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献存疑。文献是由问题的：边疆族群的早期历史往往语焉不详，并进而形成学术谬论，譬如将多族群“整合”入某族之范畴、依据亲缘或地缘依附某族。究其本质，一方面（撰写者为本族）为寻求本族内部（“根基论”：群体成员依据血缘与文化同质的根基而凝聚）与多元文化共识（“情境论”：将族群的认同具有随情境或工具利益选择的特征）与序列的正统性，属于族群自豪感与归属感的再造运动；另一方面（撰写者为中原的族群）也可归因于中原民族对异族认识之蒙昧（认知缺陷）以及匈奴联盟本身发展过程中大量的兼并他族的行为（本体复杂）。
传统考古的遗存研究。传统考古学一般需要对传统匈奴活动区域内的相关考古学文化遗存（遗址的分布形态、地域与堆积厚度、墓葬的葬俗与形制、遗物中陶器相关形制与纹饰、随葬武器数量与类型、殉牲现象、体质人类学特征等），对其文化性质与面貌进行对比与归纳，旨在归纳出一类具有较多文化共性的考古学意义上的族群并分析时空性与等级差异。这样可以吗？其实，这种学术意义上的“族”是文献中的人群集团与考古材料结合的手段，可以套用的一种公式。
在内蒙古长城地带。自战国晚期以来，“古蒙古高原类型”的古代牧人南下，冲击了该区域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便已形成的以“古华北类型”人群与“古中原类型”人群为核心的人种学格局。考虑到此后该区域的族群逐渐融入“匈奴联盟”（匈奴族群与别部），他们成为了匈奴族群吗？我们面对的“族”包含着多个维度：新附族群的文化自觉（这类认知是受到彼时权力的影响，如新族群受到管辖的强度、对资源的获取与阶级上升机会的争取）、新附族群的客观情况（文书记录、亲属制度、服饰饮食、生计模式等内容的变更）、匈奴旧族对新殖民区的接纳与认可（文书记录、社会期望、管理模式、文化互动强度等）、他族群的认知（与既往交往模式、心理期待以及名称的异同）、该族群的部分考古学遗存（物质形态的随机遗留）。而现今考古学所能观察到的仅为部分，我们特别容易混淆认知层面的排他性与物质层面的差异性这两个话题，难以捉摸族群的边界。
族属的解释逻辑通常为：考古学遗存＋文献中相应时空内从事相近生计模式的族群→某族。边疆地带的族群存在聚族而居与多族混居的居住模式，这在民族志上亦有反映。其实文献所载的时空位置不那么经得住推敲：1.空间位置可能为一条或多条民族走廊，对于具体族群的指示性并不。2.文献多为寥寥数语，具有一定的模糊性。3.对边疆族群的记录常常直接套用其他族群的相关记述。在时间上：1.如果所涉及的族群为游牧人，那么文献中的时空记载可能与事实不符（未考虑季节性与政治性因素）。2.考古学遗存的年代与文献的年代不一定契合。考古学遗存或相关文化因素往往在文献记载之前便已出现。这类遗存既可能是某族群文化的成型形态，也可能仅处于较早的文化阶段。在后者的情况中，具有相对“原始”因素的文化或者类型如果共时地存在几支，那么这些遗存似乎可以称为某族群的早期或前族群阶段或某族群的“祖型族群”。我们不能将它们割裂，具体的情况还需视情境而定。最后不要忘记，时空准确还有一个基本的前提：记述意图的确实可信，不是强行改编过的伪史，即第一段的内容。
为了关注族群内部的核心地带与边缘地带，考古学研究往往从事“提取公因式”的方法。具体而言，以鲜卑大联盟（实际上是后世鲜卑人的基因库，视为前族群形态亦无妨）为例，该联盟是由多元民族交汇而成。在此我们需要区分出作为主干的“元鲜卑因素”与作为旁支的、逐渐被纳入鲜卑族群的其他族属的文化特征：“次生鲜卑因素”。因此，考古学族属研究的文章往往笼统地概括所有遗存的共性，将其视为族群内部共享的文化因素（如典型器物与组合），其意图是确定核心文化因素（背后的逻辑其实是共性即核心，普遍性最具有文化的代表性）。这类做法固然能部分地达成目标，但是危险性仍存在：1.缺乏对内部个体社团或族群的考查，缺少对等级、性别、死因等因素的认知。个体的标识物常常代表了身份的隔离，若遵循之前的观点，这些界限便会被抹杀。2.这一研究方法适用于对处于静态与轻微量变发展过程中的单一族群的考察。如果某一族群的器物经历了改制或整体性改变，那么我们得出的结论可能是新族群的出现，而不是旧族群的内部调适。过于量化缺乏对于本质的考察。
非平衡发展的观点。以匈奴为例，匈奴内部的文化属性并非均质的（这一点是欧亚草原考古学文化因素的常态），其在发展中并非全然呈现出同步发展的阶段性，更多的应该是在个体层面上各支亚族（或独立部落）非线性的发展。因此，在此后的研究中，应在传统分区的意义上注重微观层面上文化因素的流变。这种流变是多向度的，因个别族群而异。导致流变之因素可能为环境、生计模式、文化惯习或纳入整个族群联盟的时间早晚等。因此，匈奴联盟所呈现的不仅是一个业已定格的概念，亦为文化的整合进程：原生地域传统在历史进程中的变迁（如农业性的削弱与游牧性的增强）。因此，如何捕捉小时段内、某亚族（或独立部落）在“联盟化”进程中的动态图景，是较为微妙的。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