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汉籍曾大量地流传至朝鲜半岛、日本以及越南等许多国家，并对其思想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研究汉籍流传域外的情况，不但是域外汉籍研究的最基础的工作之一，而且是研究中国与这些国家的交通史、文化交流史和东亚、东南亚历史及思想文化等所不可缺少的。
相对来说，我们对汉籍流传日本的情况了解稍多，而对汉籍流传朝鲜半岛和越南的情况，则关注较少。这里我们想谈谈汉籍东传朝鲜半岛的有关问题。
汉籍之东传和影响朝鲜半岛，在中国南北朝以来和高丽、朝鲜时代的史书中都有一些记载。如《南齐书》卷五八《东南夷传》，就记载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时代的士人已“知读‘五经’”。《周书》卷四九《异域传》上，也记载其国“书籍有‘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传》，则除了记载上述流入朝鲜半岛的典籍外，还记载有《玉篇》、《字统》、《字林》等字书和萧统《文选》等，而谓《文选》一书，其国士人“尤爱重之”。到了高丽时代，汉籍传入东国就更多。高丽成宗九年(宋太宗淳化元年，990年)，在成宗所下的教令中曾说道，自其即位以来，“盖以崇儒，踵修曩日之所修，继补当年之所补。沈隐士二万馀卷，写在麟台；张司空三十车书，藏在虎观。欲收四部之典籍，以畜两京之府藏，青衿无阅市之劳，绛帐有执经之讲，使秦汉之旧俗，知邹鲁之遗风，识父慈子孝之常，习兄友弟恭之懿。宜令所司于西京开置修书院，令诸生抄书史籍而藏之。”(《高丽史》卷三)可见当时自中国传入并被抄写刊刻的书籍数量之大和崇儒尚文风气的兴盛。宋徽宗宣和年间(高丽睿宗时期)，徐兢以奉议郎为国信使出使高丽，归而撰成《宣和奉使高丽图经》40卷，又，《高丽史》卷三四忠肃王元年(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秋六月庚寅记载，高丽成均馆博士柳衍、学谕俞迪先是被派遣入元，购得经籍一万八百卷而还。当年七月，洪瀹便又奏请朝廷，元仁宗因再“赐(高丽忠肃)王书籍4371册，共计17000卷”，而且“皆宋秘阁所藏”。其传入书籍之多和珍贵，由此可见一斑。进入朝鲜时期，各种典籍流入东国的就更多。例如，朝鲜正祖就曾多次下令从清朝购求图书。《朝鲜王朝实录·正祖实录》卷十一正祖五年六月庚子载，正祖“雅尚经籍，自在春邸，购求遗编，拓尊贤阁之傍而储之，取孔子系《易》之辞，名其堂曰‘贞赜’。及夫御极，规模寖广。丙申初载，首先购求《图书集成》五千余卷于燕肆，又移旧弘文馆藏本及江华府行宫所藏皇明赐书诸种以益之。又仿唐宋故事，撰《访书录》二卷，使内阁诸臣按而购贸。凡山经海志、秘牒稀种之昔无今有者，无虑数千百种。乃建阅古观于昌庆宫内苑，奎章阁之西南，以峙华本；又建西序于阅古观之北，以藏东本，总三万余卷。”足见朝鲜时期自中国本土流入东国的汉籍是极为丰富的。
不过，史书上的这些记载，往往过于简略，我们从中很难具体判断究竟有哪些书传入了朝鲜半岛，更不用说史书失载的了。这就必须从高丽、朝鲜时代东国士人所撰的书目类著作中去寻找线索。高丽时代的书目主要限于佛经，现存的普通书目都是朝鲜时代所编纂的。后者的数量，据张伯伟先生的研究，约有八十多种，由张伯伟先生所编的《朝鲜时代书目丛刊》，收录了其中的26种较重要的书目。从这些书目对汉籍著录的情况看，高丽、朝鲜时代由中国传入的经史子集四部之书，不但数量极大，翻刻本甚多，而且珍本亦众。试举一例。王安石诗李壁注刘辰翁评点的本子，至迟在高丽末年就传入了东国，并在朝鲜时期刊印过。《奎章总目》和《增补文献备考》等均有著录。据今《奎章阁图书韩国本综合目录》和韩国延世大学校、高丽大学校等校图书馆《古书目录》，奎章阁存两卷(卷5、6)，延世大学校存八卷(卷9—11、37—41)，高丽大学校则存残本三种(分别存目录和卷1—5、12—25、31—36、45—50，卷4—9、14—16、22—27、48—50，卷42—45)。诸本拼合，仅缺卷28—30三卷，可据日本蓬左文库藏本补全。是书的珍贵之处是较通行本《王荆文公诗注》注文多出一倍左右，且附有“补注”和“庚寅增注”，相当完整地保存了李注本的全貌，而此书在中土则早已失传，仅赖此朝鲜活字本以存，其对研究王安石诗歌和宋代文学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从朝鲜时代各种书目所著录汉籍的情况，我们还可以看出，东国对汉籍的接受和传播，较之中国本土，虽时间上稍有滞后，但仍然是大致同步并随着不同时期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的发展演进而展开的。以宋人撰述为例，像王安石的《三经新义》、王安国的京师题咏诗等，刚一流行，便已传入高丽。苏轼的作品，元祐中盛行，其文章也就很快传入丽朝。朝鲜时期的申纬更是热衷搜集过苏诗的六种版本。其他如欧阳修、梅尧臣、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朱熹等人的著述，传入东国的时间都相当早，而传入后又曾多次翻刻，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南宋以后理学兴盛，远播东国，理学家的著作如《周子通书》、《太极图说》、《邵子全书》、《二程文集》、《东莱集》、《南轩集》、《朱子大全文集》、《四书章句》、《近思录》、《伊洛渊源录》、《朱子语类》、《黄勉斋先生文集》、《四书衍义》、《大学衍义》、《心经》、《真西山读书记》等，便极为流行。
东国对汉籍的接受和传播，往往还表现出鲜明的实用性和通俗性的特点，朝鲜书目中著录的类书、四六文和其他一些文学选本就很多。从其他史料的记载中也可看出这一点。比如《成宗实录》卷一七四成宗十六年正月乙酉所载，尽管成宗一再传令要先印《王荆公集》，但大臣们却仍反复申言，“《事文类聚》，非独臣等好之，人皆欲为”，“文士皆欲见之”。可见当时士人对类书这样一些实用性很强的典籍的爱好和需求的情况。至于通俗性的特点，我们不妨举《古文真宝》的流行来加以说明。此书朝鲜时代的书目中所记的各种刊本极多，但其所选录作品的宗旨和标准，与南宋时期出现的其他古文选本，如《古文关键》、《文章正宗》、《古文轨范》等，却大致是相同的，即都是用理学家的眼光来选取和考量作品，同时，又教人读书作文，示人以规则，类于家塾读本，因而在坊间极为流行。此书自高丽朝传入东国后，对其翻刻、选刻、校勘、评论的众多，在各种传入东国的汉籍中，可谓首屈一指。直到今天，此书仍是韩国最为普及的汉籍之一。
至于书目中亦不载的汉籍，我们还可通过现存的高丽、朝鲜时代以来的众多的文集和其他文献进行考察。例如宋释惠洪的《筠溪集》、《甘露集》和《冷斋夜话》，朝鲜时代的各种书目都未著录，我们却可以从高丽李仁老的《破闲集》中寻到是书传入东国的痕迹。其书卷上曾论及惠洪，有“近有以《筠溪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九著录为十卷)示之者”云云，因知此书至迟在高丽高宗七年(1220年)前已传入东国。又高丽陈澕有诗云：“碧砌落花深一寸，东风吹去又吹来。”朝鲜徐居正《东人诗话》谈到陈氏此诗，并谓：“近得《甘露集》(郑樵《通志》卷七十《艺文略》八著录惠洪《甘露集》九卷)，乃宋僧诗也。其诗云：‘绿杨深院春昼永，碧砌落花深一寸。’”所谓宋僧即指惠洪。而《冷斋夜话》，不但李仁老在《破闲集》中曾论及，金昌协《农岩集》卷三十四《杂识》外篇也谈到过，不用说也是高丽朝传入东国的。
总之，对汉籍之东传的研究，不但在文献学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珍贵的资料，而且也为进一步认识、拓展和深化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提供着新的视角，无疑这将是一个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期待的学术领域。
【原文出处】《学习与探索》(哈尔滨)2006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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