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内容,近年来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礼仪课题正在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礼仪涵盖内容深广,内容本身随时代变化。清人皮锡瑞《经学通论》指出,历朝定礼除了郊庙祭祀有附会古制,实际也可斟酌交通的内容外, “其他一切典礼,以及度数仪文之末,皆可因时制宜。后世于王朝之礼,考订颇详;民间通行之礼, 颁行反略” 。如何找到“王朝之礼”与“民间通行之礼”的契合点,特别是认识和描述中古时代民间社会的礼仪特点及变化呢?敦煌书仪的发现无疑为观察和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史料及视角。
书仪从一般的意义理解,是书信的程式与范本。它的最早制定,可以追溯到世族社会和重文之风业已形成的魏晋南北朝。其时由于书札和所谓“尺牍” 之学受到重视,撰写及掌握书仪遂被视为世族应当具备的“仪表” 之一,而书仪本身也就渗入了世家大族引为规戒的礼仪及各种实用杂仪。但史籍记载的书仪多已亡佚,敦煌书仪的大量出现才使人们注意到这类典籍的存在。
20 世纪80 年代经由周一良先生开创,赵和平等学者踵而继之的系统整理和研究,使敦煌书仪的总体面貌已日渐清晰。现今可以认定的唐五代时期敦煌书仪已有60余种140余卷,主要有节日庆贺、起居问候、喜庆吊唁等诸种用书(如请柬、问安书信、通婚函书、贺文、祭文、告哀书、吊答书等),婚丧典礼和丧服仪制,朝廷及官场通行吉凶表状等。大致分为用于朋友间往来的朋友书仪、应对家族内外及其他社会关系的吉凶书仪,以及专注官场上下酬应往还的表状笺启书仪三大门类。就涵盖面而言,书仪所吸收采纳者有古礼、唐礼和民俗;而就层次而言,则书仪所反映者不但有作为唐五代正礼的朝礼官仪,更有实际上对中古礼仪社会起着极大支配作用的家法家仪。前者大体作为国家制度用来约束官员百姓,特别是某些书仪竟然出现了与吉凶仪相关的律令格式,但后者相比之下对于教化民俗更具特殊意义。
从敦煌书仪的流传可以知道,书仪作为通俗读物,无论在品种、数量方面都大大超过《礼记》一类正统礼书。这说明中古时代在一般民众中传播礼仪的方式,主要不是依靠礼经和朝廷正礼的传习,书仪在礼仪普及和礼制教育方面起到了前者所达不到的作用。
由世家大族制定的吉凶书仪,其核心在于分辨尊卑上下的等级关系。对于家族而言,血缘的远近亲疏与年辈的高低长幼是当然考虑的因素。例如吉书仪便有与极尊书(重书)、与稍尊书(次重书)、与平怀书(平书)、与稍卑书(次轻)、与卑者书(轻)五等。极尊书在家中的对象应当是祖父母、父母、伯叔父母等,稍尊书应当是兄长辈。凶书仪也分重、中、轻三等,其规定是“重者父母、嫡孙承重为祖父母;中为祖父母、外祖父母及诸尊长等;轻为儿女弟妹及诸卑幼等” 。
不过唐初以后,唐太宗“欲崇我唐朝人物冠冕”的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反映到社会上,就是愈来愈以官职为中心。官职支配一切, 甚至影响到某人在家里的地位。“轻重”的区分是具体的,不同的对象采取意思相近,但谦敬程度有别的用语。对于父母和其他尊长, 可以分称“几前” 、“座前”,而对不同职务、级别的官员,也有阁下、节下、麾下、记室、侍者、执事等一一对应的敬称。为了表示尊敬和避讳的需要,唐人还发明了官职(或官位)加行第的称谓。官职是社会身份,行第是家族内子弟(或女)的排行,书仪对于两者使用的具体示范,反映了唐人官族并重的社会心理和礼仪标准。
出于礼仪的需要,书信封皮的书写、包装也各个不同。给皇帝的贺表与通婚函书都是装在系着丝线的黄杨木盒子中,表示最高等级。给父母和高官的“重书”又可以用两层纸包装的“重封” 。另外中古时代还相沿对尊重者使用标明写信时间的月日在前、一书两纸、双重首尾的复书形式,成为与一纸单书并行的书体。这种书体唐初以后逐渐改革,但是直到开元、天宝年间,民间通婚书和所谓“重丧吊答”还使用复书。
复书经卢藏用、杜友晋的改革逐渐减少。除通婚书外基本都与单书使用合而为一。不过中唐以后随着官僚生活的活跃和扩展,又兴起下级对上级奏状之外另加“别纸”的新复书形式,使繁文缛节随着社会变迁找到了新的土壤。
从敦煌发现的书仪还可以知道,各种书仪兴盛的时间并不完全一致。三种书仪中,朋友书仪的种类发现最少,事实上也是这种书仪最早退出历史舞台。吉凶书仪虽然南北朝、初唐至五代皆有,但是前后期内容差别很大。唐前期大族制定的书仪中以家族内外的吉凶仪为主,此外也有一部分给皇帝的礼仪笺表。但是在晚唐五代地方官员所撰吉凶书仪中,这两部分相对萎缩,而官员之间特别是僚属给藩镇长官的礼仪书状愈来愈占有主要地位。这部分内容又逐渐独立为表状笺启书仪,于是官场礼仪成为书仪的礼仪重心。原来只有皇帝才有资格接受的谢官、谢赐物等书仪,也变成地方长官的专利。在归义军统治时期的敦煌竟然出现了向节度使小朝廷日常参拜的“谢贺语” 。晚唐表状笺启书仪的制定日益兴盛,官场习俗影响民间。
这说明, 整个社会在世族制被官僚制所取代以及受政治影响地方权力僭越中央的同时,礼仪的官僚化、地方化遂不可避免。而中古社会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迎来了唐宋之际划时代的改观。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3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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