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民族志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2&ZD136)项目组主要成员。
摘要:《元朝秘史》是一部重要的蒙古学文献,相关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领域,长期以来研究成果不计其数,涉及历史、语言、文学、宗教、社会学等诸多领域。其中,文献学方面的研究开始得最早,取得的成绩较大,受关注的程度也较高。然而《元朝秘史》文献学方面的研究仍然存在继续扩展和深入的空间。例如在《元朝秘史》版本流传的考订方面,随着客观环境的逐步改善,某些方面已经有条件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和完善,有必要对以往的研究做些修正和补充。
关键词:《元朝秘史》 文献学研究 版本流传
《元朝秘史》是一部重要的蒙古学文献,是古代蒙古史最基本的史料之一。经过长期广泛的、多方面的深入研究,《元朝秘史》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领域,形成了专门的学科“《秘史》学”。目前,关乎《元朝秘史》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不计其数,涉及历史、语言、文学、宗教、社会学等诸多领域。其中,文献学方面的研究开始得最早,取得的成绩较大,受关注的程度也较高。但一方面,由于《元朝秘史》本身形式的特殊性以及相关记载的复杂性,给文献学方面的研究带来了较大的难度。尽管一些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趋向明朗,但是还没有达到彻底解决的地步,有些问题因资料情况所限可能会长期处于推测的状态。例如对原书作者、成书确切年份等问题的探讨。另一方面,随着客观环境的逐步改善,在研究的某些方面已经有条件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和完善。例如在《元朝秘史》版本流传的考订方面,就有必要对以往的研究做些修正和补充。因此,相关的研究仍然存在继续扩展和深入的空间。那珂通世的《元朝秘史》日文译注本《成吉思汗实录》序论、陈垣的《元秘史译音用字考》、洪煨莲(William Hung)的《〈蒙古秘史〉源流考》、小林高四郎的《〈元朝秘史〉研究》、柯立夫(F. W. Cleaves)的英译本《蒙古秘史》导论、亦邻真(Y. Irinchin)的《〈元朝秘史〉畏吾体蒙古文复原》绪论《〈元朝秘史〉及其复原》、甄金(Jinggin)的《蒙古秘史学概论》、白·特木尔巴根(B. Temürbaγana)的《〈蒙古秘史〉文献版本研究》、罗依果(Igor de Rachewiltz)的《蒙古秘史,13世纪蒙古的史诗编年史》导论等,都不同程度地涉及这个问题,为相关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
《元朝秘史》是一部“特殊形式的汉字史籍”。所谓“特殊形式”,指的是这部书的完整形式由正文、傍译、总译三部分组成,其中正文是用汉字音写的蒙古语,正文右侧逐词注有汉译即傍译,每隔一段长短不一的内容后附有汉文缩译即总译。全书共分为282个这样称为“节”的段。《元朝秘史》之所以采用这样一种特殊形式,一般认为是出于为汉人编译蒙古语教材的目的。明初,明廷为了培养汉蒙翻译人员,令翰林院编写《华夷译语》,“以华言译其语,凡天文地理、人事物类、服食器用,靡不具载”,“自是使臣往复朔漠,皆能通达其情”。《元朝秘史》的完成时间亦在明初,形式也与《华夷译语》相近,其编译目的和性质当与《华夷译语》同。《元朝秘史》的内容主要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成吉思汗先人的世系谱、成吉思汗的生平史、窝阔台的简史。第一部分(§§1~58):自成吉思汗二十二世祖孛儿帖·赤那至其父也速该·把阿秃儿以来的世系谱(掺有个别史事的简述);第二部分(§§59~268):成吉思汗的生平事迹;第三部分(§§269~281):窝阔台即位后的简史(未提及他的去世);跋文(§282)。目前流行的诸版本,分为十二卷本、十五卷本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的本子,总的内容一样,节的划分亦同,只是分卷不同。十二卷是最初的划分,十五卷划分是后来流传过程中出现的。
《元朝秘史》原文所使用的文字,目前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是畏吾体蒙古文。畏吾体蒙古文的原文已经散佚,流传下来的只是根据原文用汉文做成的教材,即这部题名为《元朝秘史》的书。把蒙古语原文作为正文,采用汉字音写,是为了汉人学习蒙古语的发音。旁边加注汉译,是为了学习者掌握蒙古语的词义,傍译当中还以特定用字表示蒙古语数、格、时制、语态、人称变位等特征,是为了便于学习者正确理解文中的语法现象。总译采用通顺的汉语翻译,是为了方便人们对该段原文的内容有一个总的了解。
《元朝秘史》的原文,本为蒙元时期宫廷用畏吾体蒙古文所修“脱卜赤颜”即“国史”的一部分。脱卜赤颜从蒙古汗国时期开始修纂,中间可能一度辍修,不过还是至少修到了元文宗朝。脱卜赤颜是皇家秘籍,深藏宫中,外人不得窥见。元朝在中原的统治结束后,脱卜赤颜落入明人手中。依目前的一般看法是,明朝为了在汉人中培养蒙古语的翻译人才(通事、译字生),将元代脱卜赤颜中成吉思汗和窝阔台的事迹部分选作教材进行加工,制成了一部特殊形式的汉籍,即经过汉字音写原文、加注傍译和总译、题写书名,形成了现在的《元朝秘史》。
该书除“元朝秘史”外,还有“元秘史”、“蒙古秘史”两种名称。有线索显示“元秘史”是明初汉字加工本最初的书名。前引《明太祖实录》洪武十五年春正月丙戌条提到的书名为“元秘史”,而出现在明洪武年间刻本残叶版心的书名也是“元秘史”。目前所见多数十五卷本卷首(包括各卷卷首)均题“元朝秘史”,十五卷本出自《永乐大典》所收抄本,而《永乐大典》本又抄自洪武刻本。因此一般推测该特殊形式的汉籍起初定名为“元秘史”,抄入《永乐大典》时改为“元朝秘史”。因目前的通行本四部丛刊三编本是据顾广圻校本影印的,书名乃据其卷首题名题为“元朝秘史”,十五卷本又多题“元朝秘史”,“元朝秘史”遂成为该书的一般用名。顾广圻校本流传较广,影响较大。其卷首题名“元朝秘史”下方以小字所写“忙中豁仑纽察脱察安”几个字,也较早受到人们的注意。据顾广圻的跋文,底本即张祥云藏“影元椠旧钞本”中已有这几个字,但是他误以为这几个字“必是所署撰书人名衔”。那珂通世在1907年出版的《成吉思汗实录》的序论中,正确地将“忙中豁仑纽察脱察安”解释为蒙古语“蒙古秘史”的音译。“忙中豁仑纽察脱察安”,是蒙古语Mongqol-un ni’uča to[b] ča’an的汉字音译,直译即“蒙古的秘密国史”。后来的人据此译为“蒙古秘史”,另一书名“蒙古秘史”由此而来。根据各方面情况分析,明初节选元代“脱卜赤颜”中前两汗的事迹部分制作汉字本时,考虑到新成之书已是汉籍,故正式书名题汉字书名“元秘史”,大字题写,然后又返译成蒙古名,因为汉字本的制作者清楚原文来自“脱卜赤颜”,遂返译为“忙中豁仑纽察脱察安”,并以汉字音写,标注于正式书名下方。
二
蒙元时代的皇家史乘“脱卜赤颜”在元廷退出中原迁回蒙古高原后,以某种传抄本或异本的形式在草原上留存下来。虽然今天已经看不到这类本子的全貌,但幸运的是17世纪的罗桑丹津《黄金史》中保留了大量的移录。与《元朝秘史》的量相比较,罗桑丹津《黄金史》大概收录了相当于其三分之二的内容。可以说,罗桑丹津《黄金史》和《元朝秘史》是“脱卜赤颜”的两个主要流传方向,罗桑丹津《黄金史》在内容上相对间接,但是保留了蒙古文的形式,有助于后人了解蒙古文的特征及变化;《元朝秘史》在内容上相对直接,又经过加工,有助于后人确认其读音和语义。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必不可少。
(一)畏吾体蒙古文原文的流传元代“脱卜赤颜”今已不存,但是其某种传抄本在蒙古地区长期流传。1926年,蒙古人民共和国经籍馆馆长札姆扬(O. Jamyang)在旧喀尔喀车臣汗部桑贝子旗的永谢布台吉达里(Dari)家发现了一部藏式贝叶装手抄本,书名有Altan Tobči(黄金史)之语,跋文中提到Blobsang bstan gjin(罗桑丹津)之名,故通称罗桑丹津《黄金史》。经学者核查,在这部17世纪后半叶的手抄本中保留了《元朝秘史》大约三分之二的内容。札姆扬意识到这部手抄本的重要性,很快亲自抄写一份,于1927年寄给了伯希和(P. Pelliot)。1932至1935年间,符拉基米尔佐夫(Б. Я. Владимирцов)借用原抄本,其间为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制成一份照片本。1937年,蒙古人民共和国经籍馆根据原抄本出版了铅印本,分上、下两册。1952年,哈佛燕京学社影印了这个铅印本。1990年,蒙古国出版了原抄本的影印本,仍用藏式贝叶装。
(二)《元朝秘史》即汉字本的流传
明初完成《元秘史》后,洪武年间已经有刻本问世。至永乐初年修《永乐大典》,又有抄本从刻本抄出,收入《永乐大典》的本子由十二卷改分为十五卷,题名亦改为《元朝秘史》。洪武刻本已基本无存,仅于1933年在故宫内阁大库发现了40多个残叶。另据报道,故宫内阁大库还曾发现一种属于十二卷本的抄本。
1805年,顾广圻在张祥云家见其藏有“影元椠旧钞本”,“通体完善”,就让张古馀借来“覆影”一部,他再进行校勘。新成的本子一般称为“顾校本”或“顾氏监抄本”等。顾校本属十二卷本,其底本“影元椠旧钞本”之“元椠”即原椠之义,当指洪武刻本。由于洪武刻本、张祥云藏本均已失传,而十五卷本诸本都出自《永乐大典》从洪武刻本转抄的本子,所以经过顾广圻校勘的影抄本就成为现存《元朝秘史》的最佳抄本,受到学界的重视。
顾校本后来辗转为清宗室盛昱所得,19世纪80年代中期,文廷式、李文田据盛昱藏本各自转抄一部。文廷式于20世纪初再请人复抄一部送给了日本友人内藤湖南。1908年,叶德辉据文廷式的转抄本刻版发行,一般称“观古堂本”或“叶德辉本”。日本学者那珂通世从内藤湖南处得到文廷式募人所抄之本的影抄本,不久即开始着手翻译、注释,于1907年出版了影响学界的《成吉思汗实录》。盛昱去世后,藏书四散,顾校本后为上海涵芬楼所收。商务印书馆于1936年将顾校本影印收入四部丛刊三编,当时以故宫内阁大库所发现的明刻本的41枚残叶替换了抄本中的相应部分。四部丛刊三编本因此成为学界最受欢迎和普遍使用的本子。
伯希和提到他曾从中国获得一部《元朝秘史》的“良好的古代抄本”,韩百诗(A. Hambis)介绍说伯希和对《元朝秘史》的还原与翻译除了利用叶德辉刻本外,“还特别利用了一部明代的手抄本,这部手抄本看来最好,他有这部手抄本”。罗依果说这个本子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手抄本部(藏书号Ms. Chinois 11003),其系谱还不好确定,但似乎是顾校本的一个抄本,经过了与《永乐大典》十五卷本或其某一抄本的对勘,6册,版式同叶德辉刻本和四部丛刊三编本,但无叶码和版心书名,卷首钤盖的两方印记,暂可推测出自汪士铎和闵国勋的藏书印。
目前已知诸抄本中,属于十二卷本的,除了顾校本(包括其转抄本等)、永乐二年抄本外,还有喀喇沁王府藏本。喀喇沁王府藏本为残本,仅保留大约两卷的内容(卷7、卷8)。
明、清两代见于著录的十二卷本还有几种,但是现在已无法看到。例如,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叶盛《菉竹堂书目》都提到《元朝秘史》一部五册、续集一部一册。从划分正集、续集的特征来看,当为十二卷本。清初,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倪灿《补辽金元艺文志》直接记“《元朝秘史》十二卷”。孙承泽《元朝典故编年考》也提到“元人有《秘史》十卷、《续秘史》二卷……偶从故家见之”。据万光泰《元秘史略》序文,他利用的原本为“《元秘史》十卷,续二卷”。这些本子都未交代是刻本还是抄本。顾广圻的跋文中提到他曾在金德舆处见到一个“残元椠本”,分卷与十五卷本不同,但是“卒卒未得写录”,钱大昕曾“据以著录其《元史艺文志》”。钱大昕《元史艺文志》则著录“《元秘史》十卷、《续秘史》二卷”,没有交代版本。据顾广圻的跋文,当为刻本。钱大昕在他处提到一部首尾残缺的“鲍氏知不足斋刻本”,分卷与十五卷本不同。鲍廷博处这个首尾残缺的刻本与金德舆处的“残元椠本”特征相合,很可能是同一个本子。鲍廷博藏刻本后来为黄丕烈购得。马玉堂旧藏本的识语中提到“黄荛翁影元钞本”,当即黄丕烈购得的鲍廷博藏刻本。莫伯骥也著录一部十二卷本的钞本。
抄入《永乐大典》的十五卷本,原载十二先元字韵中,为第5179-5193卷。今已不存。目前可以看到的十五卷本有近十种。
韩泰华旧藏本。该本现藏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图书馆。1872年俄国传教士巴拉第(П. И. Кафаров)在北京购得一部《元朝秘史》的十五卷抄本,后于1878年赠送给了波兹得涅耶夫(А. М. Позднеев)。伯希和有此抄本的照片,曾于1933年赠送一份给北平图书馆。1962年,苏联学者潘克福(В. Панкратов)将该抄本在莫斯科影印出版。1975年其影印本又被收入《元朝秘史三种》。究其来源,据抄本所钤印记和其他一些特征,可知它曾先后为韩文绮、韩泰华祖孙所收藏,鲍廷博、黄丕烈曾利用,后辗转归巴拉第。有人推测该本出自钱大昕所收藏的本子。学界一般称为“潘克福本”、“东方文献出版社本”或“苏联本”等。此本抄写质量较差,讹误较多。卷首附钱大昕“跋元秘史”。卷一题名下有“忙中豁仑组察脱察安”八个字,“组”为“纽”之形讹。卷七结尾处有题记“嘉庆乙丑元宵从刻本补写迄,通介叟记”,卷九结尾处有题记“嘉庆乙丑二月十一日从刻本补写,七十八叟识”。卷八开始处叶眉书“刻本第七卷起”、结尾处叶眉书“刻本七卷止”,卷九开始处叶眉书“刻本第八卷起”,卷十三开始处叶眉书“元朝秘史续集卷一”,卷十五结尾处叶眉书“元朝秘史续集卷二终”。卷十三至卷尾,叶眉共有六处题记,分别见于第247、258、263、264、282节。卷尾有一附叶,正面写有几行文字,提到“即请渌饮丈正”,文末署“復翁”。各种题记及附文等,笔迹与正文同。
陆心源旧藏本。该本现藏日本静嘉堂文库。原为劳格(字季言)旧藏,清末曾一度归陆心源所有,1907年被陆氏后人出售给了日本人岩崎弥之助,入藏静嘉堂文库。学界有称“陆氏本”或“陆心源藏本”的。此本分两册,缺损卷首之叶(相当于第1、2节和第3节的音译正文部分),其他部分保存良好。抄写工整,讹误明显少于韩泰华旧藏本。卷五结尾处有题记“嘉庆甲子十二月十一日从刻本补写”,卷六结尾处有题记“嘉庆乙丑正月初三日从刻本补写迄,七十八叟记”,卷七结尾处有题记“嘉庆乙丑元宵从刻本补写迄,通介叟记”。卷六结尾处叶眉书“刻本五卷止”,卷七开始处叶眉书“刻本六卷起”,卷八开始处叶眉书“刻本第七卷起”、结尾处叶眉书“刻本七卷止”,卷九开始处叶眉书“刻本第八卷起”,卷十三开始处叶眉书“元朝秘史续集卷一”,卷十五结尾处叶眉书“元朝秘史续集卷二终”。卷十三至卷尾,叶眉共有六处题记,分别见于第247、258、263、264、282节。卷尾附钱大昕“跋元秘史”,最后也有黄丕烈致鲍廷博短简。各种题记及附文等,笔迹与正文同。
丁丙旧藏本。现藏南京图书馆古籍部。之前曾先后为王宗炎、丁丙所收藏。字迹工整,保存完好,讹误较少。卷十三至卷尾,叶眉共有八处题记,其中六条与韩泰华旧藏本、陆心源旧藏本的相同,另外两条分别见于第265、272节。
孙星衍旧藏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该抄本不见其他著录。分二册,卷首附钱大昕的“跋元秘史”。卷一题名下有“忙中豁仑纽察脱察安”八个字。卷四结尾处有题记“嘉庆甲子十一月二十四日从刻本补写迄”。字迹工整,保存完好。正文中有红笔修改之处,似为后人所为。
韩泰华旧藏本、陆心源旧藏本、丁丙旧藏本和孙星衍旧藏本这4种抄本,较其他本子共同点更多一些,渊源关系当更近。
瞿镛旧藏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分四册,卷首和卷尾各钤盖一处“铁琴铜剑楼”之印记。卷首附钱大昕“跋元秘史”。
翁同书旧藏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这个抄本不见于其他著录,共分为四册,卷首有翁同书手抄的阮元的“元秘史提要”,卷尾附钱大昕的“跋元秘史”。字迹工整,保存完好。
马玉堂旧藏本。现藏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学学院信息资料室。他处未见著录。据介绍,该抄本分六册,卷首有七行识语,其后附钱大昕的“跋元秘史”,卷一题名下有“忙中豁仑纽察脱察安”八个字,每册首叶题名下钤盖“马玉堂”、“笏斋”印记,讹误较少。
可以确认直接从《永乐大典》抄出的本子有张穆抄本,但只抄了总译部分,后来被刻入《连筠簃丛书》,而张穆抄本却遗憾地不知下落了。
还有一些十五卷抄本见于著录,但是现在还无法看到。例如:卢沚《抱经楼藏书目录》记:“《元朝秘史》,十五卷,四本,抄本,不著撰人名氏。”其《四明卢氏藏书目录》著录为:“《元朝秘史》,十五卷,钞本,缺首数页,不著撰人名氏。”阮元《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为一部十五卷本作有提要,这个本子是他在19世纪初任浙江巡抚和学政期间征集到的,本准备进献朝廷,但是最终没有进献,后散失。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提到一部十五卷抄本。陈树杓《带经堂书目》、周星诒《传忠堂书目》分别著录一部十五卷抄本,均说明为“张蓉镜钞本”。二人所藏为同一个本子,只是时间有先后。《嘉业堂藏书志》著录一部十五卷抄本:“《元秘史》,十五卷,旧钞本,不著撰人名氏。……此钞本尚旧。收藏有‘泰峰所藏善本’朱文方印。”另据张穆所获信息,程同文曾抄写了一部十五卷本,但是后来文稿遭窃,《元朝秘史》抄本也不知所终。
以上就目前所知《元朝秘史》诸版本的情况做了重新梳理,对前人的工作有所修正和补充。相信随着学术的不断进步,相关方面的研究还会不断出现新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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