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增多，家庭生活的完整性受到冲击。农村青年的婚恋模式也产生许多新现象，包括大龄未婚男青年增多、青年男女异地婚姻增多、离婚率上升，其中不乏闪婚闪离者，家庭生活的稳定性受到影响。
不可否认，中国农民的家庭生活正在经历一场“革命”。社会在转型期间，新现象层出不穷，容易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但同样需要强调的是，农村社会研究不仅应该关注“变”，还应该关注“不变”。正是那些“不变”，支撑着人的生活世界，让社会转型平稳有序，让社会变迁保持一定的连续性，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以“不变”应“万变”。
“米面夫妻”，黄炎村村里人用这句俗语来形容夫妻关系的特点，农民口语中还有“钱米夫妻”的表达。其实，类似语义的最完整表述是“柴米夫妻，酒肉朋友，盒儿亲戚”。这是明朝人顾起元记录在《客座赘语》中的一句民间谚语。
这句谚语大致意思是：夫妻关系的维持需要柴米油盐，朝夕相处，耳鬓厮磨，日久生情；朋友关系需要酒肉助兴，推杯换盏，喝酒吃肉，友情得以表达；而亲戚关系需要礼物维持，你来我往，交往不断，亲情得以维系。
理解了“米面夫妻”的含义，才能理解为什么农村人说：“两个人即使没有感情，也能过一辈子！”现如今，年轻人们虽然在结婚仪式上费尽心机，却很可能过不去柴米油盐的坎儿。也许，夫妻之间亲密关系的核心内容并不是所谓的浪漫，而是生活中的相濡以沫。
在黄炎村跟农民聊起关于爱情的话题，大多数人不愿意说，感觉不好意思，马上把话题岔到其他非私密性话题上。有些人则认为农村人没有爱情，稍微温和一点的说法是农民不讲究爱情。在他们看来，电视剧里青年男女的爱情跟他们不沾边儿。极少数人则反问：农村人怎么没有爱情？只是跟城市不一样罢了。
对于“爱情”这个抽象名词，理解因人而异。为了理解乡土社会中的爱情观念，与其和农民谈论抽象名词，不如走进他们的生活，看看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感情故事。
二婚女人的感悟：城里人讲浪漫但没钱玩不转，农村人的爱情就是一个心里有另一个
春梅，1971年出生，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春梅的老公很能挣钱，这两年被外派到非洲工作，每年挣十几万元。春梅在家带孩子，平时打打麻将，算是一个生活潇洒的留守妇女。那天我去她家访谈，听她说自己26岁才结婚，就好奇地追问她为什么晚婚。她要求我一定要保密，然后讲述了自己的第一次婚姻经历。
“20岁那年第一次相亲，我对那个男人没有好感——他看上去就没福气，但我还是稀里糊涂地订了婚。当时啥都不懂，什么都听家长的。结婚后，我从来不让他碰我，两条被子各睡各的，天再热我都穿紧身秋衣。我对他冷淡，他也不敢硬来。就这样过了半年，他开始跟我吵架。我忍着对他说你再吵我都不想过。”
“你下定决心要离婚？”
“我知道，只要结了婚就很难离婚，离了婚，我就是寡妇！我断断续续也想跟他过，可我心里没有他。我没有别的路，后来听说深圳招工，就逃了出去。”
春梅在深圳当了3年服务员，回来后和丈夫办了离婚手续，这成全了三个人，因为当时她丈夫已经跟另一个女人过上了日子。
离婚那年，春梅25岁，家人为她未来的生活犯愁，后来通过熟人把她介绍到黄炎村，但隐瞒了婚史。春梅和对象交往了半年，很快怀了孕。两人正准备结婚时，不知道春梅的准婆婆从哪里得知，春梅竟然离过婚，家里一下子炸开了锅……
“再婚让你受了这么多苦，那你如何评价十几年前那次离家出走？”
“我感觉那一步走对了。现在一村子人，就我最幸福。别的妇女整天忙碌，我却不用挣一毛钱！对门的女人，她买5毛钱豆腐，说明家里一定有客人！要是我，早就饿死了！自我进这个家门，没受过一毛钱的穷，就是苦了娃她爸。算命先生说他只能活到63岁，他说自己要多挣钱，提前把我和孩子的养老保险买好。”
“以前老公在家时我们俩总吵架，自从他去了外国，我特别想他，才知道什么是爱情。”
“什么是爱情？”
“农村人和城里人的爱情不一样。城里人讲浪漫，但有钱才能浪漫，没钱就没爱情。农村人的爱情就是一个心里有另一个。我和老公也会吵架，但是吵完架相互找嘴。以前在老屋时我整天骂他，他也骂我，还打过我。我打不过他，气得要命，后悔自己没学武术。”
“都打起来了，这哪里是爱情啊？”
“两口子，哪有不打捶的！我们这里有个老师说，两个人打捶是肉体的磨炼，打捶产生感情，平平淡淡没意思！在农村，两个人只要生活在一块，就有爱情。我的公公婆婆一辈子都有爱情，公公去哪里，婆婆都跟着。婆婆累了，公公就做饭、洗衣服，软软地说话，一个爱另一个。”
“农村人不讲究爱情，有爱情也是自然的，但没爱情也能过一辈子！”
“没爱情怎么过？”
“凑合！两个人可以各过各的，只要女人做饭、男人挣钱，只要有了娃就凑合。只要两个人没外遇，即使没感情也能过一辈子！”
“为什么要凑合呢？”
“离婚的少，别人笑话。打得狠、吵得凶，但就是离不了。女的即使再苦，遇到不好的老公，也忍着，说自己没找到好男人，然后把爱分给孩子——只要娃有亲爸亲妈就行！”
春梅是个性格刚烈的女子。15年前，在那个父母主导子女婚事的时代，她迷迷糊糊地开始了第一次婚姻生活，和那个“看上去就没福气”的男人有名无实地过了一年多。她守身如玉，誓死不从，最后逃走。第二次婚姻，春梅学会了主动，尽管这种主动带有很强的目的性。新的婚姻生活，让初为人母的她在小屋里受尽了委屈，但她选择了忍耐和服从。在经历了波折的婚姻生活后，她大彻大悟地说：“农村人没有爱情也可以过一辈子。”是啊，人不是活在“爱情”中，而是活在“生活”中！有些人从爱情进入生活，有些人从生活中感受爱情，而后者，或许是一条捷径。现在一些年轻人，在经历分分合合的爱情风波后，也不一定找到自己想要的幸福，而那些稀里糊涂进入生活状态的，却可能在磕磕碰碰的琐碎生活中体验到爱情，如春梅的越洋电话，如春梅所说的“男人在前面走，女人在后面跟着”。
一对老夫妇的幸福生活：人越老就越懂爱情
炎丰，1937年出生。18岁订婚时他自己不在家，正在西安户县打短工，按他自己的说法，“迷迷糊糊地就把婚定了”。4年后家里安排结婚，他又迷迷糊糊地把婚结了。
“那是1958年腊月底，我从外面干完活回到家，正月初四就结婚，过程很简单。找了两架硬轱辘马车，一个接新娘子，一个接送亲的。我当天穿的衣服都是借的。拜完天地，随便吃一顿饭，就毕了。”
当天吃过晚饭，炎丰并没有在家停留，立即去了西安，因为“晚去一天，工作就不好找”。清明节祭祖时，新郎新娘才入洞房。
炎丰老人说：“当时人们把男女之事看得不重，不像现在，男女经常在一起，有时间谈爱情。我60年代在西安外国语学院帮忙管理水电，学校对男女感情管得很严，发现有谈恋爱的，立即开除。你看看现在的学生，有的还在读中学就谈恋爱。我也搞不懂‘谈恋爱’是个啥意思。我们那个时候都说‘谁把媳妇定下了’‘谁家女娃嫁给谁了’。现在却说谈恋爱，你给我解释解释，谈恋爱‘谈’什么？”
“现在社会风气不好，流行歌曲啥都唱，电视啥都演，门上经常发广告，都是淫色广告——男性病，再难听的话都有。哎，前几天我看见一个小孩吃东西，包装上写：你想知道亲嘴儿的味道么？什么广告，都把孩子教坏了！”
“年轻时家里贫困，为了谋生我整天东跑西颠忙着挣钱，没时间说爱情，也不懂爱情。60岁以前我经常不在家，很少在家过春节，要么是在外面做小生意，要么就是干临时工——过年工钱多。生活逼迫你没有时间想闲事情，今天都不知道明天吃啥，哪有闲心想爱情。”
“现在您和老伴有爱情么？”
他非常认真地说：“有！人越老越懂爱情。两个人在一块生活了几十年，互相谅解，性格一致，一个关心另一个，只要有一个生病就麻烦。特别在吃饭方面，一个特别理解另一个想吃啥，知道对方什么时候想吃。”
老人接着说：“村里老年人孤独可怜的样子在那里。一个先走了，另一个就孤单得很。所以我们一个特别爱护另一个，就怕谁身体不好。现在我们过得也挺好，闲了就把儿孙们的性格、工作说个遍。”
炎丰老人的爱情只有那些经历了风霜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人们都说夕阳红，两个人共同经历了朝气蓬勃的青年时代，又携手走过负担最重、最艰辛的中年时代，到老了相依为命，一起度过生命的余晖。这确实是最浪漫的事儿。
“爱情只是文化人安的名词”把农民视为“弱者”是以偏概全
年近古稀的炎学书老人认为，年轻时他没有爱情，只有责任，爱情只是文化人安的一个名词。或许，对于当年的炎学书来说，那些两性吸引根本就不算爱情——没有责任作为前提，那些怦然心动就是洪水猛兽，它可能冲毁家庭，冲毁人们内心深处的良知和道德底线。炎学书在40年前，当他青春年少的时候，用自己的选择诠释了一个农民对于责任、家庭、情感和事业的理解。
有情人终成眷属只是小说惯用的写法。生活不是小说，很多人为了责任，选择不解风情和无动于衷。这是一种更深沉的爱。有时选择意味着放弃，有时选择意味着担当。有些东西也许是美好的，但不该你享用，否则就是贪婪。这是农民身上最质朴、最深厚的情感。如果我们非要给这种情感加上一个名字，那就是“爱情”。
以一个村庄的调研材料来讨论农民的生活伦理，恐怕许多人会质疑个案代表性问题。《江村经济》1939年在英国出版时，所用标题是《中国农民的生活》。外国出版商的本意是让外国读者通过“江村”来了解中国，但中国人看到这个标题后，难免会发出“江村何以代表中国”的疑问。中国区域广大且发展极不平衡，一个村庄显然不能代表中国。费孝通说（江村）虽然不能代表中国，但还是能代表类似的区域。此后，费孝通尝试用类型比较的方法来克服个案的局限性，于是有了《云南三村》。当代许多学者依然在尝试中国农村的区域比较研究。
换个角度说，全国有几十万个村庄，是不是把所有的村庄都调研一遍之后才有资格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进行总体性讨论呢？不论我们是否有这样的现实条件，即便真能完成如此大规模调查，恐怕我们依然不能判断中国农村是什么。总体性认识并非只是个别材料的简单叠加，而是要实现认识上的飞跃。从哲学角度来说，这是具体与抽象、特殊与一般的关系。
一千个农民有一千种活法，照此说来，是否存在一个统一的农民生活伦理？我们不能否认，在复杂多元的生活样态中，有一个大多数人所遵循和向往的生活方式。从这个角度说，完全可以通过对一些农民日常生活的调查和体验，建立一个理解农民生活的基本框架，形成关于农民生活的理性认识，并最终获取一个关于农民生活伦理的理想类型。
将农民表述为“弱者”和“底层”，这是当前学术界一种较为流行的学术姿态。我们需要冷静思考：农民在何种意义上是弱者。当我们极力把农民表述为“弱者”的时候，这到底是同情式理解，还是一种主观建构。有时候，同情不仅仅是一种姿态，还可能暗含了高高在上。把农民想象为底层、弱者、苦难者和不幸者，绝不仅仅代表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道义，还可能意味着认识论上的以偏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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